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真的能够疗愈悲哀吗？
亲友离世，是所有人难以面对的失去。1829 年春天，英国诗人丁尼生在剑桥结识了哈勒姆——历史学家亨利·哈勒姆的儿子，在校园里已是才华超群的明星。哈勒姆不只是丁尼生的普通朋友，而是“世上的光”。哈勒姆鼓励丁尼生出版诗集，是他文学创作上的知音，丁尼生遭遇人生变故时，也给予他慰藉与支持。但年仅 22 岁，哈勒姆就突发脑溢血病逝，陷入黑暗的丁尼生为纪念这位挚友，创作了《悼念集》。艾略特如此评价：“他是英国诗人中最为悲怆的一位，跻身于地狱之边的伟人之列。”
近日，由张定浩翻译的《悼念集》出版了。在译后记中，张定浩除了向我们介绍这部诗集的背景，还道出了丁尼生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悼念诗的情感：“诗人最终克服了失去挚友的悲哀，但爱却依旧强烈而崭新；他征服了时间，却不仅仅活在拥有死者的过去，而是和死者一起生长，一起活在此刻所有的生命中，并期待在未知的更高处相遇。”
在《悼念集》中，除了哀悼，还有关于信仰与怀疑、进步与爱的崭新情感，丁尼尔受当时的进步思想影响，也始终怀有对爱的信仰。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我们依然能从丁尼生复活友人的努力中得到安慰 ，而《悼念集》的再度出现，也提醒了一种被抛下的浪漫主义诗歌传统，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进步与传统之间的关系。
《悼念集》译后记撰文：张定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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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桩拖延太久的译事，我似乎已经忘了最初动心起念的缘由。也许，其中一个缘由是来自艾略特。
在一篇谈论《悼念集》的文章里艾略特说：“如果没有技巧上的成熟，《悼念集》不会是一部伟大的诗作，丁尼生也不会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丁尼生是音韵大师，同时也是表现忧郁的大师；任何一位英语诗人都不曾拥有如他一般对元音极为灵敏的耳朵，以及对某些痛苦情绪精细入微的感受。……丁尼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已经具有强烈时间意识的时代：许多事情似乎正在发生，铁路正在兴建，新发现层出不穷，世界的面目正在改变。那是一个忙于与时俱进的时代。多数时候，它无法把握永恒的事物，无法把握有关人、上帝、生命以及死亡的永恒真理。外在的丁尼生随着他的时代而悸动；除了对语音独特而准确的感觉，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牢牢抓住。但在这方面他有任何人都不曾有的东西。外在的丁尼生，他在技巧上的成就，与他的内里紧密相连。……只有不带偏见地看待表层的东西，我们才最有可能进入内里深处，进入到深渊般的悲伤之中。丁尼生不只是一个二流的维吉尔，他与但 丁眼中的维吉尔同在，一个身处幽灵之间的维吉尔，他是英国诗人中最为悲怆的一位，跻身于地 狱之边的伟人之列。”
读到这段话时候的我，已深深懂得艾略特在说什么，关于诗人所承载的音韵、忧郁以及对于这二者精细的感受力，关于表层与深渊，关于变化、失去，以及带着怀疑接受一切变化和失去之后仍拥有的对于不变的信念。
关于一个在现代汉语新诗中未及完成就被轻易遗弃的浪漫主义诗学传统。
我希望借助翻译《悼念集》，就此做一点复活的尝试，正如丁尼生在写下这些诗篇时所做过的、复活友人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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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集》正文部分共 131 首，外加后来补入的序曲和终曲，共 133 首，每首诗从最短的 12 行，到最长的 144 行，全部采用四行体、四音步抑扬格和 abba 的脚韵。很抱歉我没有能力完全遵从它的音律，但也没有完全舍弃。
