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一个两年前的马原作业

在写读书报告前，我询问哲学专业的同学：哪一本马克思主义作品适合用于写读书报告，要求论述不过于抽象，行文不过于晦涩，翻译顺畅。他回复说：“马克思主义的书不好写，反马克思主义的书好写，你可以批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这启发了我：学习一个理论的最快方式，就是了解它的相反观点以及该理论对此的辩护。

一、《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主要批评了柏拉图、黑格尔与马克思三人的思想理论，认为这些理论不论是否出自本意或多或少推进了极权主义，对波普尔捍卫的“开放社会”与个人自由产生威胁。波普尔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主要针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该书的第三部分，波普尔开门见山地指出：

虽然他（马克思）有许多功绩，但他是一位错误的预言家……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更重要的是，他误导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马克思要对历史主义思想方法的破坏性负责。

随后，波普尔就“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的预言”和“马克思的伦理学”三个方面展开详细分析，但他对马克思的批判始终聚焦在“历史预言”，也就是历史主义。在该书的最后，波普尔否认了“历史是一门科学”的观点，认为“历史没有意义”。概括而言，他认为历史研究不过是搜集特定的历史事实用以验证既有观点，历史主义不能提供具有普适性的客观规律，只能阐释当前现象的原因，因此不能用于预测未来。当历史唯物主义披上了科学的外衣，使人相信历史预言具有科学性，不论其理论初衷为何，都会被现实的政治权力所绑架。

可能有人会立刻反驳：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辩证法已经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事实上，波普尔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并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而是基于社会学、制度学的研究，进而套上“历史”二字：

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给出的历史预言,已经与性质完全不同的合乎理性的假说混淆起来了,他们惯用的办法是不断地重复声称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这类总括性的历史预言完全超出了科学方法的范围。未来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根本无须依靠任何历史必然性。

想要从逻辑上理解波普尔在此处对“历史预言”与“合乎理性的假说”的区分，需要引入波普尔的“可证伪性”理论。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提出了证伪主义（可证伪性），指科学理论永远无法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只要出现一个反例，就可以否定之。批判性的理性争论与试错就成了科学进步的基石。

波普尔认为，可证伪性是判断一个理论是科学还是伪科学的标准。概括而言，如果一个理论或命题在事实上可被推翻，那么它就具有可证伪性。比如“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只要存在一只黑天鹅，这个命题就可以被证伪，也即这个命题具有科学性（但不一定正确）。与之相反是不可证伪的理论，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一命题，何为“善报”，何为“时候”，都是抽象的、不可知的，这使得反对者无法用事实给予反驳。因此这种理论或命题是不科学或伪科学的。

由此可见，可证伪性的关键之处在于一个理论或命题是否足够明确、具体。如果把这个概念放入“科学预测”与“历史预言”的区分中，自然科学中常见的预测，比如依据理论、实验与观察，科学家预测将来某段固定时间（比如20年）在某地会发生一次8级地震，只要20年不发生该地不发生8级地震，该预测即为伪，这表明该预测是科学的。而波普尔批判马克思的历史预言，“无产阶级终将打败资产阶级，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里的“终将”可以解释为“时候未到”，“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也非常抽象，因此违背波普尔对科学理论的定义。

那么马克思的历史预言又为何具有“破坏性”呢？波普尔认为，一方面，历史预言构想了乌托邦式的全新社会，这种“从无到有”的庞大改造缺乏具体方法论的指导，难以实现，容易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我在这里所批判的‘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含义是,建议从整体上重建社会,即名副其实地扫荡一切的变革,由于我们经验有限,这种变革的实际后果很难进行计算。”乌托邦社会工程“要求理性地为全社会制订一个计划,但是我们并不拥有能够确保这样一种雄心勃勃的要求取得良好效果所必需的确凿可靠的知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知识, 因为我们在这种类型的计划活动方面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而实际知识必须以经验为基础。目前,进行大规模的工程所必需的社会学知识根本不存在。

