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陌生为熟悉的典范之作

王明珂先生的这本书，在5月出版，不知该说是幸或不幸。封面上的介绍“汶川、北川、茂县、松潘、理县羌族之社会历史与文化”使人感慨。两年前当我读本书的通俗普及版《蛮子、汉人与羌族》（台北三民书局，2001）时，这些地名是闻所未闻的远方小县城，而5月12日后，它们却已是全国人民都熟到不能再熟悉的名字。王先生在追记中说：“对我而言，如此熟悉的地方、亲近的民众，遭到自然灾害如此摧残而我竟无能为力，是最让我为‘学术’和‘学者’感到可悲的。”其实，在地震发生后，他托人在天涯社区等论坛上发帖，提供了多年来田野调查中画下的山寨地图，希望对救援工作有所帮助，由此而可感受在这样一本学术著作中的现世关怀。

如封底介绍所言“本书是一本羌族民族史，也是一本羌族民族志”。然而它又与我们通常熟悉的民族史或民族志写法不一样，于一般读者，可能还会造成观念上的冲击与头脑中的混乱。在王明珂看来，羌族“既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新的民族”。三千多年前殷商卜辞中即有“羌”的出现，而对于“羌族”的历史记忆却是近数十年才成为目前这些被称为“羌族人”的人们的本土知识。羌人与羌族的历史，并非一个民族实体的历史，“历史实体论”所主张的“民族”定义是值得怀疑的，然而他同样并不完全赞同“近代建构论”，以为“中华民族”的意识全是由西方“国族主义”影响下的自我想像构建。羌族与其他民族一样，既是历史的创作物，也是历史的创作者。羌族，这个目前仅有30多万人的民族，正处于汉、藏两个民族影响力边缘，它的民族史，同样不是孤立的一个族群的历史，而是历史上、现实中与周边族群互动的历史。王明珂先生以“华夏边缘”称之，将视野放到更大。

本书名“历史人类学研究”，内文分为“社会篇”、“历史篇”和“文化篇”三大部分，田野与文献，两方面都功夫极深。王先生硕士时修读上古史，论文题目即是“上古的的姜、羌与氐羌研究”；后入哈佛大学东亚系，却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人类学系的课程中。自1994年开始，十多年来每年有一两个月在羌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累积了大量的资料。在“社会篇”中，可以读到许多有趣的叙述。例如在未形成“羌族”此种认同以前，山寨中的村民所认同的“自己人”不出一条沟，由此形成所谓“一截骂一截”的关系：下游的人骂上游是“蛮子”，上游的人骂再上游的“蛮子”，在夸耀自己的汉文化习俗，嘲笑别人的“蛮子”习俗过程中，推动了“汉化”，亦造成了“模糊华夏边缘”。更为有趣的是，当人们形成了“羌族”这一认同时，过去对于区别的强调（例如强调语言和口音不同）会转向在不同中寻找相同，以此强化“我族”认同。

这一些田野调查，如“一截骂一截”或“毒药猫”的故事，即使并非研究者，亦能看得津津有味。不过作者用力最深处，却是在“历史篇”中，在此，他提出了羌族本土根基历史：弟兄祖先故事。如同作者为新版所写序言的名字“化陌生为熟悉”——他认为在田野调查中发掘的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弟兄祖先故事，“把我们以前很陌生的一些‘历史’，一些我们不把它当作历史的记忆作为‘历史’，透过文本分析了解它的内在意义与对应的社会情境”。相较于华夏的“英雄祖先”表述——一个“我族”的失败者逃到边陲地区，成为“异族”之祖先，羌人的“弟兄祖先”故事——几个兄弟来到一地，成为几个村寨的祖先，是一种长期为人们忽略的“历史”表述。而在近代民族意识的影响下，羌人亦构建了自己的英雄祖先故事，大禹、李冰、樊梨花……甚至“日本人是羌族后代”这样的想像。

多年前，读过孙江、王明珂和沈松侨三人对黄帝为中华民族祖先一种观念的分析文章，其中尤以王明珂的《论攀附》一文最启人深思。《羌在汉藏之间》引进之后，顺着弟兄祖先和英雄祖先的研究，亦期盼能早日读到《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6），理顺自上古到近代的一条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