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阅读周作人的一些总结与摘录

否定中国国民性（顺民、中国文化为奴仆文化、知识界现实）——欧化中国人——自由主义——（既反抗“旧”的专制，也警惕“新”的潜在的专制）——日本国民性（血脉里的国粹？）——周作人与日本的联系 1.国民性与地方性，反对“普遍的约束”（《谈龙集》，12页） 2.无政府主义？非暴力主义？（《谈龙集》，《诗人席烈的百年忌》） 3.周作人1939年投日 4.对反抗可能引起的后果的过分忧虑 5.周作人与日本白桦派（《谈龙集》，《有岛武郎》） 6.周作人对神话的偏好（与《古事记》的翻译有关，但与他投日是否有关？）；神话中蕴含道德观念变迁，可以打破中国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和“天经地义” 7.“因为那些社会学者似乎都是弄社会政策的，只注意现代，于历史的研究大抵不着重的。这件事好像是切望中国赶快成为一个像样的民主国，急切不能成功，本来也是难怪的，虽然也难免略略地失望”（《谈龙集》，40页） 8.希望青年“养成明白的头脑，以反抗现代的复古的反动”（《谈龙集》，42页） 9.“现在中国刮刮叫地是浪漫时代，政治上的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都是一种表现”（《谈龙集》，49页） 10.“中国的革命尚未成功，至今还在进行，论理应该是民族自觉的时代；但是中国所缺少的，是澈底的个人主义，虽然尽有利己的本能，所以真正的国家主义不会发生”（《谈龙集》，52页） 11.圣道战争？（1922年爆发“非基督教运动”，周作人反省与批判了现代知识分子无神论外衣下的准宗教情绪，他认为理性的反抗才是一切革命的精神的本源，“专制的狂信”是东方文化中的最大毒害。周作人赞赏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赞赏托尔斯泰主义，批判“精神上的义和拳”） 12.中国的道学力量依然不小 13.“ 中国人落在礼教与迷信的两重网里”（《谈龙集》，97页） 14.上海气的基调是中国固有的“恶化”（《谈龙集》，103页） 15.“中国现今的道德观念多半以私产制度为标准，所以世俗对于亲子男女间的思想也纯粹建立在这上面”（《谈龙集》，105页） 16.“现在还是浪漫时代，凡浪漫的东西都是会有的。何独这一派鸳鸯蝴蝶呢？现在高唱入云的血泪的革命文学，又何尝不是浪漫时代的名产呢”（《谈龙集》，107页） 17.“我想文学里不会有什么阶级，但所表现出来的可以是属于某一阶级或时代的精神，文字形式也可以因了内容而有若干的差异。现今弥漫于上下的，的确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以私产制度为根基的道德与风俗，例如偏重女性贞操，纳妾蓄婢，宿娼等之公认及讴歌，都是明证”（即使是所谓“无产阶级”，也是如此）（《谈龙集，108-109页） 18.“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革新与对传统的破坏（《谈虎集》，6页） 19.“因为懒，因为怕用心思，怕改变生活。所以他反对新思想新生活，所以他要复古，要排外”（《谈虎集》，14页） 20.“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是称赞不得的”（，谈虎集》，14页） 21.“日本是能了解中国人的坏性质，用了适当的方法来收拾他”（《谈虎集》，15页，《排日的恶化》，此篇重点关注） 22.中国不曾有真正的亲日派（《谈虎集》，《亲日派》） 23.“妥协，顺从，对于生活没有热烈的爱着，也便没有真挚的抗辩”（《谈虎集》，22页） 24.“因为中国的人看得生活太冷淡，又将生活与习惯并合了，所以无怪他们好像奉了极端的现世主义生活着，而实际上却不曾真挚热烈的生活过一天”（《谈虎集》，22页）

