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媒介的误读
关于新媒介（指移动互联网）可能带来的危害，我们谈得很多了，比如人们的逻辑越来越差，只会碎片化思考，比如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总被“带节奏”，比如情绪变得极端，认为世界非黑即白。而00后们，在至关重要的世界观成型的人生阶段，完全浸润在新媒介环境中，每天的生活围绕着控评、热点、玩梗展开，他们似乎更是“病入膏肓”了。
但真的如此吗？
如何正确而恰当地评论新世代，我一直怀着谨慎的态度，因为害怕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当年批评自己的“阿姨叔叔”们。这样说起来，似乎每一代都是肩负着上一辈的失望成长起来的，每一代都曾经“病入膏肓”且“无药可救”过。
与此相似，每一种新的媒介出现时，我们总倾向于将之视为洪水猛兽，是末日烈火，就像15世纪的人们惶惶于古登堡的印刷术，20世纪的人们担心电视会让小孩变蠢。
更早一点，其实苏格拉底也曾谴责过字母和文字的发明，认为它们会对希腊社会的口述传统造成威胁：
你的发明将会在学习者的灵魂中播种遗忘，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依赖写下来的东西，不再去努力记忆。他们不再用心回忆，而是借助外在的符号来回想。所以，你发明的这贴药，只能起到提醒的作用，不能医治健忘。你给学生们提供的东西不是真正的智慧，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在文字的帮助下，可以无师自通地知道很多事情，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依旧一无所知。他们的心看起来是填满了，但装的不是智慧，而是智慧的赝品。（《斐德罗篇》）
事情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文字早已登上“人类文明之母”的宝座，印刷术点燃了欧洲的宗教改革之火，电视虽还有争议，但不得不说它也带来了音乐电影游戏的蓬勃。
对新媒介的诟病，其实源于人类害怕未知的本能，因为我们不知道00后会长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新媒介会带来何种变革，所以我们不安，甚至与之敌对。同时，成人们已经形成自己的一套规范体系，用以判断对与错、是与非，而这套体系由当时当下的社会文化塑形而成，所以不在这个体系之内的新文化自然也不在“正确”之列。
80年代中，尼尔·波兹曼有感于电视盛行写下《娱乐至死》，合理推测，这个世纪的尼尔说不定会写一本《流量至死》。
我们对00后使用新媒介的风险认知，其实还有一个专业术语：道德恐慌（moral panic），指人们在理解一种新的文化趋势时，因为仅仅聚焦于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而感到焦虑。但“实际上，相比技术而言，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焦虑，不过或许是因为它们太困难，或太难以直接面对，所以我们就转而对技术表达恐慌”。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可能是书里写的这段话：
“在没有这些技术时，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担忧，因为这些担忧的本质是一直存在的。比如说，如何成为真正的自己，如何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如何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如何在一个充满差异的世界中安身立命。”
这段话足够发人深省，让我不得不反思：当我们把种种担忧的矛头指向新媒介，是否是一种尝试把这些人生课题转移给新世代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扪心自问，不屑于新媒介的我们、已经成熟的我们，就有能力和他人建立起有意义的关系了吗？
由此衍生的一个问题是，按照不同技术的交流模式来评估关系质量，是否合理？
大家批评过多的线上交流，认为线上交流缺乏面对面的情感沟通，不利于人们建立更真实更深度的关系，但这一认知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假设：线上交流和面对面交流作为两种交流模式，关系并列且排他。
但是，“我们并非用面对面交谈的方式去处理中介化交流，然后发现后者还有所欠缺，而是利用我们在其他模式中习得的传播技巧，竭尽全力让某种媒体为我们所用。”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孰胜孰劣”的方式来比较「面对面交谈」和「中介化交流」（线上交流），认为后者比前者少了什么，因为我们并不是“退而求其次”地使用新媒介。无论是面对面还是在线上，它们都只是我们应对不同语境的交流策略。
一个典型例子是，我们担心互联网会影响人们的写作能力，进而可能造成中文的退化，尤其是现在流行的拼音首字母缩写——yyds（永远的神）、dbq（对不起）、srds（虽然但是），仿佛完全站在了中文美的对立面。
然而换个角度，拼音缩写可以视作年轻人在新的社交语境中创造出来的交流策略，更适用于网络中的不同场合，比如“dbq”就没有“对不起”那么正式，用于表达带一点俏皮的歉意，“zqsg”没有“真情实感”那么真情，更适合描述粉丝对爱豆分分合合的感情。这些细微的区别，虽然面对面时一两个表情就能传达，但在缺乏社交线索的线上，更需要网友自主想办法用文本解决。
类似的办法还有很多，即便是一个简单的括号符号，网友都能创造出多种用法：双括号加一个句号“（。）”有无语、话尽至此的含义，单单一个双括号“（）”除此以外还可以表达另一层“大家都懂我要说什么”的意思，括号里的内容由读者自行脑补。只一边的括号“（”则有一种撇嘴以及一种不知道还要说什么的语气在里面。
而这些微妙的含义，有时候是连面对面交流都无法准确传达的。
单纯批评新媒介，是危险的。就像前文所提到，这可能会让我们忽视更大更重要的问题。比如过多的「线上交流」挤压了人们「面对面交谈」的机会，但「面对面交谈」的减少，真的是由新媒介造成的吗？普遍996的当下，「线上交流」难道不是反而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沟通的可能性吗？
当我们在批评新媒介的时候，我们真正想批评的是什么？当我们尝试理解新媒介的时候，我们理解的方式是否隐藏有传统的思维限制？
我想，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再多问一句“真的如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