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朦评《药之为物》｜辨草识药：重绘明清中国的知识版图

药之为物，各有形性气质。其入诸经，有因形相类者，有因性相从者，有因气相求者，有因质相同者。自然之理，可以意得。

——汪昂：《本草备要》，1683年

药之为物，大部取材于不完全之药用植物，仅采撷其有效之一部分，供于治疗，如草根树皮之类是也……一入药市，万汇杂陈，如盲目者之不辨黑白，欲加整理，大有望洋兴叹之感矣。故药材之科学研究，鉴定为至难之第一问题也。

——赵燏黄：《祁州药志》，1936年

“药”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物”呢？从上述引文中或可看出些许端倪。汪昂讨论的是解释治疗效力的“药性”，赵燏黄观察的则是流通中的“药材”。药之为物，可以简单地二分为治疗属性和物质（自然）属性吗？到底通过哪种方式才能了解“药”这种普遍而特殊的存在呢？传统士人汪昂强调 “自然之理”可运用于药性的推演，而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赵燏黄则希望通过研究多变与庞杂的药材建构起科学的生药学体系。二人从不同的视角观察药物，固然与其所处的历史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但相似的是，两人都认为理解“药之为物”的关键在某种更广阔的知识体系。如果采用传统儒家“格物致知”的说法，通过研究药这种“物”能带给我们怎样的“知”呢？

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边和的新著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便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药物与知识文化的视角。该书一经出版便在海内外医疗史、科学史以及东亚史领域广受赞誉。近来此书又荣获2022年度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中国研究著作提名奖（Honorable Mention），更显示出其在中国史领域的重要贡献。作者将中文标题暂拟为《药之为物：明清的本草与知识文化》，其意大概有二。首先，此书提出的核心概念“pharmaceutical objecthood”指涉药作为物的存在形式，可以当作“药之为物”的对译；其次，对“知识文化”的强调则道出了作者更加广阔的视野。本书并非仅仅是在明清医疗文化背景下讨论药学史的问题，而是试图通过本草与药物来观察明清知识与认知领域的重大变迁，其贡献不仅仅在于药学史这专门的研究领域，更对明清时期中国知识版图与认知世界进行了深入描绘。

该书主体分为六章，以明清易代为界分为两部分。虽然章节组织大致符合时间顺序，但主要还是以特定主题组织起来的。我们当然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全书的结构：前两章讲述了本草编纂与药物知识从中央到地方的转移过程，中间两章考察了明末清初的文人群体对药物知识的重构，最后两章转而讨论药材市场与奇珍异药对建构药物知识的意义。总体而言，该书一以贯之的主题便是去中心化与多元化的知识生产过程。在这篇小文中，笔者分三个方面来介绍《药之为物》对本草与明清知识文化的主要观点，并在最后探讨该著对明清自然知识史的启发。