25.启蒙者的困局（《谈虎集》，《宣传》） 26.“中国人现在还不将人当人看也不知道自己是人”（《谈虎集》，56页） 27.“觉得因为有这些尖脚的姊妹在那里走，连累我不但不能够以先进国民自豪，连后进国民的头衔也有点把握不住了”（《谈虎集》，63页） 28.“该得诅咒的是那伪文明与伪道德，使人类堕落成为狼以下的地位的生物，——而他们则是可怜悯者”（《谈虎集》，65页） 29.中国的迷信与巫术性 30.“人间最大的诅咒是肖子顺孙四个字。现代的中国正被压在这个诅咒之下”（《谈虎集》，78页） 31.“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谈虎集》，93页） 32.“因为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而思想道德却是统一的，你想去动他一动，便要预备被那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反对，变成名教罪人”（《谈虎集》，100页） 33.“我们所凭者乃是民气——大众的气势与气运。察得这几年来民气的趋向是在于卫道爱国。运动恢复帝号，是曰尊王；呼号赶走直脚鬼，是曰攘夷；非基督教，是曰攻异端；骂新文化，是曰辟邪说，这都是圣人的阴魂的启示，更不必说学艺界上的国粹，东方文化，传统主义等等的提唱了”（《谈虎集》，105页） 34.“我想社会制裁的宽严正以文化进步的高低为比例，在原始社会以及现在的山村海乡，个人的言动饮食几乎无一不在群众监督之下，到得文化渐高，个人各自负责可以自由行动，‘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才真是文明社会的气象”（《谈虎集》，113页）提倡个人解放 35.“对于中国的国民性根本地有点怀疑”（《谈虎集》，115页），“一国国民丧失了做人资格”才是“真国耻” 36.“现时中国人的一部分已发了疯狂，其余的都患着痴呆症。只看近来不知为着什么的那种执拗凶恶的厮杀，确乎有点异常，而身当其冲的民众却似乎很是麻木，或者还觉得颇舒服，有些被虐狂的气味。简单的一句话，大家都是变态心理的朋友”（《谈虎集》，123页） 37.中国国民里太多外国人 38.“野蛮人常把自己客观化了，把自己行为的责任推归外物”（《谈虎集》，136页） 39.中国人的看客心态与奴性 40.“大家唯有复归于沉默，于是而沉默遂统一中国南北”（《谈虎集》，196页) 41.“有文化的民族，即有仇杀，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尸骨，加以后身之恶名，则非极堕落野蛮之人不愿为也。吴君是十足老中国人，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永乐乾隆的鬼来，于此足见遗传之可怕，而中国与文明之距离也还不知有若干万里”（《谈虎集》，197页） 42.“这实在足以表出中国民族的十足野蛮堕落的恶根性来了！我常说中国人的天性是最好淫杀，最凶残而又卑怯的”（《谈虎集》，《诅咒》） 43.“从前非宗教大同盟风靡一世的时候，我本不是什么教徒，只觉得这种方法不很对，说了几句闲话，结果是犯了众怒，被乱骂一通，还被共产派首领称为资本主义的走狗！这回的说闲话，差不多也要蹈前回的覆辙，《新锋》上有居庸关外的忠实同志已经在那里通信说这是赤化了，吓得山叔老人赶紧爬下火山去，是的，我们也可以看个样，学个乖，真的像瓶子那样地闭起嘴来罢！”（《谈虎集》，205页） 44.“有本国语可用而必译音，译又必以英语为唯一正宗，殊不可解；学会英文而思路不通，受了教育而没有教化，日本前车之鉴大可注意”（《谈虎集》，221页） 45.国民的思想全是萨满教的，缺乏理性 “中国现在到处是大乱之源，却不怕他发作，便因为有这‘命’的迷信。人相信命，便自然安分，不会犯上作乱，却也不会进取；‘上等社会’的人可以高枕无忧，但是想全部的或部分的改造社会的人的努力，却也多是徒劳，不会有什么成绩了”（《谈虎集》，241页） 46.文化的精英主义（《谈虎集》，《乡村与道教思想》、《王与术士》），弗雷泽的影响，元老政治，老人统治 47.“中国多数的读书人几乎都是色情狂的，差不多看见女字便会眼角挂落，现出兽相，这正是讲道学的自然的结果”（《谈虎集》，256页） 48.“中国却是怎样？大家都做着人，却几乎不知道自己是人”（《谈虎集》，285页） 49.“一民族的文明程度之高下，即可以道德律的宽严简繁测定之，而性道德之解放与否尤足为标准”（《谈虎集》，295页）、“中国号称礼教之邦，而夷考其实，社会上所主张的道德多是以传统迷信为根基的过去的遗物” 50.受勒庞影响，“揭去群众偶像”，打破对于群众的崇拜（《谈虎集》，298页），“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是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这不必是反对，只是不能承认他是可能” 51.中庸主义 52.