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思想史材料读比当环境史文本读的只述不评

【写在前面：基本是复述书本核心观点，没有评论。这本书最值得阅读的地方是作者把社会主义的元素容纳进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之中，消除民众恐社恐共情绪的思路。但是事实层面的内容不用尽信，有大量研究反映了田纳西和胡佛大坝造成的生态灾害问题，尤其是对渔业、下游河谷三角洲的不良影响。当然，我们实际不应全然相信任何一本书的事实，它们都是顺着一个（或几条）思路，对材料的整理、运用，也都不可能全面，需要对比多种思路之后才可能对问题的全貌有大致了解。】

《民主与大坝》的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政治体制与利用自然环境方式之间的关系。作者大卫·利连索尔（David E. Lilienthal），从1933年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TVA）建立时起，[1]便主政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供职十余年，直至1946年，被委任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连索尔是世界闻名的公共行政专家，本书是他在TVA任职期间所作，并于1944年出版。这也使得，本书的定位，是田纳西河流域治理之“实录”，而非职业学者面向学术界所撰写的研究类专著。（序，p. 2）

因而，本书并非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不具学理性，相反，作者在人与自然之关系，制度与自然利用之方法，科学技术与政治体制之关联的问题上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将这种思考付诸于实践之中。这使得本书不仅与公共行政学相关，还提供了美国环境史、思想史、制度史相互交融的观察维度。

罗斯福新政，是美国得以走出大萧条的重要原因。“新政”的核心措施之一，是由联邦政府投资，兴建大型公共工程，通过刺激内部需求，拉动各行业的发展。但这种由联邦政府牵头的举措引发了所有保守派人士的高度担忧，他们担心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政府会侵犯人民的利益，他们基于美国一直以来的邦联-联邦传统，认为州才是人民的保护者，大政府会践踏州权、也同样会践踏民主。

这种担忧在新政时期一直存在，甚至是新政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仍然伴随着美国的政治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国家的“紧急状态”曾短暂解除，保守主义的力量重新发展，指责新政模式是在图谋进行“共产主义”式的颠覆。

在这种意义上，本书的作者费劲心力，通过将“共产主义”的模式拆解，融合进美国“民主”原则与实践的表达之中，将大政府、设计与自由主义的传统建立联系，并以田纳西河流域的水利工程作为实例予以考察。他需要证明，“新政”自由主义并不会导致一个中央集权的联邦政府，“新政”自由主义同样符合美国人民生产生活的组织原则，同时，“新政”自由主义还能克服以往的一系列弊端，增进（作为集体的）人民的利益，从而促进民主。

本书以倒叙的方式展开，前五章重点描绘了TVA设计下繁荣的田纳西河景象，一幅经过设计，精心整饬而形成的“自然”画卷。画卷中包含“高地起伏、层次鲜明、筑城梯田的山坡”；灰色的堤坝与侵蚀作用下蜕变为蓝色的人工标志；“带着两只拖船的汽船，开到新河的尽处去卸货”；属于20世纪的钢制输电塔，矗立于18世纪的山中茅舍旁。（pp.9-10）

这幅画卷彰显着TVA的成就，其中最为重要的，是TVA10年来建造的21个水库，以及水利发电网络带来的巨大产能。1944年，该系统预备发电120亿千瓦时，这差不多是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全国用电力总量的一半。（p.19）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中，“民主国家兵工厂”的定位以及现代化战争“总体战”的特质，都使得电力成为战争命脉。而TVA生产的电力不仅直接提供军用，还提供全流域洼谷地区小工厂生产，以及居民日常生活所用。

TVA工作所涉范畴，不仅包含水大坝的兴建与水电工程，还包括对流域内2万家私人农场，共近300万亩土地，通过制造与利用磷酸肥料、使用电力与机器的现代化农耕方法，对土地耕作模式加以改良，在维持地力的同时提升产量。（pp.28-30）而航运业、采矿业等也同步包含在TVA的设计之中。

