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鬼君說《功過格》

此书1999年曾出版过中译本，此次再版，译者做了修订。功过格，是一种广泛流传于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善书，它通过列举善恶行为、量化功过等抽象概念来指导人们的日常道德实践。作者一开始就明确说明：“功过格和所有善书一样，是建立在信仰超自然报应的基础上的，这种信仰相信上天和神明会奖善罚恶。”（第2页）因果报应和转世观念对功过格的加持，在不同时代的体现有很大的变化。作者在第一章讨论了功过格的雏形《太上感应篇》和《太微仙君功过格》，前者是理论阐释，后者是实践手册。这两部小册子对中古以来的报应观念进行了融汇，且更通俗化，以期向更广大的民众开放。作者指出：“《太上感应篇》中的报应宇宙观对普通听众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与早期的道教和佛教经典不同，它不把报应与特殊教派的神绑在一起……《感应篇》中的诸神无疑不为儒、释、道三教中任何一教所独有。”（43页）另一方面，功过格与宋代的理学修身观念有呼应，也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

但是，理学更看重的是“正其谊不谋其利”，一个人自我的道德修行应该出于本心，怎么能期待名利上的收益呢？熟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其实很纠结。只是功过格隐藏的这个BUG并未发作，直到明后期。16世纪的袁黄（袁了凡）重新塑造了功过体系，一方面，“改变了积累功德的目标，使积累功德不再是为了成仙或转世于更高地位这样遥远、神奇的赏赐，而是为了取得像做官或生子这样的现世物质报偿……以往的功过格强调神通过子孙后代和转世再生控制报应，现在却更多地强调神在此时此地对人及其命运的控制”（101-102页）。对福报的来临进行加速，不搞期货、期权这些缥缈的承诺。另一方面，功德的积累不再是个人的福报，可以与家庭共享。“袁黄和他妻子把他们各自的功德都记录在一本共有的‘账簿’上。尽管袁黄是这本账的正式代表——他首先开户，而且是超自然报答的直接受益者——但是家庭作为一个整体都将从他的好运中收益。”（97页）开出现实收益和家庭共享的支票，很好地平衡了当时中国传统社会的诉求，人们很难抗拒这样的诱惑。因此，理学家哀叹：“袁黄功过格竟为近世士人之圣书。”虽然很多晚明士人抨击袁黄功过格的堕落，因为这严重地削弱了社会道德的纯洁性。但是即使是批评得最激烈的人，后来也纷纷开始使用功过格。毕竟，对现实收益的承诺是直截了当的“真香”警告。

士人们一边批判袁黄，一边编写各种各样的功过格，不过，这时的功过格面向更广，有按照身份群体分类的，有一部《不费钱功德例》就很典型，“这本书主张，人不一定要富裕才能获取功德。它的启示就是：任何人，甚至那些不愿或不能‘购买’功德的人都能积功”。（197页）这些功过格面向所有人，但特别强调各人要安于其位，不做非分之想。作者特别分析了其中关于怎么做好奴才积攒功德的事例，比如某奴仆为守护主人家产被盗贼杀害，得到的福报是在阴间免除七次转世为牲畜的惩罚，直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在功过格作者的眼中，商人获利是很容易的，他们用财富行善比别人更容易，“那些求福之人，因其善举而获得回报，因此获得多少是他们应得的地位，但是为了维持这种地位和福气，就有必要用他们的财富来行善。与社会补偿观念相连的报应变成了一种手段，用以强化富人和上等人保护并帮助乡里的责任”。（174页）功过格的推行，显然也起到了对财富进行再次分配的作用。

至此，功过格已完全不再是个人修行、自省的实用手册，而成为辅助政府教化、固化阶层的有效意识形态手段，其功效在二十世纪中期仍被看重（参看261页注1）。最新听到的最接近功过格的例子是，某小学规定，小学生如能说服父母去接种疫苗，可获得五颗五角星的奖励，而十朵小红花才能换一颗五角星。

回到本书副标题的立意，作者在书中的一句话特别能说明功过格的作用：“纵观整个17世纪，功过格是为改善社会无序和阻止道德腐败而绘制的、包罗万象的改革蓝图。”（186页）只是功过格只对有宗教信仰的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