在丁尼生之前，英诗最常见的音律是五音步抑扬格，若进一步落实到长诗和哀歌传统中，通行的韵脚则是 abab。丁尼生从两方面打破了它。首先是从五音步到四音步，看似只是每行减少了两个音节，但造成的情感变化是强烈的，因为相对于五音步带来的听觉习惯上的完整感与信心感，四音步的每一行比期待的都更为短促，每一行似乎都是破碎、不完整和欲言又止的，每一行都在等待着下一行的拯救。而相对于 abab 韵脚的整饬，abba 的韵脚安排，又带来一种迷离恍惚的回环感：每一段四行诗中第一行 a，仿佛一次次丧失在第二、三行陌生又漫长的 b 中，并一次次穿过这些漫长的陌生，奋力抵达第四行熟悉的 a，又并非全然的回归，因为此刻第四行的 a 已然只是第一行 a 的微弱回声。如果说第一行的 a 指向过去，那么，在经历第二、三行 b 的镇定与盘旋之后，它所抵达的第四行的 a 却不在过去，而在未来。每一段四行诗，都是一场螺旋式的运动，携带着某种奇异的离心力，在将一切缠绕收紧的同时又将一切都散开，在分离的同时又保持为一个整体，让对于救赎和复活的信念伴随对此信念的怀疑同生共处。
在传统的哀歌主题中，要么是灵魂终于克服了悲哀，但曾经强烈的爱却也随之消失；要么，是自我征服了时间，遂听任自己耽溺在过去。《悼念集》与此二者都不相同，诗人最终克服了失去挚友的悲哀，但爱却依旧强烈而崭新；他征服了时间，却不仅仅活在拥有死者的过去，而是和死者一起生长，一起活在此刻所有的生命中，并期待在未知的更高处相遇。
在丁尼生这里，主题的创新与音律的创新，是一体的。abba 的抱韵虽然早在意大利体十四行诗中就有，但在十四行诗体中仅限于前两个诗节的八行，而丁尼生将此扩展到每一个诗节，并把五音步缩减为四音步，他希望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表达其所经受的无边无际的怆痛，以及随之而来的深沉又崭新的情感。因此，虽说在他之前，诸如本·琼生、锡德尼勋爵等诗人也曾偶尔用过此种音律，却丝毫不妨碍“悼念体”依旧成为英诗中最具独创性的诗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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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集》在 1850 年最初出版时的名字，是IN MEMORIAM A.H.H。这缩写字母的主人是亚瑟·亨利·哈勒姆，丁尼生青年时代的挚友。
哈勒姆是历史学家亨利·哈勒姆的儿子，出生于 1811 年 2 月，比丁尼生小十八个月。丁尼生 1827 年进入剑桥三一学院，第二年哈勒姆也来到这里，他们大约是在 1829 年春天相识的，迅速成为至交，又一起成为剑桥最具精英色彩的学术社团“使徒社”的一员。
同年 12 月，丁尼生邀请哈勒姆前来萨默斯比的家中做客，在这里，哈勒姆爱上了丁尼生的妹妹——与他同龄的艾米莉，并私自订婚。这份意外的爱情加深了他们的友谊，同时也让哈勒姆的父亲大为光火。他禁止哈勒姆和艾米莉见面，但无法中断这份炽热的感情。1830 年夏天，丁尼生和哈勒姆去法国南部旅行。第二年，丁尼生的父亲，萨默斯比村的教区牧师乔治·丁尼生突然病逝，留下八个儿子和四个女儿，丁尼生虽非长子，此刻也毅然承担起责任，中断学业回到萨默斯比的家中，侍奉母亲和养育弟妹。1832 年 2 月，哈勒姆年满 21 岁之际，经过长久的坚持，他和丁尼生妹妹艾米莉的婚约得到了家庭的认可。随后，哈勒姆完成在剑桥的学业，赴伦敦学习法律，一切都朝着美满的方向发展。1833 年夏天，哈勒姆和父亲计划去欧洲旅行，丁尼生去伦敦送别，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833 年 10 月，丁尼生收到哈勒姆叔父的来信，信里告知哈勒姆因为突发脑溢血在维也纳病逝，遗体将通过船只从的雅里斯特海港运回英国安葬。此时哈勒姆年仅二十二岁。