在利连索尔看来，TVA的工作在于通过构建田纳西河流域整体产业网络良性的收支结构，使全体人民享有公共工程所带来的切实利益。（pp.40-45）也在于“让科学与自然共同服务于公共目标”（p.4）

但如何使自然与科学服务于公共目标？

从历史的来看，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未必能在长远中实现服务于公共目标的打算。恰恰相反，“因为对资源的滥用和不均衡的开发，起发展迹象反而是贫困、荒凉、破灭，令人生厌。”（p.58）过度的开发单一资源是竭泽而渔的做法，从长远看，连开发者本身也会深受其害。

而《TVA法案》中则呈现处一套“整体”的构想，“在美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不仅集中注意于一条河的全部资源，而且还注意于开发资源于自然界自身的协调一致……无论是好或是坏，牵动了整体中的任何一条线，就要影响到其余的许多线。”（p.52）

利连索尔关注到，自然资源本身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水、土地、森林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但联邦政府的组织形式，为了管理的便利一向习以为常通过职权划分，在此基础上，整体的自然资源被认为切割成了不同的部分。但这种模式充满了问题，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将河流的一切视为一个整体。水力发电、工业发展、农村繁荣、水库与航运都存在于一个完整的体系之中，将之视为一个整体，便能发掘许多潜在的财富。（p.53）

作者的思路清晰明了，便如同他引用弗朗西斯·培根的那句话，“支配自然，先要服从自然。”既然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资源协调一致必定不可漠视”，那么，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同样需要一个负责机构进行统一设计。（pp.50-62）

但“设计”与美国建国以来，保守“自由主义”传统之间存在着矛盾。在“新政”之前的时代，甚至“新政”进行之中，保守“自由主义”的原则仍然是大多数人定义政府职能的基本框架，“（联邦）政府只是一个公断人，它的职责是控制竞争者和不正当行为。”（p.125）当政府大规模参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时，便非常容易激起民众对于大政府与专权行为的恐慌。TVA在田纳西流域推广高浓度磷酸肥时便引来的诸多怀疑，甚至产生了谣言，“说农民只要一使用TVA这种矿质磷酸肥，他的土地以后便归政府所有。”（p.90）这种谣言实际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对大政府、“计划”与“管理”行为的不信任。

所以，“设计”可以实现“民主”吗？“民主”与“设计”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与矛盾？这组问题的答案并非不言而喻，它涉及到美国公民对政治原则与政府职能的理解。

首先，“设计”并非等同于“管理”，因为管理一次似乎意味着“一个骄傲自大的中央政府，完全以强力来执行它的意志。”（p.153）但TVA的“管理”作用，主要体现在征募工人参与河流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的组织作用。

TVA得以发挥组织效用，需要通过劝说、合作、契约的方式，使作为个体的人愿意为了一致的目标而努力，使得人民与整体事业结为一体，这也是利连索尔强调的“基层民主”方法。

所谓“基层民主”，关注的是个体的人的利益在面对一致性的工作时，是否能够得到保障。在为了一致性的目标而进行整体设计时，TVA首先需要关注到个人的利益。例如，农民首先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庭，然后才是他的邻居。当他与邻人开始工作，关心的第一件事也是他自己的农场，然后才是公共问题。（p.91）商人与工人也同样如此。工人是否能够感受到TVA的事业与他们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而逐利的商人又如何愿意放弃眼前的利润，接受共同开发资源中的一致性准则？（pp.104-105）

第九至十二章都在介绍“基层民主”在不同群体中的管道效应，在一致性的目标下，不同人群的利益都需要得到妥善安置，并发展成为一套新的商业循环。科学技术在其中充当了杠杆的作用，电力与磷酸肥料的推广，不仅提高了产能、养护了土壤，同时还催生了畜牧业、品种改良等新的生产链条。

