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未竟的梦，在他们脚下逐渐变成现实

“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

鲁迅平生最自信的事，或许并不是文学。

1927年4月8日，他到黄埔军校演讲，标题虽然叫《革命时代的文学》，入题却是从挖煤开始的—“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他以此自嘲，幽默地开场，但他其实没有开玩笑。当还是个少年时，他确实曾对探寻矿藏心向往之，并为此下过苦功。

鲁迅十八岁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到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后，依然对矿物情有独钟，记录了大量笔记，手抄、临摹过许多海外矿业的专著。他甚至下过矿井，踩在半尺深的积水里，头顶仍有水不断漏下，在他周围，矿工们“鬼一般工作着”。鲁迅读书的时代，地质学仍被称为“地学”，矿物学则被称为“金石学”，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以为，这两门功课探讨的仍是舆地和钟鼎碑版这些古老的学问。

鲁迅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矿产，富有既如是。故帝轩辕氏，始采铜于首山，善用地也。唐虞之世，爰铸金银铅铁。逮周而矿制成……

当然，那时他还叫周树人，那本书也不是小说集或杂文集，而是《中国矿产志》，但其流行程度并不亚于他的那些横眉冷对、嬉笑怒骂的作品集。

《中国矿产志》是鲁迅和他的同学顾琅合著的，曾被清政府学部定为国民必读书。他们期望国人重视并了解自己国家丰富的矿藏，不要总是依赖外国人去研究和转述；他们更希望未来的中国能自主开矿，发展实业，寻求富强之道。

不过，两人最终选择了不同的人生。

留学回国后，顾琅辗转于教育、实业和政治领域，但并未放弃田野考察，他后来走访了汉阳、大冶、萍乡、六河沟、临城、井陉、开滦、中兴、本溪湖、抚顺等地，在1916年出版了《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书名由张謇题写。

鲁迅选择了“躲进小楼成一统”。发表《狂人日记》时，他已经三十七岁。人们记住了三十七岁以后的鲁迅，却淡忘了那个曾经企盼寻求矿藏的少年。

由于那段痴迷矿藏的经历，鲁迅一直对困守书斋的所谓“国学家”颇为不屑。1922年11月，他在《晨报副镌》上撰文嘲讽道：“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了，而且做出书来了。”字里行间皆是悲怆的冷嘲，哀其不幸，更怒其不争。

鲁迅的评判，其实不算苛责。自19世纪后半叶李希霍芬以其七次远征为海外汉学家、探险家踏勘中国揭开序幕，这片远东的土地就因为极其丰富的自然、历史与文化资源，吸引着沙畹、奥勃鲁契夫、斯文·赫定、桑志华、谢阁兰、斯坦因、伯希和、柏石曼、伊东忠太、鸟居龙藏、大谷光瑞、关野贞、大村西崖、常盘大定等海外学人纷至沓来，探索地理、矿藏、生物、建筑、文物，他们的足迹纵横南北。

当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展示他在中国搜罗的古籍，尤其是敦煌遗书时，官员和学人无不扼腕叹息。罗振玉百感交集，感叹这是“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两江总督端方更是早早地认定这是“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他们深感事态严重。即便如此，也很少有人愿意像海外学人那样，亲自动身寻访一番。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而尴尬的局面：来自海外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在中国各地奔波，探访藏匿在深山荒野间的矿藏、古迹、墓葬、洞窟……不断地调查、摄影、发掘、整理、分析，而中国学者却有意无意地对这些珍贵的遗迹视若无睹，或忙于欺世盗名，或甘愿囿于书斋。一面是海外学人迫切地想做更多田野调查，却又因中国之大，夙愿难成，只能感叹“大业的完成，恐不是吾辈人能够等到的”，凡事尽力而为；一面却是中国学人始终无动于衷，沉溺于“‘安乐椅上研究’的博古家时代”。

不过，当鲁迅宣泄着满腹牢骚时，一个充满转折意义的时代其实已经来临，那时，年轻一代中国学人正跃跃欲试。他们大多在海外接受过现代学术训练，崇尚科学精神，试图重新发现古老中国的真相，重估文明的价值。他们不惮走向荒野，甚至乐在其中。在这波浪潮中，地质学家先行一步，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建筑学家前赴后继，终于在二三十年间造就风气，蔚为大观。

他们是各自领域的拓荒者，也是走出书斋、走向旷野的第一代中国人。这本书希望重述的，正是他们的探索以及他们开创的新纪元。

前所未有的一代人

1913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创立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由丁文江主持，自此，以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为代表的中国地质界先驱，就与葛利普、安特生、步达生、德日进等海外学者鼎力合作，一面努力培养专业人才，一面坚持不懈地进行田野考察，调查矿藏，勘探石油和煤矿，挖掘恐龙骨架和各种古脊椎动物化石，发掘史前文明遗址……无论是在地质学、地震学、土壤学，还是古生物学、人类学等领域，都堪称成就卓著。

1936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十五次发掘殷墟，主持者从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变成了更年轻的石璋如、刘燿、王湘等考古学人。大批甲骨和各种文物陆续出土，殷商时代得到证实，中华文明信史被向前推进了数百年。根据考古发掘，史语所的学人们陆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架构，诸如董作宾的“贞人说”、梁思永的“三叠层”、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等，皆极富开创意义，影响深远。到1937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将在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演讲中盛赞史语所的考古发掘：