“性的事实并不是不可记述的，不过那须用别一种方法，或艺术的发表为文学美术，或科学的为性的心理之研究，都无不可，却不宜于做在社会新闻上供庸众之酒醉饭饱后的玩弄”（《谈虎集》，321页） 《评自由魂》 53.“中国人实在太缺少求生的意志”（《谈虎集》，343页，与希腊对比） 《日本与中国》 54.希望艺术能超越政治 55.“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极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社会的运动去替代他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其实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周作人书信》，15页） 56.“他们自以为是科学思想与西方化，却缺少怀疑与宽容的精神，其实仍是东方式的攻击异端；倘若东方文化里有最大的毒害，这种专制的狂信必是其一了”（《周作人书信》，30页） 57.“我辈的蒙难纪念又快到了”（《周作人书信》，98页，周作人直到1932年仍在念“在旧女子学院被围”事，究竟何事） 58.“世事愈恶，愈写不进文中去，（或反而走往闲适一路，）”（《周作人书信》，101页，写于1933年。三十年代，周作人文中常有“懒散”、”闷损“、趋向佛学之类语词） 59.“鲁国越官吏，江上逍遥师，避敌甚畏虎，篦民若养狸······此公乃明遗老，而对于鲁王之官兵乃不得不作如此语，岂不大可哀哉”（《周作人书信》，102页） “钳者，虽不见钳，然人孰有不钳乎”（《周作人书信》，118页） 60.《与友人论怀乡书》中怀念东京及九州关西，“因为在外国与现实社会较为隔离，容易保存美的印象，或者还有别的原因。现在若中国则自然之美辄为人事之丑恶所打破，至于连幻想也不易构成”（《周作人书信》，42-43页）周作人一生都在追求“美” 61.《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只可惜中国人里面外国人太多，西崽气与家奴气太重，国民的自觉太没有”、“提倡国民文学的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这个结果是凡本国的必好，凡别国的必坏，自己的国土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争战是天下之正义，而犹称之曰‘自尊心’” 62.“可是我却是有别一种的看法，觉得日本对于外国文化容易模仿，固然是他的一样优点，可是不一定怎么对·····倒是日本的特殊的生活习惯，乃是他所固有也是独有的，所以更值得注意去察看一下”、“日本生活里的有些习俗我也喜欢，如清洁，有礼，洒脱······他只是没有宗教的与道学的伪善，没有从淫佚发生出来的假正经”（《知堂回想录》，六六，《最初的印象》） 63.“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在日本找到中华文化的传承（《知堂回想录》，六七，《日本的衣食住上》） 64.“我相信日本到底是东亚或是亚细亚的，他不肯安心做一个东亚人，第一次明治维新，竭力挣扎学德国，第二次昭和战败，又学美国，这都于他自己没有好处，反给亚细亚带来了许多灾难”（《知堂回想录》，220-221页） 65.周作人的忧惧心理（《知堂回想录》，443页） 66.人道主义的信仰（《知堂回想录》，一三三，《文学与宗教》） 67.中日学术协会（《知堂回想录》，一四二，《玛嘎喇庙》） 68.“日本是一个名称君主立宪，而实际是由军阀专政的国家，民国以来北洋政府虽然还很反动，可是民间有些活动显得有民主的色彩，这与日本人的观点是不大合得来的”（《知堂回想录》，一四三，《顺天时报》） 69.“北伐成功是近年的一件大事，中国南北总算统一了，但这只是从表面上看的话，若是在事实上却是给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深感在中国生存之不易，到处要受到监伺，危机四伏”、“北方刚脱了复古的鞭笞，革命发源的南方却渐渐起头来了，这风是自北而南呢，还是仍要由南返北而统一南北呢”、“似乎中国现在还是在那一个大时代里，如《官场现形记》所说的‘多磕头少说话’的时代”（《知堂回想录》，一七一，《北伐成功》） 70.“日本人的爱国平常似只限于对外打仗，此外国家的名誉仿佛不甚爱惜”、“我仍明确的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运命还是一致，亚细亚人岂终将沦于劣种乎，念之惘然”（《知堂回想录》，一七四，《日本管窥》） 71.