利连索尔关注到自然资源地整体性、不可分割性，但他也关注到私人利益与整体性之间存在冲突，尤其是资本主义把自然环境当作殖民地一般，不负责任地攫取模式。他认为联邦政府在此处应当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努力将公共专家与管理者的技能带入平民中，不是消极地加以监管，而是在对私营行业可行且具有吸引力地公共利益方面采取积极行动。”商人与商务企业应当被引入资源开发和工业生产的链条之中，使得他们同样与土地的养护、自然环境的持续利用发生直接的关联。“使私人利益与绝大多数公众利益在自然资源开发中均获得保证，并且能够协调一致地使开发工作富有成果。”（p.112）

当然，此时还涉及到最后一个问题，联邦政府是否有权代表人民？这一模式是否会导致中央集权，又是否会侵犯州权与地方权益？这些问题关系到TVA的“设计”在推进过程是否能够有效执行。

在这个层面，作者重新定义了“民主”的状态，也重新定义了“集体”与“私人”。利连索尔将民主与“公众利益”关联起来，“公众利益”最终以红利地方式回馈给“个体的人”，这些个体的人是自然意义上的男女老少，是自然人。它区别于利益团体所扮演的“人民”，这类“人民”通常只代表一个具体组织中角色的利益，远非公众的利益，也绝对不是民主的体现。这种绝对原子化的“每一个人”，在抽象意义上更等同于没有区别的“所有人”，因为所有人是每一个自然的综合，因此他本质上并非是“个体”的，而在强调“个体”与“集体”的联系。人民既是个体的人，同样也是集体的人，这种带着“共产主义”意味的组织原则，被融合在了“基层民主”与“公众利益”以及“个体的人”的自由主义表达方式中。

这种独特的关联方式意味着联邦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公众、人民利益的保护者，而资本主义，尤其是垄断资本主义站在了道德上的不义之处。资本行为是私人利益的代表，它掠夺了本应由公共享有的自然资源，同时伤害了人民的利益。

联邦政府在这种意义上成为了人民的保护者，而那些逐利的企业家，尤其是垄断资本家们，则被描绘成小偷、强盗一般的形象，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腰包，只会劫掠自然资源。但他们却只在最低限度上关心人民（消费者），他们是民主的败坏者。

设计的意义便体现在借由基层民主的模式，联邦政府与人民建立直接的联系，并由联邦政府发挥更加积极的效力，通过重构自然资源与人之间的结构，重新分配人民应当享有的利益。但同样，基层民主意味着设计的进程并非在垂直的权力“授予”中展开，（p.165）相反，它的基础是认同与配合，他需要州、人民、作为个体的人和不同的利益团体广泛的参与。

参与既是发挥主体性的方法，同样是打破偏狭的“局部主义”的最佳路径。在地方分权的配合之下，并不会产生集权主义的“标准”和“一致性”的弊端，相反，分权制度提倡多样的性的发展，同样提倡州权的有效运用。（pp.168-173）分权使得在保留州权的同时，将“局部”整合进一个更大的“区域”之中，联邦政府与国会在其间发挥调解作用，处理州与州、州与联邦之间的冲突。

这便是作者理解中的“设计”概念，而非单一的“计划”。设计本身模仿了自然运行的模式，将人类的制度组织同样作为整体来观察。它关注自然环境中水、土地、植被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关注人类运作法则中整体与局部、个体之间的管道效应。

正是在整体之中，作者认为他们“不需要在‘左’、右两极端之间，在过度集权的庞大政府和无为政策之间，在私人企业和社会主义之间，以及在傲慢自大、繁文缛节的官僚政治与少数私人独占之间去选择了。”（序，p.1）

[1] 1933年5月18日，罗斯福总统签署国情咨文，坚决要求国会批准，在开发国家资源的为你上，制定全国整体的计划。并建议立法创设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TVA），由联邦政府授予公司名义，负广大无限责任，将保存并开发田纳西河排灌区极其附近地区的天然富源作为正当目的，以促进全国一般性社会和经济的福利。（pp.51-52）当月，国会通过法案，TVA就此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