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马可·桑塔伽塔：《但丁传》（李婧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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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不开心的野兽
作者：[意] 马可·桑塔伽塔 译者：李婧敬
出版日期：2022.1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被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和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以代表作《神曲》闻名后世。马可·桑塔伽塔以但丁的多重身份——作家、哲学家、廷臣、政治家和父亲——为视角描绘了这位伟大的诗人。桑塔伽塔整合了大量意大利中世纪研究的学术成果，厘清了一个复杂的家庭和政治关系的网络，深度剖析了《神曲》为何是一部深受地方和区域政治影响的作品。对于喜爱但丁的人士而言——无论是专业的研究者还是广义上的文学读者，这部丰富、严谨、扎实的全新传记都堪称不容错过的佳作。
作者简介：
马可·桑塔伽塔（Marco Santagata，1947—2020），意大利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学者。1976年担任威尼斯大学文学教授，1984年担任比萨大学意大利文学教授。2003年坎皮耶罗文学奖（Premio Campiello）得主，2006年斯特雷萨叙事文学奖（Premio Stresa di Narrativa）得主。他也是意大利学界声望最高的但丁和彼特拉克研究专家和古典诗歌研究专家之一。
译者简介：
李婧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意大利语专业教授。2017年获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言文学博士学位和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意大利研究博士学位。对意大利语语言教学有深入的研究，发表多篇语言教学及文学研究论文。已出版多部译著，2018年凭借《达·芬奇传》荣获意大利文化遗产活动部颁发的年度国家翻译奖译者奖。
译文节选：
“在人生的中途”
《神曲》里描述的梦境之旅始于3月25日，结束于一星期后的3月31日。根据宗教传统，3月25日既是基督道成肉身的日子，也是他离开人世的日子。同时，这一天也是佛罗伦萨人的新年。有很多理由促使但丁将他的非凡旅程置于大赦之年的核心时期，但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应该是他在1300年年满35岁，到达了“人生的中途（mezzo del cammin）”。对于一个长期自认为具备特殊潜质，且注定要在人世间留下印记的人而言，这一巧合更是富有深刻的含义。在人生旅程的第35个年头里，但丁成为整个家族里首位当选执政官的成员。这的确是他人生的重要拐点，象征着新一阶段的起始。
当然，但丁完全可以在1300年后某个较为遥远的时刻才进行上述考虑的。事实上，如果说许多传统传记作家和评论家都认为《神曲》的创作时期要么是始于1300年，要么就是始于某个临近的时间点，那么现代学者则几乎众口一词地称《神曲》的创作时期是在若干年以后：有人说是始于1304年，大部分则认为始于1306年至1307年。鉴于传统评论家大多是就作者的语句进行字面理解，因而他们的论断并不具备太大的价值。然而，他们将该作品的创作年代置于大赦年的大背景下——也就是说，《神曲》是但丁在完成罗马之行后不久诞生的（至少是初步构思的）——这倒十分符合诗人喜欢趁热打铁的创作习惯。所以说，这部作品很可能始创于他的朝圣之旅以后，遭遇流放以前——因为在被流放以后，但丁对1300年这一转折之年的看法就会与先前大不相同了。
关于这一问题，有必要交代得十分清楚。我们今天读到的《神曲》，是但丁于1306年至1307年开始创作，直至临去世前才完成的那部史诗，这一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先前曾有与该作品相关的任何底稿存在。但尽管如此，倘若我们假设但丁在完成罗马之行后不久就写下了这部史诗的框架（或是按照画家们的说法，绘制了一系列纸板底图），这倒与我们所了解的诗人的性格及其政治理念的发展进程颇为相符，更何况这一假设的确有文字证据的支持：在史诗的最初几歌和其他部分之间，某些差异确实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认为，在这一时期，诗人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后来被某些政治事件所打断，直到几年以后，诗人稳定下来，才重拾前些年的素材，开始不间断地正式创作这部鸿篇巨著。