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读后

农民一直是“沉默的大多数”中重要一份，与其重要地位相矛盾的是，他们往往不能发声，只能“存在”于宣传报道中。矛盾构成了诱惑，诱惑我们去接触那些有关农民问题的“不可说”或“不能说”。该如何考察农民的反叛和起义问题？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于1976年出版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给了我们一个优秀的示范，斯科特将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结合起来，以“了解之同情”浸润各个问题，根据缅甸南部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巨大冲击加上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低落的历史背景，研究农民政治活动和反叛基础，解释“农民社会的许多奇特的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作为一种与传统的反叛和起义不同的下层群体反抗形式，从“道义经济”（The Moral Economy）看什么情况下农民会认识到自己受到剥削，剥削的性质如何，以及什么东西会形成社会的爆炸性形势。本文首先将根据勾勒该书的核心框架，回顾核心问题的提出、解答、结论的过程。接着，从赵鼎新对斯科特作品中突出的“概念”带动性的批评出发，分析以概念为核心的解读的适用性。最后回到本书的译后部分，分析和反思“斯科特—波普金争论”。

一

（一）“生存伦理”阐释

本书用了七个章节来论证这个问题。第一、二章主要围绕“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展开理论阐释。第一章直接抛出“生存伦理”这个重要概念。生存伦理强调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极端重要性，简单来说就是在缺乏土地、资本和外部就业机会等情况下，抵押自己未来发展的机会，排除可能的风险，从而投入到边际收益非常低的事务中（比如“自我剥削”和“饥饿地租”），换取能够达到最低限度生存标准的长期稳定，而不是想着去提高整体平均水平。殖民地那些处于生存边缘线上一点点的小农主和佃户风险耐受性最小，也就特别适用于“安全第一”原则（“safety first” principle）——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维系一种相对稳定，不把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更关心自己被盘剥后还剩多少而不是被剥夺了多少。

完成在农民经济活动方面考察生存伦理后，斯科特将目光转移到生存伦理的规范价值或道德价值。第二章从乡村互惠结构、社会选择、对租佃制度的偏好和对税收的态度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从“安全第一”原则的角度统合看似的不正常偏好，形成一个整体性结构。面临市场资本主义的冲击，在“生存安全”的视角下，农民阶层分辨哪种租佃制度或税收制度最具剥削性的依据是自己的生存安全是否受到威胁，觉得保护性的家长式雇佣关系比没有情感的金钱契约关系好，农闲时做点小手工出售比投入单一的专业农业生产好。这些选择与他们的价值观有紧密联系，为了安全稳定，他们宁愿忍受不公平。

（二）“爆炸性形势”分析

第三、四、五章将上述提炼出来的观点应用于东南亚国家，进行个案分析，考察殖民地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历史发展（尤其是缅甸和越南两个地区）对“生存伦理”的作用，希望能具体地考察殖民地社会转型期的“爆炸性形势”怎样形成。

本部分首先分析东南亚殖民地国家政权和农业商品化的发展不仅缩小了农民的生存边缘空间（subsistence margin），还使农民面临更新和更大的生存危机。在新的市场和政权组织作用下，原有的产出风险上叠加了收入变动风险，乡村和家族的保护网与农民的辅助职业也被消解，地主的角色从农民的风险保护伞向侵掠者倾斜，国家力量的增强和它对农民财政盘剥的增强形成了正比关系。

然后斯科特在第四章将重心放在考察殖民地政府对农民财政盘剥的影响，因为持“生存伦理”的农民们示威、请愿或起义常常突出申诉赋税负担重，目的也止于终结赋税，赋税问题在殖民体制下成为了最尖锐的问题。殖民地政府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它追求规则性、同质性、整体性，运作起来自然而然要违背以生存准则为特征的道义经济学，官员只需要也不得不致力于让上级满意，甚至不惜对下诉诸武力，农民阶层的情况和意见没人关心，原来有效的反抗赋税压力的途径失效了。当变革将火药桶填得差不多了，只需要来经济萧条点燃的火柴就能爆炸了。

被卷入世界市场后，农民的生存风险得不到分散，“剪刀差”剥夺他们的收入效益，加上经济崩溃，现金收入又在暴跌。地主和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为了维持运转，便以强硬的手段征收赋税，使得农民的生存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第五章就考察了经济大萧条背景下三个区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即交趾支那的“红色恐怖”、义安与河静的苏维埃、下缅甸的沙耶山起义）的起因、经过与结果。

（三）“可操作的剥削”与“反叛”