对丁尼生而言，哈勒姆并非一个普通的好友，他是世上的光。丁尼生早年在寄宿学校生活时留下很深的阴影，进入剑桥之后也不如意，直到遇见哈勒姆。哈勒姆在剑桥享有极高的声誉，家世很好，才华超群，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同时代人日后回忆他，公认他堪比当时最杰出的英国首相格莱斯顿，而格莱斯顿本人在晚年的回忆录里也对哈勒姆大加赞赏。可以想见，有这样一个杰出的同龄人作为知音，对丁尼生而言是多么大的鼓舞。哈勒姆鼓励丁尼生在 1832 年出版第一本个人诗集《抒情诗集》，并撰写长文《论现代诗歌的特征和丁尼生的抒情诗》，率先对友人的诗歌做出热诚而准确的高度评价。一个多世纪之后，对浪漫主义造诣甚深的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断言，迄今为止最好的关于丁尼生诗歌的论说，依旧还是来自哈勒姆。而在丁尼生经历父亲去世、兄弟生病、退学回家、诗集遭遇批评家酷评等诸多变故之际，来自哈勒姆的友谊也一直是他最坚定的慰藉和支撑。
就是这样一个难得一遇的卓绝的知己，他如此年轻和突然的死，必然让尚且苟活的那个人的生命也陷入黑暗。丁尼生对抗黑暗的方式，是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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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真的能够表达或疗愈悲哀吗？或者说，那些彻骨的无以名状的痛苦如何能够通过优雅美妙的修辞和韵律得以传达？在美和痛苦之间，在精巧的词语和混沌的感情之间，似乎总存在某种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因此，那些讲述痛苦 的诗歌倘若越美丽，人们往往就越抱有疑虑。与丁尼生同时代的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在读过 《悼念集》初版后就写信给她的传记作者、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抱怨说读不下去整本诗集，她觉得这些诗是美丽的、悲哀的，却也是单调乏味的，她说，假如哈勒姆和丁尼生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那么她就更加怀疑这些押韵的、字斟句酌的、印刷出来的纪念碑是否可以承载悲哀，因为那些真正深刻的悲哀应当随着时间加深，而无法仅仅表现为韵文。在这一点上，现代人显然会更亲近勃朗特，而非丁尼生。
然而，在写作这批诗的最初，丁尼生就已意识到会遭遇此种质疑，《悼念集》第 5 首可以视作对此的回答：
将自我感受的哀痛付诸文字， 我有时以为这仿佛是一种罪愆， 因为言语，犹如自然，半是呈现半是将那内在的灵魂藏匿。 然而，对于永不安宁的头脑与心灵， 字斟句酌的语言自有价值； 那不足为道的技艺练习，令痛苦麻木，似慢性毒品。 诗句，犹如黑纱，我用它裹住自己， 犹如用粗陋麻衣抵御寒冷； 但那在词语包裹下的巨大哀痛仍显出它的轮廓，且就如此而已。
哈勒姆的死，将一个以诗歌作为志业的人的写作从此割裂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旧面向公众的艺术创作，另一部分则是执着与死者交谈的任性私语。就在得知友人死讯后的一周内，丁尼生创作出他最伟大的诗篇之一，《尤利西斯》，随后又在几周内开启另一些著名长诗的写作计划， 如《提托诺斯》和更为大型的历史叙事诗《亚瑟王之死》。这些诗的情感动机显然和哈勒姆有关，但那份私人情感被精心地隐藏在由某个神话人物所做出的戏剧性独白或有关某段历史传奇的 戏剧性讲述中，仿佛只有戴着面具才能讲述有关悲伤的真理，只有进入另一些更为古老的有关他者的悲伤之中，才能将一己的悲伤予以缓解，并转化成某种普遍性的哀歌。这是独独属于诗人的工作。
