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对神秘学世俗化的反思

1976年，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对未来进行了推想。针对于美国文化，他认为有三种可能的走向：其一是“自由主义式的”，根据这一设想，社会“将像过去一样继续致力于财富和权力的积累”，对手段的盲目合理化和对目的的漠不关心只会让宗教和道德持续受到侵蚀。

其二是“新原教旨主义式的”，根据这一设想，社会将在全面瓦解之后堕落为传统的专制主义，且极大可能由右翼的新教势力主导；还有一种不太可能、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的“革命式”情势，根据这一设想，替代性的运动将成功完成社会革新，并带来实质上的新时代。

在近二十年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方文化仍然在按照“自由主义式的”情势发展，而贝拉所提出的“新原教旨主义式的”反弹，仍然具有非常明显的可能性。新时代尚未来临，但各色替代性运动却愈发显示出被自由主义功利文化吞噬的症状（贝拉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考虑到19世纪西方神秘学受到普遍世俗化进程影响的程度，我们没有理由指望它的当代术士继承者们，能证明自己不受当下环境力量（如主导90年代中期西方社会的商业氛围）左右。

新时代最初是一场理想主义的运动，其源于对世界处境的深切关注，并坚定地致力于重整乾坤。这种理想主义在某些层面上仍然保存着；但如今，在90年代中期，人们有理由怀疑一个业已服从于市场规则的新时代运动，是否能够给自由主义的功利文化，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任何研究新时代的学者迟早都会叩问自己，这场运动究竟意味着一种更好，还是更坏的力量。但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人们将逾越本研究的范畴。历史学者关心的是如何阐释过去和现在，而不是预测未来；而宗教学者的职责自然也不包括裁定当代诸宗教信仰的最终有效性，及其是否商业化。而他能够且应该做的，是指出，在现代的诸多运动和个体试图保存“往昔古老智慧”的过程中，到底丢失了什么。

而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自己应该靠边，把最后的发言权留给那位（在广泛层面上）公认的本世纪最伟大的神秘学者。在1975年的一次采访中，格尔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将卡巴拉的观念从现代世俗社会的常见相关概念中区分开来；而他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神秘学。在我看来，他的这番话抓住了本质，即在世俗化的进程中，到底会丧失什么：

“现代人生活在自己的私人世界之中，封闭自己的内心，而现代的象征体系并非全然客观：它是属于私人的，它并不承担任何义务。但另一方面， 卡巴拉的象征符号体系并非只与单独的个体进行沟通，而是将整个世界，在象征符号的维度上进行呈现。

问题就在于，在如今的世俗的个人生活之中，这种维度是否能够再次被揭示出来。

沃尔特·惠特曼在一个全然自然主义的世界中揭示了卡巴拉学者和其它神秘学者在他们的世界中所揭示的东西。当我敢于说出惠特曼的作品包含这些东西的时候，就遭到了猛烈的批评。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技术正在甩开步伐、高歌猛进，但问题始终还是存在。

如果人类有一天失去了这样一种感知，即对世界之神秘性——奥秘——的感知，那么我们也就全完了。”

私人的象征符号体系的确与神秘性感知的消失相关。新时代运动试图将每个个体置于他或她符号世界的中心，它试图在普遍性的解释系统之中寻求救赎，而这个系统将会给予人类存在的任何问题一个解答，并最终用一种完美知识的确定性取代神秘性本身。而本书的读者必须始终思考，获得这样一种知识真的会拯救世界，还是会让世界失去所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