药之书：明清本草的出版与流传 1505年，主持编纂《本草品汇精要》的医官因弘治皇帝之死获罪，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部官修本草就此藏于深宫，不为外人所知。然而十六世纪中国蓬勃的出版市场上却出现了形形色色称之为“本草”的书籍，其中当然也包括广为人知的《本草纲目》。《药之为物》从此出发，讲述了一段与传统本草史的主流叙事不同的故事。写作明清时代的本草史或药学史，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是难以绕开的一部巨著。李约瑟（Joseph Needham）将李时珍称作中国博物学的“无冕之王”。如今大概很难想象一部没有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中国药学史了。然而回到历史现场，《本草纲目》的出版并不顺利，李时珍生前都没能看到这部呕心沥血之作最终出版。 中国历史上的本草编纂，向来以《神农本草经》为起点，后世多次增修、扩展与校订，经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以及唐宋诸多官修本草，至李时珍《本草纲目》集历代本草之大成，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则为其余绪。这便是中国本草史上所谓的“正统”与“主流”。就笔者所见，此说于二十世纪早期见于日本学者白井光太郎的作品，并由生药学家赵燏黄首次译为中文发表。日本医史学者冈西为人有“主流本草系统”的提法。李约瑟、文树德（Paul U. Unschuld）相关作品采用了“本草主流传统”的观点。中国本草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尚志钧与郑金生亦使用“本草主流”“本草旁支”的说法，不过其“主流”的含义更为丰富，不仅指主流谱系，也包含一个时代本草编纂的主流风格。这一“主流”在现代本草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但这种研究思路下所强调的往往是综合性本草及其内容的增长与体例的创新，因此明清本草书籍的定位就成了棘手的问题。白井氏的谱系直接把明清大部分本草书籍列为正统之外的“旁支”。李约瑟感叹《本草纲目》之后中国博物学传统的衰落，这与他对中国科学史的总体认识是一脉相承的，那便是十六世纪以后中国科学发展开始落后于西方。这一类观点大多从现代科学出发，视本草为博物学或植物学作品，因而基于自然属性的分类体系和基原鉴别知识最为关键，这些内容在大部分明清本草书中是缺乏的。 自十六世纪开始，官方编辑综合性本草的传统式微，本草的编辑、出版与诠释转入文人和出版商之手。《药之为物》一方面从书籍史的角度考察明清本草书籍的出版与接受史，另一方面则从更长时段的历史发展看待这一本草编纂的去中心化趋势。首先，作者认为从十一世纪开始，宋代中央政权对本草知识的控制已经有所松动，各类地方官员和文人对官方本草的传播、再版与修订可被视为明清本草编纂去中心化的先声，中央与地方文本生产的边界也在逐步消解。其次，金元医家对药物的兴趣从广博的综合性知识转向了在五运六气指导下的药理探索，这也对明清本草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两种趋势共同促成了明清本草出版与风格的转型。 作者在第一章主要考察了以下几种明清本草类型：节要类本草、食疗类本草以及炮制类本草。这几类本草皆因其商业出版上的成功得以广泛流行。以《本草集要》《本草蒙荃》为代表的节要类本草在大型综合性本草与药性歌诀类书籍之间探索了一条写作本草的中间道路，兼具学术性与实用性。而后两类本草则迎合了明代文人和士商群体中兴起的养生风气，因此也吸引了医学领域之外更多元的读者群。