此外，“乌托邦社会工程”这种“从无到有”的变革，需要依赖包揽一切的大政府组织进行构建，这会诱发极权主义，或者容易被极权主义者所利用。与此同时，为了实现社会地整体目标，达到历史预言中的“理想社会”，大政府会要求牺牲个人利益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与波普尔极力维护的“个人自由”，“个人价值”之间存在巨大矛盾：

非理性主义会导致‘强权即公理’。因为与历史预言、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性相比,个人及其权利都是不重要的,个人能够担任的角色无非是历史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

另一方面，历史预言不可避免带有理论家自身的局限性，这使得理论的拥趸者在实践该理论时会忽视其他有效的变革方式。比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强调暴力革命是推翻资产阶级的唯一出路，这种激进的思想源于马克思所处时代垄断资产阶级对劳工过度的剥削压迫，源于他所经历的法国大革命；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强调社会发展具有必然性，人们只能顺应规律发展，这种思想也源于法国大革命中个人被历史洪流裹挟的无力感：

马克思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其时代的产物。当时那场巨大的历史地震，即法国革命令人记忆犹新。他感到，这种革命不能靠人的理性来设计和筹划。然而，它可以用一种历史主义的社会科学预测，透彻地认识社会形势可以揭示其原因。

对于“阶级斗争理论”，波普尔批评其轻视政治的作用，否认一切通过制度改革平稳过渡的可能。比如民主政府的经济干预对于限制垄断资本主义，改善劳工环境，提高社会保障方面的功绩。对于“历史决定论”，波普尔批驳其根据历史规律决定价值选择，“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目标，凡是符合共产主义的是道德,反共产主义的就不是道德。”这剥夺了人们政治决定和伦理选择的主动性。人们应当有权自由追求符合其价值观的目标，而不是受到“规律”的制约：

自然及历史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做什么。事实上，不管是自然的事实还是社会的事实都不能为我们作出决定,它们不能决定我们将要选择的目的，在自然及历史中引人目的的是我们。

马克思的历史预言也否认工人革命失败的可能性，或者即使工人获胜，阶级差别也可能不会消失。波普尔则举例了中欧的社会主义运动党派对暴力革命的盲目推崇，无视有效的民主改革，最终导致“有利于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倒退”。

基于对“乌托邦工程”的批驳，波普尔提出“零星社会工程”的社会改良方案，即针对社会问题实行渐进改良，而非全盘清扫的变革。综合上述，我们可以对比马克思地历史唯物主义与波普尔的新自由主义，得出两者从世界观到方法论的差异。

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与不足

上述波普尔的科学观与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泛实践中被证实具有合理性。“可证伪性”成为判断某一理论科学与否的重要指标，常被用于批驳某些伪科学或民科的诡辩之处。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中国几次成功改革皆以“实践”为检验指标，比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与“零星社会改造”理论中依据实际情况逐步、渐进改良的观点不谋而合。而带有“乌托邦社会工程”色彩的计划经济模式由于不适应当下的生产力水平，违背了市场规律，最后以失败告终。

然而，波普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存在不妥之处。诚然，以波普尔的“可证伪性”为科学标准，“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言确实不可证伪，二十世纪大部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以及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国家经济干预”在保障劳工等弱势群体方面所作的方面，也证明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确实不是唯一出路。但是，波普尔将一切历史研究宣判为“无意义”，断言不存在具有普适性的历史规律，这显然值得商榷。首先，波普尔没有正面反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些历史规律，而是主要批判历史学家“只关注特殊的事件”，“往往从历史无限的事实中挑选部分事实佐证其先行的观点”，因此历史规律不具有普适性。可见，此处波普尔只关注部分历史学家研究方法上的疏漏，将“选择性搜集”的怀疑扩张至整个历史研究群体，从而陷入了“历史不可知论”与“历史虚无主义”。

但是，“历史的无限事实”仅表明，历史相较其他的自然科学存在更多独立的变量，使得历史难以预测。然而，历史难以预测，不等同于不可预测，也不等同于历史不存在具有普适性的原则或规律。在小历史节点中，历史事件可能受到偶然因素的干预，而放在大历史阶段中，偶然因素受到统计学的稀释，整体呈现出可发现、可归纳的规律。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整体预言确实存在偏颇与局限，那是由于马克思的预言只采纳了“经济、生产力”作为变量，如果我们限制了足够的前提，输入了足量的考察因素，历史预测的准确性，历史规律的适用性便进一步得到提升。波普尔对历史的全盘否定是狭隘的，我更倾向于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所提出的历史观：

