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潇的《重走》丨随他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最近读完了杨潇的《重走》，这本书是21年度豆瓣21年度中国文学（非小说）类型的第一名，豆瓣评分高达9分。

提起西南联大，大家都不陌生。这所在抗战时期成立，仅存在短短8年的联合大学，是我国教育史上不折不扣的传奇，联大师生里大师云集，璨若星河，随便说一些，都是各专业里奠基人、天花板的人物——三位校长：梅贻琦（清华）、蒋梦麟（北大）、张伯苓（南开），堪称最优秀的教育家老师：朱自清、胡适、、闻一多、王力、陈梦家、燕卜荪、钱钟书、吴宓、朱光潜、郑天挺、陈寅恪、傅斯年、钱穆、吴晗、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华罗庚、吴大猷、吴有训、叶企孙、曾昭抡、李继侗、赵九章、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沈从文、梁思成、林徽因...学生：杨振宁、李振道、邓稼先、汪曾祺、穆旦、许渊冲、何兆武、叶笃正、吴大昌、刘兆吉...联大的校友里，产生了八位最高科学奖得主，九位两弹一星元勋，一百七十多位两院院士，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这样一所伟大的大学是怎么成立的，和《重走》又有什么关系？这就要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说起了。

01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即为西南联大的前身。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华，占领了北平，炮轰了南开。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任命胡适为文学院院长，顾毓琇为工学院院长。1600多名来自三校的师生经过长途跋涉陆续到达长沙。 1937年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底，抗日局势继续恶化。11月12日上海陷落，12月13日南京陷落，武汉告急。长沙的局势也十分危急。教育部通知长沙临大准备西迁云南昆明。选择昆明的原因，一是昆明是抗战的大后方，相对安全；二是昆明有滇缅公路，可以运输物资和教学用品。当然也有很多反对搬迁的声音，比如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表示“不要搬来搬去做着变相难民，要生便要痛痛快快地生，要死便要轰轰烈烈地死”，“在一个国家存亡危急之秋，我们口口声声喊全民的动员，而我们还把这些青年关在学校里不让他们去致力国家，这是不是合理的？” 在这种抗日基调下，很多学生弃学从军，有的去了战斗前线，有的去了延安。

学校后来请著名将领陈诚来演讲，陈诚的演讲打动了很多学生，陈诚表示“大家要在一个目标之下，一定范围内，尽到自己的本分”。穆旦后来回忆说，很多同学愿意去云南，陈诚将军给了很大影响。抗战初期并不缺兵源，大学生只占国民人数的万分之一，确实没有必要向数量极少的大学生征兵。知识青年要培养成国家的栋梁之才，以待将来建国志勇。就这样，长沙临时大学的大部分师生，开始奔赴昆明。

主要有三条路线迁入昆明——

步行迁滇香港越南路线 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市，再坐火车到昆明。走这条路线的重要教授有陈寅恪等。陈教授的妻子因为心脏病被留在香港由许地山照顾。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选择了这条路线。

广西越南路线 同行的有朱自清、冯友兰、钱穆、汤用彤、贺麟等十多人，由朱自清任团长。他们一行从长沙乘坐汽车经过桂林、柳州到南宁，再经过镇南关到越南河内，最后顺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也选择了这条道路。他们从长沙坐火车到桂林，再从桂林换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到越南。最后也顺滇越铁路到达昆明。

湘黔滇旅行团 这是最艰苦的迁移路线。1938年2月19日师生开始迁移，共计336人。其中重要教授有闻一多、黄钰先、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吴征镒等。师生徒步经过湖南湘西进入贵州，最后抵达云南昆明。湘西的土匪众多，路途不安全。张治中布置出生于湘西的作家沈从文先行与湘西各方势力协商，最终土匪没有为难师生。4月28日，师生经过艰苦跋涉到达昆明。迁移全程约三千里，可能为学生大规模迁徙路程之最。师生把这次迁移办成教学任务，在途中对抗日救国进行积极宣传，同时也不忘记在途中学习与实践。

80年后，杨潇重走了湘黔滇旅行团的这一段从长沙到昆明的路途，写出了《重走》一书。

02 旅行团里那些可爱的人和有趣的事

“你们是天之骄子，应看一看老百姓的生活”——闻一多

步行三千里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学校明文要求，必须体检，体格健好者可以参加步行队。瘦弱的学生为了体检合格，偷偷往怀里揣了几本书。最终选拔出二百多名学生。参加旅行团的老师有黄钰生、闻一多、袁复礼、李继侗等十一位老师。