此种观点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化解某种错觉：《神曲》所反映的种种成熟的思想是在瞬间突然出现于但丁的思维意识和创作视野中的。或许有人会反驳说在局势混乱的1300年至1301年，但丁根本没有心思进行创作，说这话的人恐怕忽略了两点事实：第一，在但丁创作《神曲》的过程中，时局是常年动荡不安的；第二，即使是在紧张的1300年至1301年，政治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无论是对于但丁而言，还是对于其他佛罗伦萨人来说，都是如此。
当我们将视线聚焦于某些政治事件时，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民众的日常生活、城市的常规管理和事务都如我们想象的那般乱了方寸。举个例子，1301年4月28日，应某些市民的要求，市政府决定对那条从皮亚詹蒂纳（Piagentina）行政区通往阿弗里科溪畔的弯曲道路进行拉直改造。但丁被任命为工程“监理”（“sovrastante”），其职责在于替执政官们监督工程的进展：这项任务之所以会落在他的身上，是因为他在皮亚詹蒂纳附近的圣盎博罗削教区拥有一些地产，因而也是这一工程的受惠者之一。请注意他担任该项工作的时间：1301年4月。此时的佛罗伦萨面临重重危机，正处于紧要关头，然而，佛罗伦萨人的生活——包括但丁本人的生活——看上去却如往常一样平静。既然诗人能抽得出时间去承担监理的工作，为何就不能投身于诗歌创作呢？
需要重申的是，我们读到的整部《神曲》——包括开头的那些篇章——都是但丁在1306年至1307年期间创作的。先前所写的那些草稿几乎已被彻底修改。之所以说是“几乎”，是因为在《神曲》最终版的头几歌里，我们仍能隐约看到早期构思的某些痕迹，甚至还有一些得以保留下来的零星语句。通过这些痕迹，我们可以确定，这部史诗的立意和构思过程不可能晚于《飨宴》和《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1]的创作时期，即1304年至1306年期间：作者在《神曲》的序言部分所表达的关于基督教廷政治和管理结构的观点与上述两部作品可谓遥相呼应。
我们可以对作者在《飨宴》及《论俗语》阐述的政治理想进行如下概述：“意大利的贵族们应该抛却彼此之间的纷争，搁置个体之间的差异，形成一个统一的阶层——他们曾经形成过统一的阶层，如今也有潜力形成统一的阶层。他们应在帝国的庇护下，排除一切会导致分裂的离心力的干扰（首先是经济层面的，其次是政治层面的），确保以和平为导向的，富有凝聚力的人类文明得以存续。” 上述观点说明但丁势必已经酝酿或正在酝酿某种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理念。然而，在1306年至1307年期间，当但丁中断了《飨宴》的撰写，转而着手于《神曲》的创作时，他似乎忘记了前段时间支持的观点（但不久以后，他又会再次极力支持），在史诗的开篇之处（第二歌）就发表带有明显圭尔甫派政治色彩的言论：罗马帝国本不像《飨宴》的作者所期待的那样，为守护人类和平和幸福而建，而是为了维护教廷和教宗的权威而建立的。
罗马和帝国都是由神圣的天意建立的——“定该城为圣地绝非虚传，大彼得继承者坐镇掌权”。有人认为，这一观点的“圭尔甫派色彩简直强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假如这一诗行是于1307年前后才写下的，我们就会看到但丁的思想相较于前一两年的观点（此种观点还将持续一至两年）而言出现了某种无法解释的倒退。相反，假如这一诗行是早在多年前就写下的，后来作为一种已然被超越的观点被诗人保留在《神曲》的最终版本中，那就不存在任何矛盾之处了。
（埃涅阿斯（Enea））
是罗马与帝国灵魂之父，
智者必觉此事理所当然，
因为在天府中他已当选；
定该城为圣地绝非虚传，
这件事已实现，众人可见：
大彼得继承者坐镇掌权。
你也曾赞颂他行走此路，
他闻听为何能胜利凯旋，
从而晓教宗披斗篷根源。[i]
注释： [1] 论俗语》是该作品标题的通行译法，其完整含义为“论俗语修辞”。——译注
[i]If II 20-27: “[Enea] fu de l’alma Roma e di suo impero / ne l’empireo ciel per padre eletto; / la quale e ’l quale, a voler dir lo vero, / fu stabilita per lo loco santo / u’ siede il successor del maggior Piero. / Per quest’andata [agli inferi] onde li dai tu vanto, / intese cose che furon cagione / di sua vittoria e del papale ammanto”.