历史研究可以科学地进行，使我们认识到什么塑造了现代世界以及什么可能塑造未来世界，使今天我们的社会从中受益。

同理，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具有破坏性，需要对后续的极权主义负责，这种批判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将某些人（比如书中提到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断章取义的应用怪罪到理论本身，乃至中欧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为法西斯主义在中欧国家的孕育作铺垫”也能归责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显然陷入了“滑坡谬误”，夸大了因果强度。按照这种解释，许多邪教借助《圣经》传教，使教徒作出极端、疯狂的行为，是否意味着“《圣经》为煽动情绪，极端崇拜的邪教孕育创造了土壤”？

从本质上来说，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批判，都基于他对“开放社会”与个人自由的信仰。波普尔认为，维护“开放社会”与个人自由是不言自明的真理，除非为了保护弱者，一切阻滞个人自由的政府行为都是罪恶。这里的“开放社会”是指，人们可以自由批评讨论，遵循“从下而上的决策方式”，在自由、民主的建议与批评中，使社会决策更为理性，科学，出现错误也更容易纠正。虽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并未论述个人自由的意义为何，但波普尔对开放社会和个人自由的推崇，本质上是将开放社会，个人自由与理性划等号，并且认为在非民主、大政府的集权社会中所作的决策就是非理性的。“理性”是波普尔所追求社会的终极目标。想来在波普尔眼中，没有普选制度、多党制度，决策相对集中的中国，显然是不符合开放社会的标准。

然而，这种将个人自由等同于理性决策的观点，存在巨大漏洞:波普尔想当然地认为，只要人们畅所欲言，观点与观点之间自由竞争，人们自然会选择更为理性的观点，作出更为理性的决策。可问题在于，在开放社会中，尽管观点的提出和呈现是自由的，但决策机制，也就是观点的选择机制并不一定是理性的，它仍依据多数服从少数的民主原则。当非理性的观点有利于资本，便会受到资本支持，并掌控话语权。如果民众不够理性，就容易受到煽动和操纵，进而投选非理性的观点或决策。可见，波普尔的观点，忽略了“民粹主义”的可能性。

私以为，一个社会能否真正理性，关键不在于民主制度与个人自由，而在于观点、建议自由竞争的同时，存在理性的决策机制。集权不意味着缺乏建议的反馈机制与观点的相互竞争，也不意味着错误会被掩埋。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国社会善用互联网技术，使各种观点、建议能在互联网上高速碰撞，竞争，交流，融合。集权制下中国改革追求效率与实事求是，能够迅速淘汰非理性、诡辩的声音。相比之下，西方所谓的“开放社会”在抗疫过程中总是疲于与一些反智、诡辩的声音斡旋，在“强制戴口罩损害个人自由“的无意义辩论中浪费公共资源，时间，甚至生命。“专家学者的建议未必可信”，“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统计数据存在虚假”这些“不可证伪“观点仍然占领部分民意和市场，讽刺的是，这源自“开放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崇尚与保障。

波普尔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中有一个重要观点：不应当依据历史规律决定价值选择，人可以自由追求符合其价值观的目标，而不是受到“规律”的束缚。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从未否认多元价值观，而是强调社会决策应当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同样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到，当个人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违背了历史规律，并在不断影响着社会决策时，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三、总结

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针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批判，其观点存在合理性与不足之处：“零星社会改造”的方法论与当下中国社会的改革方式不谋而合，“可证伪性”理论所蕴含的智慧值得学习。然而，波普尔的历史观存在狭隘之处，其对于个人自由的无限推崇也需要商榷。此外，“开放社会”蕴含的“观点竞争”也值得借鉴。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应当害怕接受“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应当保持理论自信，只有批判性地接受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才能使我们更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