“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很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种种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是那么拙，日本人爱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样说来，日本民族与中国人，绝不相同的最特殊的文化是它的宗教信仰，而关于这个我们却是无从了解的，他们往往感情超过理性，因此如上边所举的例都是蛮不讲理，有时离奇狂暴近于发疯”（《知堂回想录》，一七五，《日本管窥续》） 72.1939年元旦周作人遇刺，此后投靠日本。遇刺事件在周作人思想转变过程中，究竟起着什么作用？ 73.任伪职期间，周作人被日本当局称为“反动老作家”，他当时的思想为“其一为伦理之自然化，其二为道义之事功化是也。这第一点是反对过去的封建礼教，不合人情物理，甚至对于自然亦多所歪曲，非得纠正不可”，其二是“所以我以为瞑目静坐在那里默想仁字，固然也不是坏事情，然而也希望他能够多少见于实行，庶几表示与一心念佛的信徒稍有不同耳”、“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辞，但民族间有系维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此在平日视之或无甚足取，唯乱后思之，却大可珍重······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学语言礼俗，如此而已······把握汉文学的一统性，对于民族与文学同样的有所尽，必先树立了民族文学的根基，乃可以东亚文学的一员而参加活动”（《知堂回想录》，一七九，《反动老作家》） 74.“那篇文章是我照例的鼓吹原始儒家思想的东西，但写的时候却别有一种动机，便是想阻止那时伪新民会的树立中心思想，配合大东亚新秩序的叫嚷”、“中国人的思想本来是很健全的，有这样的根本基础在那里，只要好好的培养下去，必能发生滋长，从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国民出来”、“为的贯彻求生意志，使得人己皆得生存，皆得幸福，这便是中国人的现实主义，可是若是生存受了威胁，那也就起来抵抗，这就要乱的一团糟了”（《知堂回想录》，一八〇，《反动老作家二》） 75.“我从古今中外各方面都受到各样影响，分析起来，大旨如上边说过，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的，不但未受外来感化而发生变动，还一直以此为标准，去酌量容纳异国的影响。这个我向来称之曰儒家精神，虽然似乎有点笼统，与汉以后尤其是宋以后的儒教显有不同，但为表示中国人所有的以生之意志为根本的那种人生观，利用这个名称殆无不可”（《知堂回想录》，793页） 75.周作人思想：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故鬼重来；生活之艺术；中庸与节制；顺从自然天性；反礼教，尊重女性，尊重性；绅士鬼与流氓鬼；与民间文化的精神联系，欣赏民间毫无小家子气的生命狂态；传统的乐感文化与忧患意识；妇女问题；对群众力量的疑惧；时时刻刻落到水中去的忧虑；佛教思想（“弹指终归寂灭耳”，人生无常的宿命感，虚无主义的感伤倾向，“一切竞争必可省”，乐生主义，“天下无真是非，以习见与不习见为断”，视生死为游戏，玩世态度，悲观主义，“世界永存，则罪恶与苦难亦未有尽也”）；简单中有真味；向往不问世事，悠闲自在的文艺生活；早期有复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交织；早期欣赏克鲁泡特金的“社会协爱”，追求物质与精神、情与理的协调；尊重异己者——他人、别民族的独立个性，发现别民族与中华民族的联系；以更宽泛的人类之爱取代相对狭隘的故乡、民族之爱（以“世界民”自居，周作人与日本“新村运动”）；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提防专制与奴隶现象；反对以暴易暴；人道主义：尊重人的自然天性与独立个性；向往原始、自然状态的“野蛮”——“古野蛮、小野蛮、文明的野蛮”；追求趣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