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后即弃的人——言过其实的代价就是遮蔽真相

当我们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科技的进步、GDP的高增速以及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阳光的背后总是存在阴影。作者用抓人眼球的标题来刻画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奴隶制”。当然，这些现象很大范围内存在于第三世界，然而，这些事件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的早期阶段同样存在；或者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谈到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恩文集》第一卷，第8页）当然，我们在这里要反过来使用这句话，也即发展中国家中所呈现的一系列情景，很多只是发达国家“原先的景象”。

如何理解这些“奴隶制”？如果要规避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就需要分析，作者这里所谓的“奴隶制”到底指的是什么。从作者的论述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三类奴隶制，一类是更接近传统的奴隶制——作者称为“财产奴隶制”——这主要体现在毛里塔尼亚；第二类则是以绑架、拐卖或售卖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奴隶制，在作者书中体现为泰国的部分性工作者，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到其他案例，例如当前很多被骗到柬埔寨从事电信诈骗的华人；第三类则是“债务奴隶制”。这一类在作者的案例中所占比例最大，例如巴西和巴基斯坦所呈现的那样

作者在文中对上述“奴隶制”下的各类“奴隶”的生活惨状进行了详实的描绘。其中的诸多细节令人愤慨，这些内容需要每位读者自己去体会。这里只是提出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同各位朋友商榷。所以欢迎大家读完书之后，我们一起进行讨论或辩论。

首先，我们确实需要去看到这些强迫劳动的悲惨景象，但作者对这些“奴隶制”存在的原因及作用的分析——尤其是经济分析——是极其混乱和夸大其辞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呈现了真实世界阴暗处的悲惨，但其对这种阴暗的分析却是无力的。

第一，作者对奴隶制和经济增长因果性的分析是混乱的。在对泰国性工作者的分析中，作者指出，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分化，这增加了对妓女的需要，从而促进“奴隶制”的发展。然而，经济增长同样促进工作机会的增加——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机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的——那么这种工作机会同样会增加对女性工人的需求。当然，作者的解释是佛教文化因素和信息闭塞，但前者不会限制女性成为“奴隶”还是工厂工人，后者则会随着技术进步逐渐减弱——换言之，如果是如此，那么技术进步会自动意味着这种“奴隶制”发展趋势逐渐弱化；另一方面，作者提出，泰国商业性服务非常普遍，百分之九十多的男性都接受性服务。这种供需结构推动性工作者数目和价格的提升，但不意味着奴隶制的增加，二者并无直接关系。正如作者对泰国性服务规模的估计一样，这一行业的总规模为50-100万，但符合作者“奴隶制”定义的大概有35000人，约占二十分之一。因此，我们很难得出作者的结论，也即经济增长推升了奴隶制增长。

第二，我们可以承认作者所描绘现象的相对真实性，但其过于夸大了其所谓“奴隶制”的经济作用。在文中，作者提到，“重要的是，奴隶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支撑着我们所依赖的全球经济。”（P19）“仅英国每年就从巴西进口16亿美元的货物”（P20)。然而我们要问的是，毛里塔尼亚的奴隶如何影响全球经济？而作者在书中涉及到的巴西制碳业在这16亿美元的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是多少？从当前的全球产业分工以及全球价值链（GVCs）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明确得知，产业转移的一大原因就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然而，作者所谓的“奴隶制”在其中占有多大的比例？作者在文中仅仅用了一系列的访谈来证明这种现象的存在，而涉及到这种现象对经济的整体重要性时，则往往以“可能”、“我推测”来进行论证。但我们同样知道，大规模生产依赖的是工厂制，是雇佣劳动，而这种“奴隶制”生产更多存在于一些手工业生产当中——作者文中的制碳或者烧砖等。因此，正如性服务者的19：1的比例一样，对我们而言，看到这二十分之一的“奴隶制”确实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不要遮蔽那“二十分之十九”。因为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言，真正支撑全球经济的是全球范围内的雇佣工人，对这些主体的系统性控制才是全球经济运转的真正支柱。

其次，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作者对“奴隶制”一词的使用是否合适？

首先，根据作者对新奴隶制的定义以及诸多特征的描述（见P13），如果把其中“奴隶”二字换成“工人”，我想似乎不会多么违和。当然，我们可以说毛里塔尼亚存在典型的奴隶制，因为奴隶是“买来的”（P82），是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然而，“债务奴隶制”却值得商榷。在我看来，作者所谓的“债务奴隶制”不过是预付工资制的一种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了资本家如何通过预支工资的方法进一步剥削工人（马恩文集，202-203），而除此之外，各种罚款同样可以降低了工人的劳动所得，进而增强工人依附性（可以见列宁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批评。《列宁文集》第二卷，P25-64)。同时，各种长工时、恶劣的劳动条件在18世纪的英国比比皆是。换言之，作者在文中所描述的“债务奴隶制”，与其称为“奴隶制”，不如称为较为初期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形式。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债务奴隶制”下的工人数目约为1500-2000万，而其估计的“奴隶”总人数则为2700万（P8)，那么辨别这种混淆对于正确理解作者所谓的“奴隶制”就显得极为重要。将这些劳工特殊化为“奴隶”，就意味着将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抽离出来而将其特殊化，似乎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的制度。但这些制度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期却是普遍存在的，因为这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形式。（这里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所呈现的景观。）这种特殊化反倒会遮蔽我们对其内在逻辑的认识。

最后，我们来探讨作者为解决这种奴隶制提出的解决方案。在毛里塔尼亚的案例中，作者提到，““西方国家是否会将毛里塔尼亚惊人的外债减免与政府还土地给奴隶的计划联系起来，以使得数以千计的人能够获得持续的自由。”（99）然而，这种解决方法是极其轻率而自负的，这一种典型的西方式的“制裁主义”，似乎只要制裁就能解决问题。然而，这种制裁方案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既然作者也承认，毛里塔尼亚的奴隶制得到法国和美国的支持，那制裁又有什么可能性？第二，制裁能解决问题吗？文中也提到过，土地的重新分配不啻于在本土引起革命，因为其显然是一场阶级斗争——奴隶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谁来决定这种土地转移方案？当地政府？这不啻为让国民党革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命，如何可能？与此同时，发达国家通过经济援助换取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策调整的案例数不胜数，但其结果如何一目了然，看看20世纪末的一系列“结构性调整”的结果以及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外制裁结果就可以了。

最后做一个总结。我们需要认识到全球范围内多种形式的压迫，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是全书最大的价值。然而，“言过其实的代价就是遮蔽真相”，把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容称为“奴隶制”的结果，就是你选错了战斗的对象。在这个基础上，你期待斗争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因此，我们既需要对不公进行直接而热忱的反对，但同时也要进行冷静而严谨的分析。正如马克思所言，彻底的理论才能说服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