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结社，抵御考试焦虑和痛苦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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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人结社风气很盛。
然而在一般印象中，似乎文社只与诗文相关，追求风雅，而与极功利的科举、刻板的经学无关。但是，实际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今天，我们将给大家分享这篇《围绕科举的文人结社》将带我们认识士人的科举结社，了解明代文人结社的另一面。
围绕科举的文人结社
士人以科举为目的的结社，比之诗文结社、怡老会要现实和功利得多，当然也枯燥而专业得多，绝非风雅浪漫之举。这可以说是明代文人结社的另一面。
士人参加科举考试，必须有一定之“式”，考试合格者也被称为“中式”。既有一定标准，文章自然不能率意，不但要反复推敲文字，而且发挥的空间也不像文学那样可以融入想象，因而模写科举文字成了极为枯燥的事情。清人李百川在其以明代嘉靖年间为时代背景的小说《绿野仙踪》中，记载府学生员苗继先探访当时正在为科举考试努力的生员温如玉，就曾这样写道：“苗秃看了看，见桌上放着《朱子大全》《易经体注》，还有十来本文章。苗秃子笑道：‘这些刑罚，摆列出来做什么？’”
在一个读书秀才看来，科举备考竟成了像“刑罚”一样的苦差事。晚明山阴县的藏书家祁承(1604年进士)有诗《课艺苦不就沿溪散步漫咏》，云：“一题方入目，百念逐心非。非为寻源往，聊同避难行。僧归云外径，渔傍水边汀。生计原多路，何听寸管评。”因为绞尽脑汁仍无法写出令自己满意的制义，祁承只能到溪边放松心情，况之为“避难”，乃至有为僧人、为渔民的遁世之念。这种深感科举考试文章枯燥乏味的心情在诗中充分地得以表露。
祁承对科举考试还另有“举业相伴半生，寸管加肘，百毒镂心”的说法。晚明袁宏道(1568—1610)曾在《社中》诗感叹说：“交游悲喜尽，文章揣摩成……终年惟搦管，辛苦是书生。”因此，若有三五友人共同探讨，或可减轻这种痛苦。这是围绕科举而结社的第一层背景。祁承本人曾经参加过这种研讨经义的集社“合辙社”，陈继儒(1558—1639)即说祁承“初有合辙社而通经学”。正因为此，士人研习举业之余，同时也会有诗文唱和，以缓解终日揣摩的痛苦，使得诗文社与举业社常常会混杂到一起。明末著名的书画家与官僚董其昌(1555—1636)，年轻的时候曾与章觐等人结社，探讨科举文字，同时也相和赋诗。董其昌《陶白斋稿序》载：“余往同冯咸甫辈结社斋中，晨集构经生艺，各披赏讫，即篝灯限韵，人赋诗几章。”在这种时候，诗歌对枯燥终日的士子心情是一种慰藉。
科举结社的第二种功能，是可以增加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共同揣摩科举作文的技巧。因此，重视教育的地方官常会组织相应的文会，将辖区内优秀的生员组织起来，为他们创造交流会文的机会。例如，在嘉靖末年直至隆庆元年，南直隶江浦县的知县王之纲在县内组织了十一个文会，分别名为文昌、泰茅、晋接、折会、玉虚、西清、东华、石渠、青琐、三元、南宫，而且“创学田千二百余亩为会费”，其中参与文会之中的士人如严丕承便在隆庆四年(1570)中应天府乡试。晚明学者吕维祺(1587—1641)任山东兖州府推官时，置学田，订山左大会，“渐及通省，冀北、淮南之士咸来就业”，会的规模十分庞大，而其功能虽有传播理学或宣传节孝之外，方便诸生科举的目的也很明显。在16世纪地方官建造的书院中，出于为诸生提供藏修和会文之所考虑的不少。嘉靖十五年(1536)创建的江西安福县复古书院，除了是阳明学在江右的重镇，在为地方培养科举人才上所做的贡献也不小。傅作舟(1571年进士)说：“安福向有复古书院官课、师课，生童以时会文，近年更立章程，颇著成效。”不过，由地方官员组织的文会虽然因为有一定经济保证，一时的影响很大，但也往往因地方官的迁转而很难长久。更多围绕科举的结社，是从事于科举的学子们彼此自愿地结合起来，聚集成会，交流技艺。
16世纪，文社日益活跃，围绕科举的结社时时可见。傅作舟谈到隆庆年间安福县于复古书院之外还创行道南文会：“国朝以《四书》、五经试士，背朱注者不录，虽所取在文，而因文见道……邑南地距郭较远，多不能应期赴课，以荷栽培。岁丁卯(1567)，太史王君尔玉假旋，与诸同志谋于近地开文社而行月课，邀集十四都人士而酌商之。每都劝输，汇流成浸，凡三阅岁而会举，颜之曰道南。盖取吾道南矣之义，与复古并行不悖。自明年为始，敦请名师，萃各都之习举业者，按月会文而甲乙之，优其资奖，以示鼓励。”同样是在隆庆年间，浙江嵊县的周汝登(1547—1629)与同志为“鹿山八士文行合一之会”，至万历十五年(1587)建成鹿山书院，“以待邑中之凡有志于举者皆得以来集于斯”。从后来鹿山书院接待“有志于举者”的情况看，昔日的鹿山八士之会大概是以讨论科举制艺为多。
河南新野县人马之骏(1578—1617，1610年进士)则提到他在万历年间与友人刘逢源(1557—1621)等结社研讨制义之事。马之骏《茂才汉垣刘公墓志铭》说：“公讳逢源，字取之，别号汉垣，里人称之汉垣先生最著。少治举子，言颖异秀出，顾屡试坎壈。戊子(1588)，长垣于田李公来视两河学，录公文，补郡庠弟子员。时公且逾弁，浸寻壮齿矣，益下帷发策，矻矻弗少休，偕杨君来凤、石君攻玉、王君逢古、齐君来旬、李君春华及予兄弟辈结社课文……所治毛氏《诗》最淹熟精诣，即酒间谈次，偶及辄成诵，累累如贯珠。”文中除了谈到马之骏等人为举子业结社课文，还提到刘逢源擅长《诗经》，让我们对他们结社课文时重点在于经义可以有些想象。进入17世纪，此类围绕科举的结社可能更多。
无锡的东林领袖顾宪成(1550—1612)提到东林讲会之下还有姚玄升等人为举业而结的小会。顾宪成《题姚玄升诸友会约》说：“程伯子云：‘举业不患妨功，只患夺志。’今观诸友会约，为举业设耳，乃能斤斤交砥，一言一动，一切禀诸绳墨。”崇祯二年(1629)，和州生员戴重与友人杜若兰、章继捷、王大生、含山陆合泰等五人结社于和州城西三十里处之栖云观，“其友五，其书义三，经义四，其地惟枣林之宫，其期惟月之望”。戴重等人结社课文，完全是摹仿科举考试头场考《四书》义三篇、经义四篇的形式。他们在每月十五日于和州枣林宫聚会一次，每人模仿考试撰写《四书》义和经义共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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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4月
著名学者王汎森作序，李孝悌、吕妙芬、巫仁恕、左东岭一致推荐
一部研究士人社群的突破之作，呈现明清士人的日常生活与学术活动。以结社为题，跨越中国、日本、越南等地，看文人社集如何彰显士人流风，影响东亚世界的汉字文化圈。突破以往相关研究成果，本书全面地处理了明清时期各个地区诗社、文社及以科举为主但扩及经义诠释的制艺文社，并将探讨的区域从中国扩及日本与越南，改写了对社集活动，尤其是16—18世纪的东亚知识分子学术思想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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