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石母田正与国民历史学的感想

中世纪历史学家石母田正早年间参加渡部义通组织的研究会，但随着战时日本社会言论空间的缩进，渡边义通于1940年被逮捕，研究会解散。研究者只能孤立地进行各自的研究。石母田正说，对于那个时代的他来说，写《中世世界的形成》这样的历史故事是为了：“在黑暗中睁大双眼，为了坚定自己的信念”，所以只能够依靠学术的力量。他也曾经检讨过，这样的描述“历史的必然”会不会离题太远，但他仍旧认为：“如果没有这种问题意识带来的冲动，至少在战争末期那个黑暗的房间里，根本不会有奋笔疾书的力气。”石母田认为，他写历史是为了和包括自己在内的战时日本社会对抗。他深知自己在战争期间没有办法公开拿出立场表达对天皇制和战争的反对，而在一间封闭的小屋中通过书写历史表达对天皇制的反对，起不到任何的效果。《中世世界的形成》中，石母田认为历史学也好，任何希望推动社会转型和进步的力量也好，孤立于群众的情况之下，是不可能对社会学施加影响的。这种希望打破孤立的尝试，是战后历史学和国民历史学运动的开端。

第一次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是去年年尾，圣诞节前后的时候，感到得哭了。读到这句话的那个深夜，鄙校「大兴土木」，而贵埠初有疫情，除了「一小戳人」的愤慨、懊丧和悲伤之外，生活表面如常。就如同小熊英二笔下的石母田那样，我也感到一种分断、隔绝和不能言说的悲哀。特别是在眼前疫下的情况之下，人与人之间本来是需要“to hug someone，to kiss someone”，歌唱“the best is yet to come”的时候，却因为各种对象各异，所指不同的恐惧和怀疑与政策被隔离开来。而原先社会中所埋下的各类不平，在这一刻也更随着病毒加剧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具体的悲哀。这类历史故事，我读过不少，真的经历起来，感觉又十分不同。古书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又有古书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我想，正是因为圣人不仁、天地不仁，我们这些“人”才更应该诚诚恳恳地劳作，澄明心智，不令自己的心在这混乱分断中磨损，保存爱人之心吧。就算不能真的去拥抱、亲吻、歌唱，也应该不断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绝于世间，而是于远远近近的人相互联系的。所谓国民历史学，重要的不在于写出历史，而在于创造历史，并且发现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