第六章用“生存伦理”去分析农民阶层的政治活动，揭示剥削的性质。表述和提炼“可操作的剥削”这个概念，并点明揭示互惠的道德原则可以促成农民和精英阶层之间的交换平衡，这种平衡在农民的生存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斯科特认为以往抽象的公正标准推导而来的剥削概念面临两个难题：一是从公正标准定义的道德原则可能接受度并不高，二是先验的剥削概念很难与被剥削者的主观情感可能并不一致，如果以“错觉”作为补丁，就可能忽视行为者的观念。接着，他具体考察了之前的几种关于剥削的客观标准局限性，最后提出，确定“剥削”程度的公正标准必须考虑社会成员的文化价值与形式（在这里具体体现为互惠准则和生存权利）。在东南亚农民的剥削概念中，关乎的是社会文化中的道义诉求，比如“互惠与交换的平衡”和“生存权利”等。不断加深的剥削体验和经济不安全感，首先会激起农民的愤怒和道德义愤，但并不必然导致反叛。这既是源于被剥夺的失落，亦是源于一种道义的失衡。为了返回以往的平衡，他们也愿意为回归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努力。

第七章主要讨论农民反叛的问题。首先，讨论了当与剥削结合在一起时可能会导致反叛的条件（结构性背景和农民社会结构特点两个方面）。另外反叛不是农民遭遇危机时政治生活的典型表现，实际上他们有一系列适应性的变革或策略，简而言之，可以辨析出大致四种模式：（1）对地方自助形式的依赖；（2）对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的依赖；（3）对政府资助的保护和援助形式的依赖；（4）对宗教的或反对派的保护和援助机构的依赖。最后考虑当国家的权力使反叛不存在实现的可能时，我们如何估量反叛的潜在性？斯科特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观察政治高压程度来回答，因为这可以告诉我们农民是否接受精英阶层关于社会秩序的见解。

二

（一）关于赵鼎新对斯科特的批评

赵鼎新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中批评斯科特“以提出一个或若干个解读性概念为起点和最终目标，并以这些解读性概念作为其关键理论的工作”，对这种肤浅的概念至上主义十分鄙夷。首先要承认赵鼎新的批评有一定道理。比如最近“内卷”使用范围的扩大化，脱离了原有情境，许多使用者看见其他人在做某种努力就以“内卷”概括，结果“内卷”的思考价值消退，逐渐沦为情绪价值的皮套（具体过程是复杂的，简单来说是价值的分散和下沉，学术价值向公众价值转化）。

但是，人文社科的边界不能像理工科一样天生的边界就能拓展至难以被人感知的地球或宇宙，不管是解释还是解读，它们的边界都是很容易被人感知和反思，这算是一种自带局限。对事物的研究最终提取出“连锁店”式概念（赵鼎新，2015）就好比后人运用各种史料写一本历史教科书（比如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外历史纲要》），我们能说这教材写的等于历史吗？显然不能，任何史书都永远无法描摹出完完整整的历史图像，创造的“消耗性转换”不可避免（王汎森，2014），充其量只能抓住“真实”历史的一个或几个重要侧面，甚至还可能写出虚妄的历史。那我们能宣布社会不需要历史教科书了吗？

所以这个批评用在斯科特这个“连锁店”老总处是有局限的，它预设某项学术研究质量水平一定直线进步，不存在波浪型或倒U型等可能，有点绝对化的嫌疑。至少说斯科特的论证还在这个发展轨迹的高处段，打击范围再精准和情景再具体一点比较好。问题的核心在于“概念”诞生后，我们怎么去用运用它，是顺向还是逆向？就像做数学习题一样，对答案后，对二次做题肯定有影响，但是更关键的在于到底是把答案背下来写上还是去体验解题时这个思考的过程，我想是后者对于思考的帮助更大。

（二）关于“斯科特-波普金争论”

本书在译后感言部分向读者介绍了“斯科特-波普金争论”。斯科特的“道义经济”强调农民反叛不仅是收入问题，而是基于生存伦理的社会正义及互惠问题。而波普金的“理性小农”（The Rational Peasant）则认为农民是理性的，其行为一定程度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这场争论到现在没有也没办法有个定论。从学界的案例研究来看，“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的概括都不难找到影子，并且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能融洽地表现在同一个案例上。事实上，这两种特性取向可以在同一个选择过程中呈现，如果把二者对立起来，未免有点路走窄了的意味，从哲学上看，理性、情感与道德也是有复杂的关系。

就社会现象的解释而言，波普金的方法是一种聚合性解释（aggregative explanation），它将社会现象视为选择情境中个体参与者的理性行为的结果。相比之下，斯科特的方法具有功能主义解释的成分，认为一些社会现象是由一种规范体系的运作产生的，这些规范很好地适应了共同体的生存需要。

这个争论的核心是关于个人层面的动机和决策的性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采取了一种复杂因果分析的形式，假定个人是在一套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行动的，这套文化价值观约束与鼓励个人行动，从而抵消了纯粹的自我利益。但是要解释个人行为动机，从大环境推出的方法得到的答案并不是充分的，斯科特没有太多解释到是个人行为如何集合或融入集体行动的，但是波普金的理性-目的论在这方面就非常有贡献，阐释力更强，而斯科特的分析又比波普金单薄的动机假设丰满，能够体现个人行为极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总的来说，二者都有一定道理，它们的关系应当是互补而不是对立的。

注释从略

参考文献：

[1] 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M].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

[2] James C.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3]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4] Samuel L.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5] 李丹.理解农民中国[M].张天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