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骷髅与“痛切的迷雾”

本来只想写个短评，想法有点多，装不下，多说一些。

民间历史写作，除了那些渣滓，余下的可读之作，它们最大的优点就是比较鲜明的个性色彩、比较突出的观点立场以及幽微的个人旨意之寄托。本书就是如此，像是一根铁槊，立论明白，立场坚定，不左顾右盼，不首鼠两端，瞄准一个点狠打，挑住一条线猛拽，深而往之，将两千年历史兜而提起。这是一种化繁为简、追求精准狠辣的写作法。

“秦制”的特点是什么，在各朝各代的历史中是如何或明显或隐秘地施展的，书里反复论证得很明白了，在这里不赘述。关于秦制流毒，很多历史学者都讨论过，之前某秦朝背景的历史剧上映，围绕其历史观问题，豆瓣上也引发了许多争论，我辈同学对秦制（秦文化）的警醒，是令人欣慰的。这本书继续了这种痛切反思的立场，有立场，就已经站住了。

本书写作的方法是“一线贯之”式的——即以秦制残酷为基本立论，然后按历史线分析“秦制”之可怖与危险——这难免会引发“观念先行”的怀疑。我并不是说“秦后的朝代是否真的是秦制文化有待讨论”，秦制对后世zhengzhi文化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中国古代社会“外儒内法”统治权术的内涵，也基本是成立的。我是想说，这种写作法，一方面非常有助于表达观点、整合材料，另一方面，也很容易导致一种“扁平化”。

首先要说明，这种扁平化并非是“错误的偏见”，也并非是“缺陷的片面”。作者以一个立场来讨论一个问题，这本身并无问题——任何追求面面俱到、尽善尽美的表达都是可疑的——甚至可以说，越鲜明越坚定的观点，扁平化的特征就越明显。特定、限定的视角不妨碍视角的合理性。

打个比方，如果有一个可耻的历史学者（当今并不少见），要写一本“秦制之伟大遗产”，以此观点为出发点，梳理整个中国史——他绝对可以从浩瀚史料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正面材料，以这些材料为根基，详细论证秦制之合理之伟大。从表面逻辑上看，这套论证也是可以成立的——当然深究下去，尤其是从史学的道德立场以及人本立场来看，这种写作是无耻之尤的。立场（历史态度、历史信念、历史良心等等），而非论证逻辑，才是评价历史写作价值的根本尺度。

所以我关心的核心问题，并非这本书的写作方法和论证方法，而是它的立场，显然，这本书是坚定地站在“启蒙”的高地上发声的，这一点，想必许多读者都心知肚明。这种蕴含作者个人旨意的历史写作，是值得赞赏的，所以不管其论证方法、论证过程多么“扁平”，其实是次要的。历史材料就端放在那里，如何选取、如何剪裁，都是一种扁平化、限定化的过程，最重要的是看这些论证最终的指向是什么。

但顺着这个思路说，这种充满个性色彩的写作会导致另一个问题——虚无。我并不是说历史虚无主义的虚无，而是说读者（其实也包括作者），面对这种论证以及最终的“真相”，会陷入一种“痛切的迷雾”中。作者告诉我们两千年历史之“真相”（至少是某部分真相），揭开许多明君的面纱、烧掉许多盛世的幌子，打破许多我们的固有认知；鲁迅先生告诉我们中国历史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交替循环——这些观点很深刻，很痛切，可是，然后呢？

自然，受到启蒙的有志者会涌出改变的勇气，直视血淋淋的真相，获得珍贵的觉醒。而这种将历史极度扁平化、概括化的表述，也很容易把历史当作一种激愤的对象，将历史对象化，全然当作任凭我们去考察去剪裁的客体，这是无温度的，是去人化的。归根结底，“过去几千年不过是XXX”这种表述，得之于其观点鲜明、振聋发聩，失之于会严重扭曲历史的本原面貌。观点鲜明、指向可贵的代价，就是将历史概括得变了形——从历史内部抽取一些筋骨，摆成了一副意在警醒人的、可怖的骷髅。这骷髅，自然是历史的一个面向，但绝非是单一的、绝对的。

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不是作者的责任，是我们读者的责任。作者表达了观点，有可取之处，足矣。但作为读者，必须要追寻下去，单论这本书，我在真相与观点之余，更想知道的是：秦制之下，人是如何应对的？他们在秦制之下的安身立命之道，他们的逃脱与反抗之道。这里的“人”，不仅是统治者之下的官员、百姓、知识分子、官兵、奴隶、隐士高人，还有统治者本身。皇帝在坚守秦制的同时，又是如何“被坚守”的？皇帝，在这个强悍的权力逻辑中是如何得心应手的？或者是如何迫不得已的？皇帝之下的人，在这个强悍的权力逻辑中，又是如何自保的，甚至，是如何反抗的？——不管是以什么方式反抗。

我关心的这些问题，纯粹是出于读者的立场，因为我不想被真相与观点的大力扯入危险的“痛切迷雾”中——在高度凝结的观点面前，我们看过去，也很容易陷入“高度凝结”的误区之中，误认为，用三言两语概括为“当时的人如何如何”。这种“三言两语”的凝结，就是那副历史骷髅。骷髅可以发人深省，但不足以代表历史，连象征都是可争议的。

朱元璋对官员之残酷是有名的，高智如刘伯温，也只能战战兢兢苟延残喘，写过《楚人养狙》，心里对这套帝王规则明白透亮又如何？依然是皇权下的微尘。朱元璋删孟子，大行秦制逻辑下的驭民、愚民之道，时任刑部尚书的钱唐冒死直谏，说：“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钱唐这话，很多人会觉得迂腐，可笑腐儒，可笑奴才（不自知），为孟轲死也不值。但这句话深深打动我，因为这是他的反抗，这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处。两千年中，悲惨者不止一个刘伯温，但同时，反抗者、挣扎者，我相信也不止一个钱唐。

说到底，只有当真正的、具体的人参与进来时，只有当人与规则发生深切关系时，规则才有其意义，规则的筋骨所拼出来的骷髅，也才会长出一些血肉。坚硬的观点与真相，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单向的作用力：从上而下对人的控制。我想看到更多“从下往上”的博弈，甚至“上之间”的挣扎，我想拨开痛切的迷雾，看到更多纬度的作用关系。也许当我们能看到更丰富的互作用关系时，会发现，秦制，也许并非我们想象中的秦制——也许有更多值得讨论的空间。

不必讳言，这本书对这种多向度关系的呈现是有限的，作者策马摇枪，以猛力冲锋，观点硬，气息足——这已经十足难得，因为它所指向处，恰恰是当下最需要注目的。虽然拉扯我至痛切的迷雾，与骷髅为伍，但不必苛求。作为读者，有读完之后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