由此作者重新审视《本草纲目》的出版之路，虽然李时珍希冀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朝廷的认可、接续宋代综合性本草的统绪，但此书的最终流行却得益于商业和地方性的出版事业。 本草史研究的前辈们虽然多集中于“主流”的叙述，但对明清本草诠释也颇具洞见。冈西为人将明清本草分为三大类：实用性本草、药理性本草和《神农本草经》复原本。郑金生将明清本草学风分为临床研究和尊经之风。这些以内容为主的分类却较少将明清本草逐渐扩大的作者和读者群考虑在内。《药之为物》为我们展示一种看待明清本草书籍的另类方式，不再以内容为本探讨“主流”或“旁支”，而是将“本草”这一文类本身问题化。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再是明清本草在总体本草史中的定位和评价，而是这一时期的作者与读者群对“本草”的态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对本草知识和编纂方式进行了何种重构。当然，取得商业性成功的本草只是明清本草编纂中的一个面向，文人群体也并非仅仅是本草的读者，明清本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对药性的关注，而这与文人儒士的思想和学术风气是分不开的。接下来笔者将要介绍的便是《药之为物》中呈现的“药”与“理”的世界。 药之理： 文人趣味与专业技艺 《药之为物》对本草的出版史有着细致入微的体察，但它也没有忽视对具体内容的关注和细读。该书第三、四章提供了观察本草知识变化的视角，用一个问题意识概括便是：本草之学到底是医者的专业技艺还是儒者格物之一端？在十七世纪，本草的主流学风几经变化，但这并不单纯是认识论与思想层面的变迁，也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紧密相关。提到药之理，不得不提金元时期本草风格的转变，在冈西为人和郑金生的研究中皆将金元本草特征概括为对药理的探索，而这受到宋代以来理学兴起的影响。《药之为物》第三章简要回顾了自朱熹开始的诸多理学思想家们对“性”与“理”的探讨，以“药”为代表的“物”在其中显示了突出的地位，格物致知成为文人对自然之理探求的重要方式。 明末江南活跃着诸多对药学知识感兴趣的文人社群，同时这里也是东林党人讲学议政之地，这两组看似不相关的群体却产生了令人意外的交集。虽然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东林党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动，但他们对医药的兴趣却也难以令人忽略。他们的交往圈中活跃着一位“神医”缪希雍，他们共同探讨时事与医理、搜集药方。缪氏的《神农本草经疏》不仅挪用了儒家“疏”的文体，其中关于药性的探讨也与宋代以来的性理之学关系密切。尽管东林党人在明熹宗朝遭遇迫害与打压，但缪希雍探索药性的方式却在江南文人之间生根。在明朝最后的二三十年间，本草与药学知识成为江南文人中的时髦话题，涌现了各种相关的文人社群与讲学活动，对药性的探索被视作儒者对自然之理探索的重要方式。本草书籍的出版也空前兴盛，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正是在这一时期成为出版市场的宠儿，甚至出现了假托李时珍之名的作品。 文人对本草的探索塑造了儒者对于药学知识的权威身份，但不同的声音同样存在。第四章将视点转向明清鼎革之后，虽然明末具有强烈文人趣味的本草书籍在清初多有再版，但专业医者重塑“医学正统”的声音渐渐凸显。除了医者的声音，作者还考察了清代官方的三项文化工程——《古今图书集成》《医宗金鉴》与《四库全书》的编纂——中的本草知识定位。这些类书或丛书反应了与明末不同的认识论取向，本草再次被定位为医者的专业技艺，反而与儒者格物之学的边界日益增强。在此，《药之为物》展现了清初本草领域的重要转向，原本统一的本草知识日益分为两种边界清晰的学问：儒者的格物之学与医者的治疗技艺。

