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

这本书其实是沟口雄三的文章合集，一共有十篇，都围绕着“作为方法的中国”为主题来阐述，并集中在“中国近代”这个阶段。

在阐述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之前，我想就作者的最后一篇文章——《一个反“洋务”派的记录——关于刘锡鸿》——表达下感想。

刘锡鸿没什么名气，他曾是光绪年间的外交官，去过英、德两国。在为数不多的记载中，他是个反面角色，人们称其为“敌视西法、媚外投降”“反对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封建顽固派”。

举一个例子，他反对修铁路。单看这一不肯进步的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封建顽固。

但当你去追溯他这一行为背后的动机呢？他的反对理由有“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在“不可行者八”中，他做了个计算——仅从广州到北京一条线路就要花费七千万两的资金（他称，当时中国的财政收入不过六千数百万两）；“无力者八”中，他指出，中国只有国内贸易，没有像欧洲各国那样的对外利益；“有害者九”中，他列举了民生或财政上的问题，如征购民田造成田主的游民化。

通过这些反对理由，我们可以看出，刘锡鸿反对修铁路的想法有理有据，只是同李鸿章的乐观态度完全相反罢了。

其实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类似的，针对某人的一两条意见就对其打标签、下判断的行为，这是很反智也很躲懒（懒得去看提出意见的具体理由）的行为。甚至在看待历史时，很多人也习惯把历史人物和事件扁平化、标签化。

作者的这段话说得很好：对这些互相冲突的群体，需要我们从历史现实主义出发，而不是急于“评定”，也就是说，不是采用《春秋》笔诛之法，而是采用《史记》写实之法，从多方位、多层面的现实主义角度来加以把握。

一、大同思想以及中日区别

回到开头，沟口雄三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出，近代中国的特征是大同。

什么是大同呢？也就是“万人各得其所”。中国人的这种大同、共和思想，实际上从晚清开始，一路流传到了今天。

使近代中国成为可能的，也是大同思想。虽然英国轰开了中国国门，但欧洲传来的思想，得在大同思想足够成熟的土壤上才能得以实现。

作者在这篇文章里还提到了中日在“公”“私”上的不同，很有趣，对于我们把握日本人的想法也有益。

他提到，中国的“私”意味着和公平、公正相对立的偏私、奸邪，在历史上始终遭到否定；而日本的“私”则作为和政治、社会等公领域相对立的私领域而获得认可。

从这点看来，中国人在总体上追求全体自由，但总体和个体并非对立，人们在一定限度内也发展自我，这就是疫情下的中国。

而日本人的个体生活因为被政治、社会排除在外而得以保全，战后个人的私领域甚至强化到了利己的程度，可以不关心政治、不关心他人、不需要有道德（也不会被公众谴责）。

二、为洋务运动正名

过去，很多人往往把近代的中国当做和古老的封建世界说拜拜，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是崭新的，而过去一无是处。

作者认为，把立宪制视为令古老的中国惊叹不已的舶来品，也是一种西方式的傲慢。因为没有接受的土壤就不会有引进。

而使这一土壤变得肥沃的，就是洋务运动。

“正如'千古未有之奇局'这句话所形容的，面对欧洲世界蛮横无理的侵略，洋务运动的先驱们硬是以“师夷之长技”来进行反抗，“勇气”一词，最应该献给的是他们。”

张之洞和梁启超的互相批判，是洋务运动中很重要的一环，分别代表“反民权”与“民权”。

作为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直接经历者，张之洞对被瓜分的危机十分敏锐和忧虑，因此寄希望于中央权力，非常警惕梁启超他们这些完全不信任清政府的企图“地方分权”分子。

而梁启超是新一代的中国人，他对瓜分的危机体味并不深刻，出于对清朝体制的绝望，他和谭嗣同都愿意“分省化”。很难想象现在某些网友知道这两位的一些具体建议，会把他们骂成什么样。比如谭嗣同竟然提议，为支付甲午战争的赔款，把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卖给英国和俄国，把余款用于内政改革。

当然，张、梁最后都在无奈之下把权力寄付给了袁世凯。时代的局限性和那个世界要面临的狂风骤雨，非今人能想象。

洋务运动要面临的局面是很复杂的，并不是一些小辈用一腔热血就能解决。

在作者看来，洋务运动下的工业近代化，是各个官僚、知识分子除了决心推行洋务以外，没有其他共同点。他们各自凭着自己的资质和判断，在中国这一无边无际的巨大沼泽地中四处摸索，尝试着打下地桩。

比如被诟病的南海县令徐赓陛关闭民间工厂这件事，一直被认为是洋务派压制民间工业、缺乏创造资本主义的政策体系的证据。但其实当时事件的真实情况很复杂，要考虑到真实的社会上的种种不利因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行你上呗”。

洋务运动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方面，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也被看作是张之洞他们对西方技术文化的一种排斥。

其实，在张之洞眼里，欧洲的先进性是再明白不过的现实。正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各国文明占有绝对优势，才会对吸收对方文明的主体自身的丧失产生强烈的危机感。所以，他对“中体”的提倡，鹅一般的说法恰好相反，应该看做是自觉到自身劣弱的危机意识的表现。

三、植根于儒家思想的中国

鲁迅说过，要打倒吃人的孔家庙。

作者把儒教分为八种：（一）礼制；（二）哲学思想；（三）政治、经济思想；（四）领导阶层的责任理念；（五）学问论、教育论、修养论、道德论；（六）民间伦理；（七）共同体伦理；（八）个人伦理。

鲁迅所说的，是（一）和（七），它们作为“外来的近代”的妨碍者，成了需要被打倒的对象。

那么什么又是被我们接受了的儒教呢？

那就是（三），政治、经济层面。 它所蕴含的“均”思想作为“万物一体的仁—大同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同主义”，成为“自发的近代”的思想核心。

但其实它有缺憾。那就是到了如今，人际关系、血缘、私缘比个人的能力和权利更受重视。

作为方法的中国指的是什么？

原来，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

作者想要借研究中国，来把握世界的多元化，透过中国去观察欧洲、批判以往的“世界”。

在书中，作者还提到了“没有中国的”中国学。

比如说之前江户时期的日本人研究唐诗、唐代文论，其实不是对中国感兴趣，而是出于日本文学发展的需要。比起近代战后复权的中国，日本人更关心的仍然是昔日美好的内在于日本的中国。

这个观点（对我来说）很新颖。

话说回来，即使是不表现对中国关心的日本人，也出版了那么多认真研究中国诗酒花茶历史的书（在茶上中国竟然没有什么像样的专著），真让人感到羞赧。既然人家把中国作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我们也要更认真地了解自身的历史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