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四百年大变局

日本历史的著作汗牛充栋，有日本学者所写，也有大量欧美学者所写，其中很多著作不约而同地都将视角定于近400年日本史，其原因在于近400年的历史深刻影响了现代日本和现代世界的走向。日本今天的强盛似乎在400年期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德川的资本主义萌芽——明治维新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400年前的日本，正式进入德川幕府时期。德川幕府并不如我想象是一潭死水，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其200余年的统治为现代社会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德川幕府萌发了大量的资本主义萌芽。当德川家康成为幕府将军时，日本还是一个以农村和自给自足性很强的农户为主的国家。在一个世纪之内，它就转变成为高度城市化的国家。无数农民子女，还有前武士的后裔，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搬迁到新兴城市里经商或从事手工业。如今日本的大城市中，几乎有一半在1580年至1610年之间就作为城堡小镇存在，而江户人口甚至超过100万，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城市，日本也成为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一切得益于藩国大名居住的城堡和幕府将军及参觐交代的大名居住的江户带来的向心力。统治者周围云集了大量的家臣、士兵、奴仆，创造了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需求量，刺激了区域贸易的快速增长和全国市场体系的发展。幕府通过统一度量衡，建立国家的货币制度，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的商品流通。全国性的市场体系和交通设施的发展，以及银行业、保险业和其他服务业等基础设施的创立，使得日本作为一个农业社会步入了近世早期。到了19世纪，几乎每个日本家庭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立足于城市的商品经济，而且都受到了这一结果的影响。

日本的商业革命也改变了农村农业生产的模式。全国每个地区的农民家庭都转向种植出售给新兴城市人口的茶叶、烟草、水果和蔬菜，乡村工业的数量不断增加。藩国大名为了增加收入，纷纷投入资金或垄断性政策刺激本地手工业发展。这种立足于农村且适合市场销售的商品生产的蔓延，代表了日本经济的原初工业化。工人们开始出卖劳动力换取某种形式的工资，也是原初工业化的一个特点。

然而，日本并未发展成为外向型经济。作为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小国，日本能够提供给国外的最重要的商品是白银。开放国际市场就意味着白银外流，对于统治者是不能容许的。因此，日本仅允许个别口岸与特定的国际公司开展少量的贸易，对经济大局的影响微乎其微。

尽管幕府将军紧紧控制着政权，但他们却无法掌控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经济领域，以三井家族为代表的大型商贸集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原始资金，为近代财阀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近世早期的原初工业化为日本提供了良好的城市，统一的商业政策，当西方商业思想入侵时，日本人也很快接受了先进的商业思想和早期的工业化进程。这为明治时期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明治时代的社会变革——福祸相依

明治维新的主导者是所谓的“维新志士”，实际上就是一群在旧有体制下无法打破身份藩篱获得经济和政治地位提升的下级武士，尤其以萨长两藩的下级武士为主。在名义上实行“大政奉还”之后，如何以合理的名义维护集团利益，创立能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行使权力的中央集权政治组织是这些武士集团的主要课题。

首先，起义者所想的是使天皇回归到他的传统作用：主持国家的仪式和认可以他的名义进行统治的行动。创立太政官制度，既是传统的象征，同时又使少数人得以揽权，迅速通过他们的决定，然后由他们自己的部门贯彻执行。

在军事方面，以“征兵制”替代旧的武士制度，让平民经过专业训练成为军队的主要成分，剥夺旧有武士利益集团的军队指挥权。这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措施：从社会意义上看，这是剥夺武士阶层特权和缔造一个以机会平等为基础的社会的又一步骤；从军事意义上看，它通过建立能够提供国内安全的军队，大大增强了新政权的权威。随着“西南战争”这一最大规模的士族叛乱的平息，新的政权逐渐站稳了脚跟，确立了萨长集团对新日本的控制。

在经济方面，在经历早期国家经营的经济产业未获成功后，以松方正义为首的财政官僚及时改变路线，确定了“私营公助”的政策，依靠扶植财阀促进经济增长，形成了持续至战前的财阀经济。虽然客观上形成垄断，但迅速建立了近代化的工业生产体系，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从根本上逆转了庞大的贸易逆差，成为工业品出口国。

在国民教育方面，明治政府吸取了西方民族主义的教育方针，一改维新前的文明开化教育，把教学时间集中在宣扬爱国情操和传统的公民道德的伦理学课程上。截至19世纪80年代末为止，《自助论》和《伦理学的要素》已经从课堂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学者撰写，由文部省亲自发行的伦理学读本。相继设立七所“帝国大学”进一步培养严格训练的官吏、学者及商人。