强调个人性的至高无上，破除家庭、阶级、国家、民族等偶像，建立起现代的人类的意识）；对将来、群众与暴力的忧惧；中国隐逸传统；强调理性，提防非理性的狂热；更多纯粹思想家的气质，但又被迫卷入政治；追求人性的和谐，精神的超越，实现“平民的贵族化”、“凡人的超人化”；提倡“鉴赏家”的生活态度，“超越功利问题，只凭了趣味的判断，寻求享乐”；保障个人处理私事的自由，维护不容任何人侵入的私人领地；对青年的不信任感与隔膜感；以入世的精神出世，以出世的精神入世；于杂糅中见调和；军事失败主义，认为中国在军事上无力抵抗日本，需从非军事角度（或称文化）对中日关系及其出路作一番考察；文化决定论+中日文化渊源+隐忍哲学；在文化基础上，将救自己与救国统一起来；儒家人本主义 76.研究周作人，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奴性、嗜血性、萨满教思想；历史循环与幻灭感；悲观主义；认为国人既不尊重他人的生命，又不善于追求与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在“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的二元对立之外寻找自由与独立；怀疑的无信仰主义（对任何一家思想体系都持怀疑态度，但是要兼收并蓄，取各家之长） 77.启蒙的两难境地：思想文化的启蒙必然导致被启蒙者变革现实的直接政治行动，这是启蒙者无法预先控制的。因此，启蒙者要么与被启蒙者一道前进，由思想走向行动，需要按照行动的逻辑（特别是政治行动）对思想的纯正性作出修正、妥协，往往还会为狂热的群众所裹挟，甚至失去理性精神，与群众同化，自我异化，要么拒绝这么做，最终被被启蒙者无情抛弃，而自己据以安身立命的一切，毁于群众暴力 78.周作人的思想始终处在矛盾中（20年代，人道主义，最激进的表现为科学社会主义VS个性主义，要在同情下层人民，以“弱者”为本，向往社会主义为特征的人道主义与强调“个人本位主义”的个性主义或个人无政府主义间做出选择，最终，周作人发表《自己的园地》，放弃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个人本位主义，宣称“倘若用了什么大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是不合理的，而就在此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抛弃五四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战斗的集体主义。1922年与“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论战后，反思五四传统，决心坚持五四“人的觉醒”，因而，要建立以“认识人自身”为中心的现代科学知识结构，从学理上发展五四精神，区别于其他人从政治上发展五四精神。1924年，周作人感到军政府的残暴与“愚民的专制”，正式宣布与理想主义及英雄主义诀别。在这一年，周作人以人类文化的观点，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契合点处，找到心灵归宿，要复兴“本来的礼”以及“理想的中庸，即大胆而微妙地混合禁欲与纵欲”，将民族主义、个性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1929年，在产生历史循环与幻灭感后，提出“闭门读书论”，有面对历史循环无可奈何，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既不敢说话，又不能“忍耐着不说”的两难，最后认为“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把个体生命价值置于第一位；1930年创办《骆驼草》后，主张怀疑的无信仰主义，精神痛苦有所消解，闲适气味增强；1936年，用”以入世的精神出世，以出世的精神入世“来解决入世与出世的矛盾问题，希望以此达到相对的调和静穆） 79.周作人既不相容于上一代，又隔膜于下一代，只是孤独地走着自己的路，内心充满孤独寂寞；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80.周作人对礼教与专制问题，一向很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