作者注释：
“在人生的中途”
在本节及下一节里，笔者将再次谈到这部史诗在佛罗伦萨的诞生过程，更详细的阐述见SANTAGATA, pp. 293-316。
作品所述的虚构旅程的发生年代是当代但丁研究学者探讨的主题（关于对旅程发生年代的种种假设，Antonio Enzo Quaglio, ED, Commedia [par. 2]给出了一份简明全面的概述），古代的评论者则众口一词地认为那次旅程发生于1300年3月：见INDIZIO3, pp. 226-236和Saverio Bellomo, «La natura delle cose aromatiche» e il sapore della «Commedia»: quel che ci dicono gli antichicommenti a Dante, «Critica del testo», XIV/1 (2011), pp. 531-533，尤其是pp. 536-541中的相关论述。
关于修路事件，见Michele Barbi, L’ufficio di Dante per i lavori di via S. Procolo (1921)中的研究，同时见BARBI2, pp. 385-413。
第120页出现的关于《飨宴》的政治主张的引文来自FIORAVANTI的序言；詹弗朗科·菲奥拉凡迪（Gianfranco Fioravanti）指出，在Cv IV V 20中，但丁称罗马为“神圣之城”（“santa cittade”）。然而，这一称法却与《神曲》里所说的“神圣之地”（“loco santo”）存在实质上的差异：在《飨宴》里，罗马获此称号“并非因为它是彼得（和保罗）的殉难地，且如今是其继承者的所在地，而是因为它乃是由上帝的意志直接决定的最高政治机构的摇篮和大本营”。
关于“圭尔甫派政治色彩”（“formula guelfa”）的说法，见Umberto Carpi, Un «Inferno» guelfo, NRLI, XIII (2010), pp. 95-134，尤其是p. 113，该论文对整部《地狱篇》的解读有着根本性的重要意义。此外，PASQUINI, p. 163指出但丁在第二歌里“仍然认为罗马帝国是为了教权而存在的”。事实上，埃尔内斯托·贾科莫·帕洛迪（Ernesto Giacomo Parodi）先前也已这样写道：“在整部《地狱篇》里，帝国仅被提到过一次，且是轻描淡写的，在第二歌那些著名的文字里，当诗人赞颂帝国是由上帝预设的时候，他似乎是在否认帝国于它自身而言的意义……但丁貌似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罗马城的创立，还是帝国体制的构建，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它成为基督之代表的所在地而做准备”（Ernesto Giacomo Parodi, La data della composizione e le teorie politiche dell’«Inferno» e del «Purgatorio» [1905]，同时见Ernesto Giacomo Parodi, Poesia e Storia nella «Divina Commedia», a c. di Gianfranco Folena e Pier Vincenzo Mengaldo, Vicenza, Neri Pozza Editore, 1965, pp. 233-324; la cit. alle pp. 253-254）。
你将如何推荐本书？
阅读马可·桑塔伽塔引人入胜的新传记，读者很快就会被迫承认，西方文学的基石之一 《神曲》——一部被认为是崇高的和包罗万象的史诗——居然是残酷的党派争斗的产物， 充斥着当地的丑闻……正是这本传记再现的那个纷争不断的世界以及维系其运转的价值观念照亮了这部伟大的史诗，帮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展开阅读。
——蒂姆·帕克斯，《伦敦书评》
对于那些已经熟悉《神曲》并希望更细致地了解其在意大利历史上的地位的读者而言，这本传记将是最有用和最有趣的……桑塔伽塔的书是一本应急指南，它既向读者介绍了但丁时代意大利半岛的政治局势，又展示了这一背景将如何帮助我们读懂《神曲》这部作品。
——凯尔·斯金纳，《新准则》
这是一本非常棒的书。即使你没有读过但丁，也会被本书的内容吸引：它讲述了文学史上最非凡的人物之一和欧洲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时期之一。如果你是一个但丁爱好者，那么这本书将永远是你的无价伴侣。
——A. N.威尔逊，《旁观者》
译后记：