然而这还不够。在真正深刻的悲哀面前，一个诗人投身于工作，充其量依旧只是一种自我疗愈的权宜之计，但丁尼生显然不满足于疗愈自我，他像一切失去至爱的伟大诗人一样，梦想的是复活那个被爱者。《悼念集》的写作就是一次关于复活的漫长尝试，这尝试与发表、出版无关，与打动他人无关，也与纪念碑无关，这尝试是一次走入地狱唤回至爱的绝望征程。因此，与丁尼生同期写作的其他诗歌不同，《悼念集》最初并不是一个有计划的整体性的写作，它只是不可遏制地在绝望与怀疑中奋力蔓延，生长，倘若它是一个整体，那也是如艾略特所言，“是一部日记式的整体，一部由一个男人的自白浓缩而成的日记。这是一部我们一个字都不能错过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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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集》是日记，又不是日记。丁尼生自己曾如此回顾《悼念集》的写作：“这是一部诗， 而非一部实在的传记。它根基于我们的友谊，根基于哈勒姆和我妹妹艾米莉的婚约，根基于他在维也纳突然的死，根基于他在克利夫登教堂的葬礼。这部诗以我小妹妹塞西莉亚的婚礼颂歌作为结束，暗示某种类似但丁《神曲》一样的模式，即以幸福作为结束。这些诗分别写于不同时间和不同的地方，我起初并没有写组诗或出版的想法，直到我发现我已经写了很多。如同在戏剧中常见的那样，这些诗里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悲哀情绪也具有某种戏剧性的设定感，我确信，唯有透过对于慈爱上帝的信念，人类种种的恐惧、怀疑和受难，才能找到答案，得以解除。而这些诗里的‘我’，并非一个耽溺于谈论自己的作者本人，而是某种人类的声音在透过他说话。自哈勒姆的死算起，整组诗可以略微分成三个阶段，以哈勒姆死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第 28 首）、第二个圣诞节（第 78 首）和第三个圣诞节（第 104、 105 首等）作为分界。”
可以说，《悼念集》的主体部分，基本在哈勒姆死后三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但随后，一直还有一些零星的诗章不断加入，就像一个人感觉似乎通过时间的帮助克服了伤痛，却依旧发觉生命阴晴不定。在哈勒姆死后的十年内，丁尼生抽烟酗酒，穷困潦倒，却从未停止写作，却也再未发表作品。直至 1842 年，他终于在朋友的鼓励劝说下出版了两卷本《诗集》，并大获成功。他继续暗自写作有关哈勒姆的哀歌，到了 1845 年，《悼念集》已经接近现在的长度，但他一直推迟和延宕出版的进程。终于，1850 年初，他开始自印了一个给小范围朋友看的没有名字的版本，又几经修改，在哈勒姆去世十七年后，1850 年 6 月，《悼念集》正式出版，起印五千本，没有署名，题为 IN MEMORIAM A.H.H。同年9月诗集就再版，随后迅速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时人评论道，“语言和想象力的辉煌，思想和感情的深沉，形式的完美，在现代英诗中无出其右”。
《悼念集》深深地打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丁尼生也因此荣膺新一任桂冠诗人。那个时代的英国人对于哀悼的传统无比熟悉，但《悼念集》中除了哀悼，还有一些更为崭新和诚实的情感，有关信仰与怀疑，进步与爱。
虽然达尔文的《进化论》比《悼念集》晚出版九年，但在达尔文之前，此类进化思想已蔚为大观，丁尼生比同时代诗人更关心科学发展，早就拜读过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莱伊尔认为， 地球的变化一如人从儿童长至成人，不停变化，但没有事物会完全消失，他们只是进入下一个阶段。同样，《悼念集》中也有一个灵魂进化的模型，譬如在第 43、44 和 45 这几首诗中所描述的，尤其是第 45 首的末句：
倘若人们不得不重新自我学习，在死所带来的第二次诞生之后。
这第二次诞生，是属于哈勒姆的，却也属于丁尼生本人。而第 47 首描述得更为明确，丁尼生想象那些在末日审判时复活的荣耀身体中仍能暂时保留个体性的灵魂，这种个体性的保留，依赖于灵魂在世时的卓越，这些卓越的灵魂将做最后一次相遇，随后，他们会失去各自的个性，并将各自的灵魂融入灵魂总体的海洋。丁尼生期待这最后的相遇，为此，他需要在此世保持最诚挚的善：
我们将在无尽的宴席中坐下， 相互享受彼此的善： 是什么样恢弘的梦能忍心刺伤那在尘世属于爱神的柔情？至少 在最后的和最尖锐的高处， 在我们的灵逐渐消散之前， 在靠岸处，他寻求一个拥抱和道别：“珍重！我们把自我弃绝在光中。”
哈勒姆的灵魂激励着丁尼生，他想象哈勒姆存在于他的灵魂之中，用自己的理解力和智慧在帮助他，用其想象他人痛苦的能力：
