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站：侧身国家与个人之间

对于中国与日本这样的东方国家而言，现代设施的引入绝非单纯的技术移植，必然伴随着思想与社会的革新，新式学校、百货商店、流水线工厂、蒸汽轮船皆是如此，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代表性成果的铁路交通亦不会例外。铁路工作者之子、日本近代史学者原田胜正的著作《日本车站史：作为公共空间的近代铁路》便抓住了这一特点，“从车站选址、城市规划、建设等多个角度，佐以文学著作、纪实作品和调查报告，追溯日本近代关于铁路车站的共同记忆”。

如其书名所体现的，作者着眼于车站的“公共空间”属性及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反之亦然），而车站作为交通枢纽的特殊地位则又令这种影响通过两种渠道加以展现——作为铁路网点的车站区位，以及作为“广场”的候车室与站台空间。有趣的是，这两种渠道恰适应了社会的两极——国家与个人，从而使车站有机会成为全面展现日本近代化风貌的有趣案例（当然本书是否达成了这种目标另当别论）。

就从中外都喜欢拿来当成故事的开场地来说，铁路车站的独特魅力便不需要多提。

就前者而言，车站的区位建设及其作为铁路枢纽的调度属性充分展现了日本近代国家塑造的多重特点。作为舶来品的“station”在进入日本后，经过一些列的过渡性名称，逐渐被冠以更具东方属性的名称“驿”。与冠名方面的和洋并济同步，日本铁路建设的区位规划亦反映了一种外部输入与自身能动性融合的特点：

从幕末时期开始，外国人制订了几次铁路建设计划表，虽然也先后提交给了幕府与明治政府，但在横滨至江户（东京）与神户至大阪间都采取了殖民地式的线路方案。……这里说的殖民地式，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是一方面在本国建设将港口与工业区或市场连在一起的铁道线路，另一方面在殖民地页建设连接原材料产地、市场与港口的铁道线路的做法。……这种地位归根到底是欧美优势的一种体现。……所以，日本铁路在建设之初，也可以被归类为“殖民地式”。但是……（明治政府）最后决定这种连接港口与市场的铁路与其作为支线，不如建设为各自港口连接东京、京阪的铁路干线。就这一点来说，日本的铁路应该不是简单以“殖民地式”完结的，而是把握住了可以独立取得进步的良机。（第91—92页）

位于南京下关江边的铁路轮渡桥（笔者拍摄），铁水联运作为提高运输效力的铁路建设模式，其站点的建设往往可以直接带动这边地区的经济繁荣（比如下关就是典型）。本书第二章亦提及日本铁水联运车站的建设情况。

建不建，以及在哪里建车站不仅反映了日本国家在世界之林、内外之间的自身定位，同时还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反映了近代化时间中央地关系领域的日本国家建设——作者注意到，日本铁路运营初期，在各地同时出现了民众及地方势力支持或排斥“在自家附近设置车站的情况”，并指出前者不光与地方的经济利益相关，“有时候还与想要和中央地区联系在一起的‘中央志向’有关”：

当时日本的目标是提高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此并列的是国家层面上的一种上升志向，而个人出人头地的志向也与此同属一脉。自家的街区、村落可以通过铁路与中央相连，在这种意识的影响下，车展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与象征。（第72页）

因此可以说，对建设车站的不同态度，本身即体现了一种日本地方对于中央向心力的强弱。而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源自‘中央志向’的动力，越到后来越强烈”，也从侧面说明了完成近代国家建设的日本终于摆脱了古代地方藩阀分立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中央集权。

与内外、央地的复杂交织类似，近代日本社会军与民的交汇同样体现于日本近代的铁路车站建设之中。虽然日本与铁路的早期邂逅首先体现于民用领域（如岩仓使团西行期间的记述：“此进出伦敦之车站，站舍大而蒸汽车多，旅客往来殷殷辚辚，纷杂之状难以言喻。” 第6页），但在其贯穿始终的战争需求推动下，铁路建设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了军事需要挤占民用资源的情况——如果说甲午战争时期的大崎—大井线建设和日俄战争时期的北越铁路羽生田站、九州铁路足立站建设已经在推动日本国家铁路建设热潮之余些许展现了军事需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78—79页），那么二战期间军事政策对于铁路资源的浪费和建设计划的破坏可谓明显——在本书第四章，作者专门以品川站在战争期间的是把改造为案例，具体探讨了军事对于铁路建设的负面作用。

从国家走向作为后者的个人，近代日本铁路车站所形成的人口流动与巨大驻留空间则从正反两反面彰显了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与属性——一方面，“作为大规模人流集散地的车站已经开始体验近代社会这种个人的‘不特定多数化’现象”，并导致了“运输对象个体的去个性化”，从而实现了某种程度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第109页）；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个巨大的空间当中，陌生的个体得以产生交互，并在相互之间的观测中彰显了自身的特性（本书第二章结尾及第三章开篇以夏目漱石等人的文学作品进行了非常具体的展现）。（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阅读正文之前，本以为本书将主要通过对于车站空间结构如站前广场、候车大厅、站台等的描述，具体分析其对于日本现代国民塑造的影响，不过作者显然更热衷于从车站建设区位的角度分析其对于日本国家层面的影响，因而涉及个人层面的描述其实较少，就个人的阅读期望而言还是有些遗憾吧。）

当然，车站对于国家和个人的展现并非是纯粹割裂的，二者的交融在本书最后一章对于战争时期及战后美军管制时期车站状况的描写中得到了体现：如果说1945年8月15日，大量互不相识的日本民众在同一座车站中聆听昭和天皇的终战讲话，展现的是一种不同个人在同一国家之下的共同性（第201—204页）；那么美军管制下日本车站的分区使用，及由此产生的整齐有序的RTO设施（占领军控制区域）同拥挤破败的日本人乘车区、精神抖擞的美国军人与凌乱颓废日本民众之间的巨大反差，亦展现了一种国家历史情境下个体之间的不同体验（第210—211页）。

网传“世界名照”，据称拍摄于1946年的横须贺火车站。带着日本女友的美国占领军与拎着战友骨灰的日本士兵同时出现在站台之上，大历史之下个体之间的差异通过同一空间中的对比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

总体而言，本书可谓一部相当严谨的小众历史研究著作——以各个车站为案例细致分析其建设历程所体现的日本近代社会风貌，确实是一种相当有趣的尝试；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此细致的区位和景观描述，却缺少相应的同样细致的地图或建筑平面图说明（这是本书的另一个遗憾），无疑也提高了本书的阅读门槛。综合而言，本书作为铁路发烧友或者对日本铁路建设相当熟稔的读者了解日本近代社会史的进阶读物应当非常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