在宗教信仰方面，明治新政府开始实施把神道教置于国家宗教生活中心位置的政策。通过把神道教的地位提高到佛教之上，使全体日本人加入到宗教活动中来，凸显天皇和神道教神祇对于国家宗教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性。新兴宗教开始担忧自己的生存权利并想方设法躲避迫害， 故意强化它们和神道教的同一性，把国家意识形态纳入其教义之中。国家神道教的倡议者成功地把政府的意识形态嫁接到神道教神学上，为下一代人的政治狂热症买下了伏笔。

在政治制度方面，新政府意识到，为了废除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必须改革日本的法律和制度，使其与西方相似，证明自己的现代性，才有修订条约的可能性。在一些维新人士看来，议会制度是高等文明的标志，是使政治秩序理性化和确保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目标一致的最有效途径。同时，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和村民也开始提出他们自己对“自由和民权”的要求。为了团结国民，新修订的明治宪法依然将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但是国家话语权仍由精英分子（包括首相、内阁、枢密院、议会以及文武官僚机构）掌握。直至大正时期，民权运动人士才开始组成政党争取内阁中的席位，开启了主要政党的领袖按常规担任首相并组建内阁的政党政府时代。尽管如此，后续主导政府的两大政党依然由分别代表萨长利益的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的后继者们组建并掌权。

总之，明治政府的开创者们吸取了西方民族主义的丰富经验，对国民进行严格的民族主义教育；对国家执行严格的掌控，保证其以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同时建立名义上的“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获取西方国家的政治接纳。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取得了飞速进步，但也为后续的民粹主义思潮埋下伏笔。

战争之路——民粹温床培育的军国主义

华盛顿会议确立的亚洲门户开放政策本应维系亚洲的和平，但日本不满的种子就此播下。在经济蓬勃发展的20年代，民族主义者们尚无足够的声音反对华盛顿协议，反战主义、削减军备等左翼意见得到重视。但经济进入萧条期后，整个舆论环境就出现180度大转弯。一系列由下级军官密谋发动的对中国的挑衅实现了对中国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蚕食，虽然这些行为并未得到事先批准，但文官系统不得不在事后认可其合法性。文官系统当然能够认识到这些挑衅行为是对国际条约的违背，也能够想象未来将被孤立的可能性，但没有个人或政党愿意阻止事态的进展。其内在原因并不仅仅是日本的“下克上”传统和军队系统的话语权上升，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长期的民族主义熏陶和对扩张主义的信仰导致民粹主义者主导了话语权，敢于阻挡事态升级的政客势必被民粹主义者抛弃，失去政治前景。由此，整个日本政府被民粹主义者绑架上了与世界为敌的不归之路。

有关二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和各国决策北京在入江昭的两部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和《权力与文化》）中已经有了充分的讨论，随着战争的进程，政党政治家们逐渐失势，军队和平民官员开始崛起并占据了可以左右国家局势的各部门要职。即便政友会和民政党仍然控制着国会，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之间的争论也不会十分激烈，政党领导人不愿意在一个军队势力大行其道的时期拿自己党派的命运做赌注。国内爱国主义热情的高涨，抑制了人们反战情绪的表达，官方和群众自发的对反战言论的抵制进一步剥夺了那些不同政见者寻求合法地位的权利。1933年之后，已经很难在街角的书报亭找到一本与官方观点不同的刊物，日本政府往往将其在东北亚的侵略扩张说成是保护本国正当权益的自卫行动。民众的爱国热情开始走向极端，开始公然鄙视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他们已不能容忍任何怀疑“家国一体”理念的人。强调忠诚于国家和毫不犹豫地为国捐躯，培育出一种几乎盲目的民族主义，导引日本人越来越深地陷入日中战争的泥沼。

所幸，尽管日本的右派团体取得了极高的话语权，但法西斯主义者并未完成主要的变革。1936年，由下级军官发动的“二二六”事变以失败告终，结束了自下而上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由近卫文麿成立的大政翼赞会希望通过进行民众动员，产生更为协调一致的政策，替代国会的合法性，但最终未能凌驾于国会之上，由此，自上而下地强迫人们接受法西斯主义也未能实现。即便军方获得了更高的话语权，文职官僚机构也继续行使重大的统治特权，每一方都警惕地保护自己的特权，并相互争夺资金、资源和权力。这样进一步导致国家政策的分裂和一场必输战争的久拖不决。