在此不得不提中国科学史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何中国的博物学传统在《本草纲目》之后走向衰落？这一问题从近代早期西方科学观念来反溯中国科学的发展，认为明清本草学由博物之学转向了临床治疗之学。边和虽然也使用了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的表述方式，但她却试图超越这种“博物”与“临床”的现代二元划分，以中国本身的知识分类来探讨认识论的转向。在此儒者的格物之学不只包括《本草纲目》一类的综合性本草，也包括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这类以儒家性理之学探讨药性的著作，而后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多从属于“临床本草”类作品。因此，在儒者博物兴趣与医学专业技艺的讨论中，关键不再是关注药物自然形态与分类还是重视治疗效用，而是儒者与医者对于药学知识权威的拉扯。 作者还提到了列文森提出的“literati amateurism”，或可暂译为“文人的去专业主义”。在这种立场下，明清文人将“医卜星历”乃至绘画等专业技能视作儒者格物之学的一部分。他们贬斥掌握有专门技艺的“工”（医工、画工等），强调儒学在解读专业知识中的权威地位。《药之为物》对晚明阶段的叙述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这种“去专业主义”，但作者反对将这种文人理想本质化。与其说这是明清精英文化的内在特征，不如说是晚明特殊政治社会环境的产物。“儒”与“医”的分分合合也对明清“儒医”问题的探索有所推进，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医者社会身份，而作者在本草知识和认识论层面的阐释更为细致地呈现了两者关系的分合。明清本草世界的变化不止于书籍与药理，文人与医者的知识权威也越来越受到来自另一层面的影响与挑战：那便是日渐兴盛的药材市场与来自遐方远邑的药材。 药之材：从贡赋到商品 让我们从文本与知识转向具体的药材。除了医学与本草书籍，另一种常见记载药物的文献便是地方志的“物产”部分。地方官和文人出于何种原因记录或修订物产中的“药材”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部分的药材记录？它又反应了怎样的知识文化？《药之为物》在第二章考察了作为土贡的药材及其在明代财政改革中的角色。在唐宋官修本草中，药材便关联于出产的“州土”，地方贡赋也象征着中央对其疆土的控制。药材在明朝仍然是中央向地方征收的“物料”之一，但贡赋来源与逻辑有了重大变化：一者明朝药料来源主要转到了南方，二者额定税赋比唐宋时期大幅增长，且征收更具强制性。这一方面引起了士人对税赋合理性的探讨，另一方面也迫使地方逐渐变通对药料的征收方式。由于各级摊派的额征药料与地方实际出产不符，很多地方不得不以折银的方式征收，再从市场采买相应药材上交。这种变化在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改革之前便已出现，从这个角度看，十六世纪明朝的税制改革也有着自下而上的动因。这种变化代表着对药物知识的掌控也逐渐从中央转到了地方，地方官一方面推动着地方志物产记录的更新，另一方面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宣示地方物产之丰饶。 赋税的货币化也进一步推动了跨区域的药材贸易，徐大椿“医不备药”的感叹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商业化的进程更深刻地影响了十七世纪后的药物知识文化版图。第五章作者细致描绘了药物商业化的两面：十六世纪末，江西樟树镇成为药材的集散中心，全国跨区域药材贸易体系初步成型；城市药铺逐步取代了小型的私人药室，医药分业趋势渐显。药材贸易促进了“道地”观念的出现，来自遐方远邑的药材得到市场追捧。药铺的经营者逐渐与医者的身份分道扬镳，转而强调自身对于药材道地与制药的专业知识。 市场与贸易对药物知识的影响在第六章得到了更深入的描绘。作者通过对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的细读，揭示了在主流本草之外的另类知识生产场域。《拾遗》中记录了大量来自山野、边地与异域的奇珍异药，而这些药物知识往往来源于“山民”、“土人”、屠户、猎户、渔民、行商、“番民”、流寓幕客等等。赵学敏的流寓生涯也让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到这些民间药物与相关知识。“野生”成为药材品质的象征，但“野”同样也暗含着未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尝试各种方式处理与服用这些远方珍奇，这也进一步消解了食物与药物的边界。与本草中已经确立的药物知识体系不同，这些知识在非正式的网络中流动，并在不断成型与转变中形塑了民间社会更具实用性与具身性的药物知识文化。 明清社会的商业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已在明清史领域有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药之为物》从药材出发，深刻讨论了市场与金钱在知识领域带来的变革。药材贸易的兴盛消解了中央政权、文人与医者对药物知识的权威，把我们带到了更为地方性、实践性与民间性的知识领域。近来科学史研究的趋势之一便是关注非精英群体对自然事物与知识的探求，此种取向将科学研究理解为实践性活动，知识的生产场域也从学者的书斋和实验室转向田野、市场与手工作坊。对中国科学史研究者而言，探索非精英群体的知识传统不得不面对资料的限制。