本书系从2012 年版马可∙ 桑塔伽塔的《但丁：人生故事》（Dante: Il romanzo della sua vita. Milano: Mondadori, 2012）翻译而来。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参考了该作品的英译本：Dante: The Story of His Life.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Richard Dix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文中出现的来自《神曲》的引文，其中译文基本转引自王军的《神曲》中译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同时，译者也参了田德望的《神曲》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文中出现的来自《帝制论》的引文，其中译文基本转引自朱虹的《论世界帝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文中出现的来自《新生》的引文，其中译文基本转引自钱鸿嘉的《新生》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其余各处引文，均由译者从原文直接译出。
标题的翻译：
如前文所述，本书的原文标题和英译本标题均未使用“传记”（biografia, biography）一词，而是采用了“故事”（romanzo, story）这一表述。这与作者对本书受众群体的设定有关：尽管身为学者的桑塔伽塔在当代意大利史学界和但丁研究学界都享有极高的学术声望，但同为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他并不认为本书是一部仅仅针对专业学界的纯学术著作，而是一部面向较广读者群体的、兼具学术高度和文学色彩的传记文学作品。在西文中，“romanzo”或“story”一词显然更能体现作者的这一写作初衷。然而，倘若在中文将该表述直译为“故事”，国内读者未免会低估该作品的严肃性和专业性。因此，译者更倾向于用“传记”取代原文中的“故事”。此种意译方式并非译者的炮制。早在晚清时期，杨紫麟和包笑天就将英国通俗读物Joan Haste 的中译本标题译作《迦茵小传》，林纾也在法国小说Le Tour de La France Par Deux Enfants 的中译本标题《爱国二童子传》中使用了“传”这一字眼。第七版《辞海》对“传记”一词的释义如下：“传记，文体名，亦单称传，是记载人物事迹的文字……传记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是以记述翔实史事为主的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另一类属文学范围，以史实为根据，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描述。”基于上述考虑，译者最终决定将这部传记文学作品的标题译作《但丁传》。
一些术语的翻译 ：
在翻译学术作品的过程中，厘定译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术语的译法若不确切，极易对读者的理解产生误导。读者针对学术译作常常抱怨的“艰深晦涩”“不知所云”的苦恼以及在阅读此类译作时产生的“望文生义”式的误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译者在处理某些术语和概念时的不恰当选择导致的。因此，厘定译名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严复一语道出了个中辛苦：“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事实上，术语的厘定直接反映了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及其采用的跨文化转换策略，也会对不同语言承载的思想在不同文化中的交锋与交融产生间接的影响。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译者针对大部分术语采用了学界约定俗成的既有译法，也对某些学界尚无通行译法的文学、诗学、史学和神学术语进行了反复推敲，选择了相对而言较为合理的译法。在此仅举若干重要的例子，略加说明。
文学和诗学类术语：
·将“sonetto”译作“十四行诗”，而非“商籁”，以明确体现这一诗体的形式特色；相应地，
·将“sonetto rinterzato”译作“增体十四行诗”。