只有老师和学生还不够，三千里步行需要有行军经验的人带队，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安排了陆军中将黄师岳作为旅行团的团长。黄师岳50多岁，多年参军经验丰富，且为人正直可亲，他的经验和人格魅力，帮助旅行团顺利的走到终点。张治中还赞助给旅行团很多物资，如水壶、干粮、草鞋、裹腿、五只猪以及帮旅行团运送行李和物资的两辆卡车。就这样人员齐备，旅行团出发了！

千万别用现在的视角去想象旅行团的徒步之旅，觉得这就是在游山玩水，每到一站都有美食和旅店。实际情况是，旅行团走的非常艰难。部队每天要步行20-30公里，最多的时候要50-60公里。草鞋很快就穿破了，学生们脚上都磨出了泡。食物很不稳定，有时候在小镇上打尖，能抢点地方美食，有时候走到荒村野领里，只能饿着肚皮。至于睡，则更难了。旅行团这一路上，睡过破庙的棺材旁，也睡过荒村的猪圈里，有时候卡车抛锚行李没运到，被子都没有只能挨冻。这还不算最难的，最难的是那时候治安不稳定，总有土匪拦路，尽管有政府的人和黄团长提前“打招呼”，有些路段他们还是走的胆战心惊。

不过师生们也很会苦中作乐。闻一多重拾画笔，面对秀丽的风光，他画了不少画作。旅行团里有一个男生，总爱一个人小声的背英文词典，背一页就撕一页，走到昆明时他撕完了整本词典，这个人就是著名诗人穆旦。刘兆吉很珍惜这次徒步旅行，利用这次机会，记录了不同地方的民谣民歌，最终著成了《西南采风录》。曾兆伦从来不抄近路，每天早上起来先看书后吃饭，然后上路一步步测量路碑准不准，忘了数还会跑回来重测。还有一些学生非常爱打桥牌，甚至到了上瘾的地步，他们先是暴走到队伍最前面，找个地方窝着打桥牌，等大部队过去了，再站起来暴走到队伍最前面，如是往复...

有一件事要特别记一下，途径云南时，一位县长特殊招待旅行团，师生们吃的特别好。临行之际，团长黄师岳知道招待他们的费用是县长提前从老百姓手里要来的，他大为光火，于是给了县长300元钱，恳请他把钱还给百姓。黄团长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到达昆明后，黄师岳宴请众师生，学生们纷纷敬酒，最后发现他酒量惊人，黄团长没有事，学生们醉倒很多。黄师岳要回部队时，联大赠送他金表一只和500元钱，均被他婉拒，他给蒋梦麟、梅贻琦的信中写道“虽云跋涉辛苦，为民族国家服务，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

03 旅行团与重走的意义

前面说了，从长沙去昆明有3条路，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市，再坐火车到昆明，是最便捷的一条路，何必耗时两个月徒步三千里呢？以及过了80年，再重走这条路，又有什么意义呢？

出发之前，他们是意气风发的学生，是中国的天之骄子。到达云南时，“他们脸孔是一样的焦黑，服装是一样的颜色，头发和胡子都长长了，而且还黏附着一些尘芥...”学生们脱了书生气，反而有一副征人的风范。

回头想想西南联大的成立吧，日本侵略者全面侵华，清华、北大、南开这三所高等学府的师生从北平天津退到湖南长沙，又从湖南长沙退到退无可退的云南昆明。说退可能太委婉了，逃亡可能更真切一些。南渡的路上，陈寅恪写下“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的诗句，冯友兰悲伤的说道“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丧家之狗”。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旅行团的师生们，通过步行三千里，徒步两个月的长征，向世界表明中国青年并非文弱书生、东亚病夫。旅行团的长征壮举，奠定了西南联大的顽强精神，让这所学校在未来8年的炮火空袭、通货膨胀下，仍然能够排除万难，求学上进。

旅行团还有另一重意义，正如梅贻琦校长说的，“你们所走的程途，全都是中国的大好河山，所遇的人们，全都是我们的同胞。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这对你们将来的责任和事业，是有如何伟大的帮助啊！”

旅行团的师生们，步行穿越了湖南、贵州和云南的诸多城镇，如常德、桃源、沅陵、镇远、安顺、盘县等地。给旅行团的印象就是，三个省如三个国家，风景人情各不相同。湖南大家相对熟悉，水乡温软，除了强盗一切还好。到了贵州，则是遍地罂粟和吸食鸦片的人，大家都非常反感。而到了云南，则又是另一番景象，风景秀丽，人民富庶。