中国传统时期留存下来的“科技”文献大多出自精英之手，这便要求研究者或扩展搜集资料的视野、或更新阅读传统文献的方式。近来宋安德（Andrew Schonebaum）的研究展示了手抄本医书、通俗小说与戏剧中丰富的民间医疗知识，而边和则通过细读传统“精英”文献发掘出精英与非精英知识传统之间的互动与张力。这要求研究者更具理论自觉和敏锐的眼光，对两种知识传统不做预设性的价值判断，从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去体察知识建构过程。 余论：明清自然知识的文化版图 《药之为物》在结语中引用了清代“药戏”《药会图》里的一段话，“纵不日用乎活药，亦岂肯忘情于活药，鼓舞欢诵，则人人知其药，亦即人人知其性。”书名Know Your Remedies或许就来自于其中的“知其药”。“知”一方面表达的是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对药物的认知与探求知识的实践。本书从本草与药物出发，落脚点却在明清知识文化的变迁。通读全书，市场与金钱的力量一直在形塑物质的流通与知识的生产，作者对民间性与地方性的知识生产有着一以贯之的关注。前文笔者已经说明了《药之为物》在药学史、医学史领域的创新，在此便简要谈一谈它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启发与相关思考。 如今科学史界对于“科学”的理解日趋多元，它不再是严格西方意义上的“science”，而是不同社会与文化中对自然知识理解与探索的实践行为（也就是复数的“科学”sciences）。在此背景下，“李约瑟问题”或许显得过时了，但中国科学史要超越“李约瑟问题”确实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如何摆脱西方科学革命的论述框架，重构中国科技自身的演进历程与“范式转移”？这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难题。那葭（Carla Nappi）对《本草纲目》的研究、薛凤（Dagmar Schäfer）对《天工开物》的研究都从各自的专业/技术性文本中发掘出中国思想与文化对自然物和技术的独特思维与认知模式。《药之为物》为我们示范了另一种可能性。传统本草与药物知识并不仅仅关乎治疗，它也是不同群体探索自然事物及其与人、与宇宙关联的学问与实践。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取向称之为“博物学”（natural history），但不必以欧洲博物学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本草的发展与兴衰。作者从本土的思想资源出发，探讨“儒者格物之学”与“医者专业技艺”两种知识范式的竞争与拉扯，而这两者又同时受到来自市场与民间领域实践性知识的影响与挑战。中国本草传统并没有在李时珍之后走向衰落，而是经历了另一番深刻的认知变革。这种变革对中国自身“科学”传统的意义何在？这仍是研究者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当然，讲述中国科学自身的演进并不意味着忽视比较性和全球性的视野。作为全球史的一部分，明清中国的历史既受外部因素影响，又形塑了同时期的全球史进程。近二十年来，海外中国史研究者一直致力于将明清史放到更广泛的“早期现代性”（early modernity）中思考。《药之为物》以“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也有“近代早期”的译法）指称明末清初（十六至十八世纪）这一时段或可体现出她更广泛的学术关怀。如何定义中国的“早期现代性”与回应“李约瑟问题”也是一体两面的，都关涉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边和在本草研究中展现了明清知识文化变迁承前启后的意义，她更倾向于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定义早期现代性。由此出发，下一步或许需要继续讨论这段历史在全球科学史中的定位，明清中国知识世界的变革是否如经济社会领域一样深刻卷入到了全球早期现代的历史中呢？ 除了宏观层面的方法论意义，我最后还想提出两点具体研究层面的思考。首先，作者通过本草文献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不一样的历史叙述，这提示我们要转变对传统科技类文献的解读和认识方式。文本内容的细读固然重要，但对作者身份与意图、编纂模式、文本类型、出版与流传等方面的探索同样不可忽视。换句话说，就是要把文本置于它所形成与传播的实践过程中去理解。其次，精英与非精英的知识传统并不截然对立，两者往往处在互动当中，并不断重塑着明清自然知识的文化版图。在中国社会史、历史人类学领域，对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已有深入探索，民间社会和大众文化研究也蔚为大观。相对而言，我们对中国历史上非精英群体的自然知识与技术传统仍知之甚少，对其历史意义的挖掘仍不充分。《药之为物》针对此问题展现了敏锐的洞察力，但受限于资料性质，对地方性与民间性知识文化探讨的广度和深度仍显不足。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英文初版三十余年后，这部开创性论文集的中译本终于问世，但其中并没有涉及自然知识与技术方面的讨论。不过三十余年来明清大众与民间文化的研究发掘了大量民间文献，其中不乏与科技、医疗有关的内容。科技史的研究者或可借鉴相关的文献解读与研究方法，补足这一传统知识文化版图中缺失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