《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读书笔记

这是一本经典之作，是国外研究毛的早期著作之一。在林同奇先生撰写的中文版代序中，用一篇字数较多的论文回顾了史华慈先生一生的研究及其研究思想体系。在史华慈生活的那个年代，冷战思维还很盛行，再加上中西方交流本身不多，所以西方学界对于毛的论述很多都是妖魔化的，过于污名化，但史华慈的研究可贵的一点就是较为客观，不仅看到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也看到具体的人的活动，以及人在具体环境中的行动。正如他自己而言，他非常反对将人彻底单面化的“人的模式”，认为人的权力并非是在真空中运作的，应该要看到人的复杂性、多面性和立体性。史华慈强调的最根本的一点是，不管是外来的或者是内在的可以起作用的一切因素，统统都得通过政治行动者有意识的政治行动这个无法回避的媒介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人的意识、处境和行动之间的三角互动就成为了史华慈研究政治史和思想史的一种根本办法，通过这个办法，不仅使政治人物的行动成为可以理解的行动，而且展示了历史事态的发展并不像有些人事后回顾说的那样只有一种可能（中文版代序，P15）。也就是说，虽然政治人物所处的环境和他自己本身的性格特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某些选择，但是在这些选择中，仍然可以去追寻的是，他为何会选择特定的那一种，而不是其他（中文版代序，P24）。这一点来讲，也是后面书中主题遵循的路径。史华慈的观点与同时代的列维·斯特劳斯和格尔茨不同，他认为历史的诠释应该关切的是建构人而不是消解人，建构的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主张人创造了文化等观点。当然，他也反对模式化，主张移情式和投入式的理解。

史华慈后期的时候，还研究了中国的古代思想，于他而言，研究过中共早期的领导人，特别是毛之后，会发现早期的建党人大都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而说到五四运动，就要去对晚清时期的政治和社会思潮做一次较彻底的梳理。史华慈选择了“严复”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他是晚清代表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一生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的交汇（中文版代序，P22）。而研究完严复之后，史华慈还认识到，要想真正彻底理解中国现当代政治和思想，就必须要回到古代思想家那里，回到先秦诸子，从他们那里来寻找当代思想的渊源，这当然是历史谱系学的追寻了。当代4很多做历史社会学的学者，也都是这样做的。

在研究古代思想时，史华慈很大的贡献，就是将中西方的古代思想做了比较分析。因为很多学者认为，中西方的古代思想家讨论的问题不同，无法放在同一位置上进行讨论，但史华慈从他自身的问题意识出发，认为虽然双方讨论的具体问题不同，但对于具体问题背后的大问题仍然是具有相似性和讨论意义的，是存在普世性的研究问题的，关乎到人与天、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文版代序，P26）。在这其中，史华慈受到雅斯贝尔斯“轴心文明”观点的影响。

进入正文。史华慈在英文第三版序言中，写到了这本书最关注的两点，其一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政治关系的历史以及整个运动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其二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思想与实践之间演进关系的问题（英文第三版序，P59）。通俗而言，就是要考察莫斯科及共产国家在中共早期产生的影响是何，影响有多大；要研究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中国能否适用，在实际中又有何种变化。这是史华慈关心和研究的两大问题。

整本书的主体部分不算多，也非常清晰。其最重要的线索就是，围绕中共早期的核心领导人之间的更迭，来叙述莫斯科方面是怎样将权力和理论观点施加到中共核心领导层的，又进而论述这些理论观点怎样指导了中共早期革命的实践。可以清楚的看到，早期的建党领袖李大钊和陈独秀，指导中共早期的活动，包括与国民党合作等等。随着李大钊被捕和国民党后期右翼势力崛起，蒋介石掌权，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陈独秀的领导地位被瞿秋白代之。在这个取而代之的过程中，史华慈着重论述到了为何陈独秀会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这里面的原因和过程值得深思，既有苏联方面的干预，也有个人斗争因素在。瞿秋白接任后，并没有将党内的力量整合起来，反而党内更加涣散。随着广州起义的失败，瞿秋白的位置被李立三代之。李立三一同以往，并没有将土地革命作为核心内容开展，还是强调攻打大城市，忽视农民的力量，最终党内的力量更加涣散。李立三被莫斯科放弃，最终被王明等留学一帮人取而代之，最终被批为“左倾冒险主义”。其实史华慈的论述中，可以看到除毛之外，中共早期的领导人都深受莫斯科的影响，或者说左右，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党的六大是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因为毕竟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并不是完全适用于中国，莫斯科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的国情认识还是非常浅薄，导致党在早期一直在走弯路。在莫斯科方面的指导中，史华慈主要讲到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的斗争，及两人不同观点在中共早期革命中的应用。

史华慈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在书中P107-111中有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农民阶级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一支自主的有创造力的力量，所以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个重担转交到了城市的工人阶级身上。这一观点到了列宁之时，有了些许的改变，列宁认为农民群众有一定的创造力，但也有天生的局限性。列宁虽然认识到了农民阶级的一定的创造力的作用，但他从来没有有意暗示农民阶级将起到中心的作用，相反，农民阶级只有与工人阶级联盟才有实现土地革命。也就是说，农民自身无法完成自救，必须依靠工人/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实现，这暗含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可以说，中共早期的土地革命及后期的农民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列宁观点的直接影响。关于马列主义在中国当时国情之下的适用性问题，是本书讨论的一大重点。因为中国的实践，恰恰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就像史华慈在后面说到的那样，“已经证明的是，一个共产党的存在可以完全不与城市工人阶级有任何事实上的联系”（P181）。所以史华慈说道，“我认为，毛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义上的农民党，而是一个以农民不满情绪为基础而逐渐掌握权力的职业革命者的集团”（P182）。

毛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早在瞿秋白当书记之时，朱毛就开始了创建红军，毛已经逐渐开始意识到了农民阶级力量的强大性，意识到了党掌握军队的必要性，这两点可以说最终成就了毛的崛起，也宣告了中国“独特路线”的形成，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道路。毛最初并不被莫斯科方面看好，但由于路线的正确性和对于中国革命正确把握的程度，最终迫使莫斯科承认毛在中共中的核心地位，这是毛主动争取而来，并非是莫斯科方面主动授予。这一点，与前几位（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有着明显的区别。可以说，毛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对于农村和农民地位的把握，这也真正使得马列主义在中国落地扎根开花，就像他自己而言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还可以看到的是，早期的一些领导者之所以忽视农民的力量，与他们自身的出身也有密切关系，因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与民众相关联，另一方面和民众又是疏离的。

史华慈最后还有两篇文章，是关于德性统治和卢梭思想在当代中国的体现。从思想谱系上而言，《德性统治》一文侧重追寻wg的西方思想根源，与第二篇文章一样，用卢梭的一些理论观点来去理解中共，特别是毛为何发动wg，以及wg的影响。接着，他还集中讨论了孟子的思想对文革的可能影响。这两篇文章，就像林先生在序言中提到的那样，史华慈用中国古代思想和西方近代思想来理解中国现当代政治（中文版序言，P10-12）。思想谱系和问题意识相结合是史华慈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也是解读他的著作的重要线索。毛的领导，本身来讲，是践行了卢梭的公意精神，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人们既可以具有卢梭的社会美德，又可以享受美好的物质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特有魅力的重要源泉（中文版序言，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