同样地，那想象他人痛苦的能力， 使我热爱从事精神性的斗争， 并将那震惊贯穿我整个的生命，但也随之缓解我当下的重创。（第 85 首）
丁尼生信仰上帝却很少谈到教义，他坚持，“在诚实的怀疑中会升腾更强烈的信”（第 96 首）， 他和他的怀疑战斗，“一个全能者会创造一个充满痛苦的世界，这对我来讲某些时候是难以相信的”，这种因为微弱个体的痛苦而产生的对于上帝的质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中，将得到更为深刻的阐发，但我们不要忘了，浪漫主义诗人丁尼生是和现实主义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的人，是同样在怀疑和希望中奋力挣扎的十九世纪人。某种程度上，丁尼生《悼念集》所呈现的复杂情感，属于威廉·燕卜荪在《朦胧的七种类型》中所描述的第六种朦胧，即属于十九世纪诗歌特有的摇摆不定，“一方面，深思的状态既被渴求又被躲避；另一方面，‘是一切，又什么都不是’的诗人，同时体验着生活的各个面”。
而支撑丁尼生的，除了对于灵魂进化的饱含理解力的推演，还有爱：
“我不能理解：我爱。”（第 97 首） 我并不拥有这些美妙与技艺， 我只拥有那永不疲倦的爱， 以及一种源自爱的鼓励我效仿你的朦胧热望。（第 110 首） 升腾自强力羽翼上的爱， 不会在死亡面前瘫痪， 它是残存信仰的盟友这信仰目睹人类向上的征程。（第 128 首）
多年之后，经受了丧夫之痛的维多利亚女王对丁尼生说，“《悼念集》给予我的，是仅次于圣经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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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哈罗德·布鲁姆的困惑在于，“为什么丁尼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并未获得足够的声望，而和他相似却比他有限得多的马拉美却拥有之？”
我不知道这是否属于一个正当的困惑，因为这涉及是否同意布鲁姆对于马拉美的判断。但至少，相较于马拉美，丁尼生在当代汉语诗人中的确是毫无声望可言。这其中有许多原因暂且不论，我只希望这本《悼念集》的翻译，多多少少可以帮助促成一点改变。中西现代诗歌发展的不同步，百年时局的动荡，以及诸多有才华诗人的早逝，造成当代汉语新诗某种跑步进入现代主义的怪现状，以及随之而来的与世界潮流同步的幻觉。丁尼生当年拥抱进步，但他同样深知，所有进步，无论是社会还是艺术，其前提是对过往传统与习俗的一次次消化、吸收，一切都不曾消失，只是共同进入一个新阶段，而新事物的存在不必建立在一次次对于旧事物的打倒和捐弃上。
谢谢肖海鸥。她最初听我谈起丁尼生，就赠我诺顿批评版的《悼念集》，好些年后，这本译诗集却也最终奇妙地经由她手出版。也谢谢翁海贞，倘若不是她答应校对全部译稿，我几乎已经放弃了这件译事，而她认真细致地帮我指摘出无数词句翻译和理解上的硬伤，又赠我两本古旧版本的注疏，才使得我终于有勇气交出这份作业，并了却一桩心事。当然还要感谢飞白先生和黄杲炘先生，他们曾分别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1985）和《丁尼生诗选》（1995）中，节译过《悼念集》的 11 首和 36 首，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同时，也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余静双编辑，她在编辑拙译过程中又发现了很多错误，并写出详尽的修改意见，让我在惭愧之余，也再次体会到译事之艰难。
我在翻译之初，就期待能采取英汉双语文本的形式。一方面，这可以让读者更真切地感知丁尼生的音律之美，弥补在翻译中必然丧失之物；另一方面，也是对译者的鞭策与警醒。所有的翻译，如同所有的创作一样，很可能都是一种徒劳的努力，所以也非常期待读者诸君可以不吝赐教，以便日后有机会改进。
张定浩 2020 年 1 月 24 日，
除夕于上海
（本文摘自《悼念集》，由艺文志 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