这是近年来全亚洲最重大的考古发掘。中国学者一下子获得了耶稣降生以前一千年中国历史的大量可靠材料。

其实，不独考古组，史语所语言组的成就也不遑多让。赵元任等人历时十年，走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皖南、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系统地进行方言实地调查，初步勾勒了中国语言变迁的轨迹，而这些寻访与研究的意义，正如傅斯年所总结的那样：“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

加入史语所之前，李济和赵元任皆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并在各自领域发起过具有首创意义的田野考察—西阴村的考古发掘和吴语方言调查。清华国学研究院存世虽然只有四年，却网罗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两代名师，不仅为未来中国学界树立了典范，亦可被视作史语所的“前传”：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都是史语所的主事人，而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虽然没有参与田野考察，但以各自的远见卓识和影响力，为学人走向荒野扫清了障碍，更奠定下思想根基，其中，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影响尤为深远。

地质调查所和史语所考古组探查的主要是地下的文物，中国营造学社追索的则是地上的古迹。鲁迅生前，北京的家中常年摆着一幅从山本照相馆购买的佛像照片，据说，他把这尊河北正定隆兴寺的佛像誉为“东方美神”，尽管他毕生都没见过它的真身。近代中国学人中，最早见到这尊佛像的，或许是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梁思成。1932年，梁思成一行就冒着战火，对隆兴寺做了详细的调查、测绘和研究。他认为，这尊塑像虽然遭到后世篡改，但“显然是宋代原塑”。当然，他关注的不只是造像，更是建筑风貌，并盛赞隆兴寺的牟尼殿为“艺臻极品”。

鲁迅去世时（1936年），中国营造学社创建只有五年，却已经考察了上百个县市的两千余处古建筑，其中的佼佼者，如独乐寺的观音阁和山门、西大寺的三大士殿、佛宫寺的释迦塔、华严寺的薄伽教藏，以及善化寺、广胜寺等辽金以降的古建筑经典，都是通过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人的考察报告昭示于国人的。这些大地上的遗构，为破解北宋“天书”《营造法式》提供了大量直观的证据。与此同时，一部中国建筑史也在梁思成心中氤氲成形。

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也是学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从“北伐”到“中原大战”，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国家不断裂变，时代疾速转捩，总统和内阁总理走马灯般更替，登场谢幕，儿戏一般。但在这乱局的夹缝里，以上述机构为代表的学人共同体，被爱国热情激励，默默耕耘，不懈奔走，勠力与共，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个第一：

中国人独立进行的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西阴村遗址发掘（李济、袁复礼主持）；

第一份矿产资源调查和田野考察报告—《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物报告书》（丁文江）；

第一本地质学讲义—《地质学讲义》（翁文灏）；

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中国地质约测图》（翁文灏）；

第一幅地震区域分布图—《中国地震分布图》（翁文灏）；

第一部石油调查报告—《甘肃玉门石油报告》（谢家荣）；

第一部石油研究专著—《石油》（谢家荣）；

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中国北方之啮齿类化石》（杨钟健）；

第一部恐龙研究专著—《许氏禄丰龙》（杨钟健）；

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梁思成）；

第一部正式颁布的文物法规—《古物保存法》；

……

他们发现了“北京人”头骨、“山顶洞人”头骨、龙山文化黑陶，还有海量有字甲骨、大批殷墟文物、殷商故都，以及唐、宋、辽、金、元、明、清建筑，提出了“燕山运动”“三门系”“三叠层”“贞人说”“夷夏东西说”等理论。中国第一座地震台（鹫峰地震台）、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第一条独立发掘并装架的恐龙化石（许氏禄丰龙），同样由他们全力促成。

他们大多诵读“四书五经”长大，随后到海外接受现代学术训练，崇尚科学精神。他们中有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人类学博士（李济）、第一位考古学硕士（梁思永）、最早的商业管理硕士（曹云祥），还有“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中国科学考古第一人”（梁思永）、“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中国恐龙之父”（杨钟健）……

他们是荒野上的大师，新学术的奠基者，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当然，他们也是第一代世界主义者，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即便横眉冷对如鲁迅，虽不时会在日记、书信或文章中对他们揶揄一二，比如他认为史语所出版的《安阳发掘报告》“精义少而废话多”；说梁启超工资太高，而且“西学不大贯”，要配上李四光才能“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嘲讽丁文江陪着胡适去“觐见”蒋介石—“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不过，毋庸置疑，鲁迅未竟的梦，的确已在他们脚下逐渐变成现实。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民国时期注重田野考察的当然不止这四家机构。事实上，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魁阁”等机构同样云集了一批不惮走出书斋的学人，他们致力于动植物、矿产、考古发掘、民族学等领域的调查与研究，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是，本书决定聚焦于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语所和中国营造学社，因为它们既代表了多元的面向，彼此间又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学术共同体；它们的发展历程也足以折射出从1910年代到1940年代的不同阶段，中国学界走向田野的渴望与困惑、构想与曲折、困境与探求。正因他们的努力，一个大发现的时代终于在近代中国的土地上显露峥嵘。

以上内容摘自《荒野上的大师》前言“大发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