·将“ballata”译作“谣曲”，而非“舞曲”，以表明这一诗体的形式特色及产生渊源，同时与现代汉语中的“舞曲”一词相区分。
·将“canzone”译作“合组歌”，而不是“歌”或“诗歌”，避免与作为诗作组成部分的“canto”（“歌”）和作为诗歌这一文学大类名称的“poesia”（“诗歌”）相混淆。
·将“lauda”译作“颂诗”，以表明这一诗体的题材特点。将“carme”译作“拉丁文诗”，以表明这一诗体所对应的特定语言。
·将“terzina”译作“三行阕”，而不是“三行诗节押韵法”，更显简洁。
·将“prosimetro”译作“散韵文”，以较为简明的方式体现这一文学体裁的形式特色。
历史和政治类术语：
·将“comune”译作“城市国家”，而非“城市公社”，以免读者将这一概念与19 世纪“巴黎公社”运动相混淆。
·将作为“一人之治”政体的“signoria”译作“领主制”，将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行政机关的“signoria”译作“佛罗伦萨执政团”。
·将“tirannide” 译作“僭政”；相应地， 将“tiranno” 译作“僭主”。
·将“priore”译作“执政官”。
·将“podestà”译作“督政官”，而非“最高行政官”，以表明其最为核心的政治职能。
·将“capitano del popolo” 译作“人民队长”；相应地， 将“capitano e difensore delle arti”译作“行会队长”。
·将“ghibellino”译作“吉伯林派”，而非“吉伯林党”，以表明其较为松散的组织结构；相应地，将“guelfo”译作“圭尔甫派”，而非“圭尔甫党”。
·将“bianco”译作“圭尔甫派白党”，将“nero ”译作“圭尔甫派黑党”，以表明其组织内部较为明确的党派区分和较为严密的组织结构。
·将“università dei guelfi bianchi”译作“佛罗伦萨圭尔甫派白党同盟”。
·将“gente nova”译作“新人”，而非“新来的人”，表明这一概念所指的并非新近迁入某地的群体，而是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
神学类术语：
·将“Dio”译作“天主”，而非“上帝”。
·将“Papa”译作“教宗”，而非“教皇”。
所有教宗的名号、圣人的名字、神职人员的品阶、各类修会的名称及教堂的名称均按天主教的通行译法译出。
所有来自《圣经》的引文，均采用《圣经》思高本的译法。
其他几点说明：
严复有言：“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在译介本书的过程中，译者得到了诸位前辈和师友的帮助、建议和意见，受益匪浅，铭感于心。其中，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军教授为书中引用的所有来自《神曲》的诗句提供了中译文；天津师范大学的刘训练教授和四川大学的刘耀春教授就书中出现的诸多史学概念和术语的译法提供了详细而中肯的建议；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文铮教授就本书标题及若干诗学术语的翻译答疑解惑；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帮助厘定了大量天主教神学术语的译名；北京大学的常无名老师不辞辛劳地提供了大量拉丁文引文的中译文；北京大学的成沫老师就注释的添加提供了参考建议。在译稿的校对过程中，陈习习、李承之、刘斯璇、李楷文四位同学以严谨的态度和极高的效率对文本进行了细致的审校和修改。此外，译者的家人亦给予宝贵的支持；另有许多师长、同事和朋友给予直接和间接的帮助。译者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译介工作于2017 年8 月启动，时至今日方才最终完成，在纪念但丁逝世700 周年之际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正式推出。遗憾的是，本书的作者桑塔伽塔教授已于2020 年11 月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离世，未能见证本书中译本的出版。
四年以来，笔者反复对译稿进行校对、修改（原意文版中的少量错误亦在译文中被一并修订），惟愿本书的译介能为国内学界但丁研究的事业添砖加瓦。然而，由于笔者的学识和经验有限，尽管慎始敬终、未敢懈怠，错漏之处亦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谅解包容，并批评指正。
李婧敬
2021 年6 月于北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