不过当时的西南尤其是贵州和云南，都是中国的边陲之地，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如果不是因为战争，这些文化精英们都聚集在北京上海以及东部沿海富庶的城市，怎么会跑到这些穷郊僻壤来呢？西南联大的到来，和旅行团的步行之旅，其实也是一场文化的交融，对西南诸省和文化精英都意义非凡。

在说杨潇“重走”之前，我们先聊一聊比旅行团更早走过这条路的一位人类学家——日本人鸟居龙藏。1902年鸟居从湖南出发，进入贵州，然后到达云南，最后从昆明向北抵达四川，完成了对中国西南的步行考察。鸟居的前三个省，和湘黔滇旅行团是一致的，也共同沅江、桃源、镇远等地。通过这一次考察，他对西南的风土人情、少数民族进行了深度的考察，并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影像资料。这些内容，凝结成《西南中国行纪》一书。

鸟居龙藏进行探访时，恰逢清政府摇摇欲坠之时，当权者对少数民族颐指气使，以“苗族”代指整个大部分西南民族。湘黔滇旅行团长征时，是抗日战争初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战争的阴云笼罩下，精英们被迫退向西南，这是一次被迫的融合探索之旅。杨湑重走之时，是湘黔滇旅行团长征的80年之后，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再也不是任人欺压的东亚病夫了，国富民强，蒸蒸日上。如此三重对比，我们可以看到1902年、1938年以及当下湖南、贵州、云南的历史变迁。这是《重走》和《西南中国行纪》的第一种意义。

《重走》还有第二种意义，就是探寻湘黔滇旅行团的足迹，挖掘西南联大的精神宝藏，以及在这条路上发生过的其他故事。比如杨潇挖掘出了沈从文大的哥沈云麓和他的房子芸庐，在芸庐里沈芸麓接待过很多南渡的文人雅士，最著名的莫过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有自己的故事，有一次林徽因病重，梁思成带着她找旅店，最终和几个年轻人挤在一起。这些年轻人后来都成为了飞行员，和梁林夫妇相交甚好，再然后他们相继牺牲，每次遗物寄给“荣誉家长”梁林手中，林徽因都要痛哭一场。据统计，那时候中国的飞行员从毕业到牺牲，平均生命只有六个月时间。又想到齐邦媛《巨流河》里的张大飞，对了，书中还写到过张伯苓去筹备重庆的南渝中学，即是齐邦媛上的那所学校。

《重走》的第三种意义，就是挖掘出旅行团的“尾声”。近三百人的队伍，并肩走过风雨，抵达云南，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命运呢？各不相同。闻一多后来成了何妨一下楼主人，再后来被刺身亡。穆旦成了著名诗人，但后来呢，未能躲过那段波折。黄培云去美国深造，邂逅了赵元任的女儿赵今那，两人交谈后才知道一个作为旅行团成员，一个作为欢迎队少女，原来早就谋面过。吴大昌毕业之后投身建设，41岁时得了癌症，没想到健健康康活到百岁。每个人的尾声，都不相同，看了让我唏嘘不已。最后，想用杨潇自己的话总结这段旅行：

我亲眼看到了那些“空心化”的乡镇，我遇到了许多老人，他们是那么孤独，你只要一张口，他们就能和你说上半天；我体会到了李继侗当年说的，为什么每年总要过若干天最简单的生活，试试一个人最低生活究竟可以简化到什么限度，因为那会让你知道自己究竟为何所累；我发现了游客永远不会见到的风光，通常是在漫长的乏味的等待之后，我也看到一条条河流被拦腰阻断或者开膛破肚。我见识了官僚体制的刻板，也发现了它的裂缝。我有多为留下的历史痕迹庆幸，就有多为失去的遗憾。我意识到浩劫来临时无人幸免，连最不重要的人和最小的庙宇也不能例外；我想起了一些遥远的往事，我目睹了记忆的变形，也体察到了它的坚韧。我经过了城市与乡村，在其间旅行，与其说是空间的穿越不如说是时间的穿越，我品味着时差，也借助它来重建座座城池。我一路都在阅读、检索、翻找，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历史没有故事，只有周而复始的重复，有的时候我又被那些短暂却闪光的生命感动得简直要掉下眼泪。

也许这就是《重走》最终的意义。

读这样的非虚构，让我非常羡慕杨潇、刘子超、何伟这种人，一边旅行一边写书的人生，太有意义了。这个世界有很多精彩等着我们去发现，蝇营狗苟的卡在工作里，太辜负人生了。期待疫情快点结束，我也能有时间拿脚步丈量山河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