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随手记

躺在床上刷微博，忽然忆起七八年前在高中时读《拓边西北》当键盘军事家的快乐。不由自主随手胡扯几句——或许，对于北宋而言，铲除西夏是国朝必需之事，西夏一日不除，关陕永无宁日。但过程中实际上是有着非常复杂的勾连的。 首先还不是战略战术的问题，而是西军内部的问题。西军自生的将门，东京来的勋贵外戚，西军里的蕃将和蕃部，都有着极为复杂和悠久的联系与矛盾。 其次是战术。宋夏战争前期，北宋基本采取守势。一直到哲宗朝边臣章楶琢磨出了一套费钱费时，但长期有效，成功率高的进攻战术，称之为“浅攻”。简单讲，就是封锁边境，以大国雄厚的物质力量不断推进军事存在，以小规模的部队不断消耗小国的军事资源。这一策略在近代还有两个人执行过，一个姓曾，成功了，一个姓蒋，一度几乎成功了。 “浅攻“战术的背后，是五代传统的突击冒险、英雄主义风格在军事技术进步面前的失效，而大兵团作战在黄土高原又缺乏足够运动空间。神宗朝两次大规模兵团作战的失败证明了，小股部队在复杂地形环境里，有着足够的优势，后勤压力小，作战成本低，失败可容错高。 而小规模运动，又给了本就分裂的内部军头们各自发挥才能的空间。这就获得了战争中最宝贵的东西——机动性。 章楶以前，北宋在陇山处处被动，章楶以后，原本机动性强的西夏骑兵被堵死在各条溪流河谷中间，而宋人用堡垒将战线一步步推到横山以西。尝到甜头的宋人子弟，就记得了小股部队各自单打独斗打顺风仗和消耗战的快乐。但是，小股部队面对大兵团，可以击溃，却绝无可能消灭。靖康之际，华北平原的宋人面对久违的大兵团时，仓促重组大兵团，但包括西军在内的武装仍保持了散兵游勇的散漫作风，在金人大兵团冲锋的战术下被冲散得零落成泥碾作尘。一直到岳飞以极高的纪律组织了大兵团骑兵与金人对冲，才扭转了颓势。 而辽金的存在又带来了最后一个影响因素——外部干涉力量。战争不仅仅是战争双方的问题，而是交战国及其关系国家的连带活动。对于东亚世界而言，任意战争的胜败都直接影响了1050年前后形成的国际均势。 当年西域万里疆，而今边防在凤翔。安史之乱对汉家的重伤，很难用短时段来画上休止。宋夏战争为什么会延宕日久？神宗朝对仁宗朝国际均势的突破为什么会可耻的失败？战术上的失误是直接的表征，陇西和陕北的蕃化才是关键内因，辽人的支持是最次要的外部因素。 试图在一个文化生活胡化，社会结构部落化的区域快速赢得战争，是求侥幸的。李继迁和李继捧兄弟在太宗朝一降一走，降者脱离土壤，逃离者在草原中蛰伏，不久便王者归来，重整部落民众开始对宋人的反击。杀一酋，复生一酋，杀酋的效率还不如杀马快。 浅攻的消耗战，放弃了幼稚的速胜论，以低烈度的战争，一步步削弱底子薄弱的小强之邦。而浅攻的温水煮青蛙，也比较不易于刺激外部势力的担忧与干涉。（PS：神宗对夏战争急于求成的焦虑和他严重的恐辽症是一个硬币的一体两面，而哲宗还是个孩子时，便对契丹人毫无畏惧，连带的对夏战争也就没有太多的情绪影响决策。这是神、哲父子个人心理特质最大的差异。）哲宗朝在西夏问题上为国家留下极大的操作空间，而辽人对夏的冷漠，则是坐山观虎的乐见其成。他们太过于期待复刻庆历——重熙赠币的无本胜利。与神宗的恐辽症一样，契丹君臣也有严重的恐宋症。这种基于历史记忆的恐惧，为各方正确评估时局带来了严重的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