从“3D”到“4R”——新“幕府将军”的改革与妥协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美军的进驻，对于日本的全面改造提上了日程。新的“幕府将军”麦克阿瑟为日本政府提出了新宪法的草案，强迫日本政府必须照章执行。摆在盟军最高司令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日本社会的非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政治程序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以及财富和权力的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3D任务）。美国允许天皇继续在位，但坚决要求日本推进政治程序的民主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天皇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将其转变为“国家和民众团结的象征，其地位来自拥有独立权利的人民的意愿”。麦克阿瑟的宪法草案还废除了神道教，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规定“宗教组织不得从国家获取任何特权”，宣布“国家及其各级机关应当抑制宗教教育或任何其他宗教活动”。这一条款进一步剥去了天皇神性外衣。通过废除所有诸如枢密院之类的曾经与内阁和国会分享权力的有违议会政治的机构，进一步强化了国会的地位。军事方面，盟军保存日本的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但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教育方面，教育管辖权限从文部省转移到学校，公众选举的府、道、县教育委员会有权遴选教师，决定选用课本，以及设定学校的全部课程。学校抛弃了战前的道德伦理课程，教育工作者忙于重编教材，以强调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美德。大多数公立小学和初中的教员都迅速欣然接受了新的正规信仰。经济方面，通过拆分旧财阀，推动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土地等政策，促进那些支持盟军最高司令及其改革措施的新选民成长。由于受到这些新的保护他们利益的条款的强烈刺激，以及渴求在当时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保住他们的工作，日本的工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组织了起来。“幕府将军”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旧日本的制度连根拔起，试图将日本彻底改造为现代国家。

然而，随着东西方对立的加剧，美国力图让日本服从其新的全球目标和战略任务，因此在日本推进进一步改革的热情减退。1945年至1947年间的3D任务不得不让位于重建经济的“4R”任务，即劳工的再培训（retraining）、恢复失业者的工作和职业（rehabilitating）、军队的重新武装（rearming），以及重新排列日本的国际地位（realigning）。美国官员相信，他们的外交政策需要一个稳定的、民主的日本来承担抵抗共产主义在太平洋区域进一步扩张的堡垒角色。反过来看，日本的政治稳定依赖于日本的经济复兴。对于盟军最高司令来讲，帮助日本达成其新使命的最好途径就是，通过限制已经显得过于活跃的劳工运动和停止解散财阀，来促使日本经济恢复元气。麦克阿瑟及其属员不得不屈从于这一政策，当日本的上诉部门开始否决对数千名前公司管理人员的清洗时，盟军最高司令也保持沉默并且袖手旁观。既往的非武装化政策也被重新调整，使日本重新武装致力于区域性自卫，并确保美国军队能够向太平洋区域投放其武装力量的特权。

1945年到1952年这七年间发生的事情，永远地改变了日本历史的发展路径。可以肯定的是，许多改革，无论是其最初形态还是经过“矫正”的版本，都加速了日本的进步，尽管这些进步的开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有关政党政府和责任内阁的观念、日本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结盟，以及选举权向妇女的扩展，这些全都是战前日本人曾经尝试追求过的理想。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在战前岁月即有人提议的改革，或是那些得到新选民们支持的改革都迅速获得了通过，从而得到了发挥效用的最佳时机，其深远影响远远超过了战后十年。被美国占领的岁月与17世纪全国统一的时期和的19世纪的明治维新时期一样比肩而立。在那一段短短的时间里，日本人民经历的变化也许与世界现代史上任何革命纪元中所发生的同样意义深远和迅猛。

经济的腾飞和失落

日本和美国指导者的关系以及良好的国际环境促进了昭和晚期的经济复兴。在国际方面，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决定以一种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取代战前时代各自独立自足的经济圈，使商品、资本和服务能够超越国境自由流动。为了进一步帮助自己在太平洋区域的新盟友，直到1971年之前，美国一直容忍日本绑定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这是一种对日元价值的人为的低估，极为有利于日本产品的出口，并且，日本厂商可以自由进入广大的美国消费市场。由于日美同盟的存在，日本能够以不到国家预算1%的资金用于国防事务。这种情况意味着日本公司比其他国家的公司承受更少的税收负担，使之能将利润尽力投资到那些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更大直接作用的地方。总体来看，日本从一种以国际合作和扩大贸易机会、稳定商品价格为特征的新经济秩序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除了有利的国际形势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之外，既往的遗产也具有无可争辩的重要性。一种企业家精神的传统、一个充满有才干的管理者和蓝领工人的劳动力资源库，以及成功组织大型企业的经历，所有这些都支撑着这个国家在战后处于有利的地位。政府通过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帮助修复国家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并使之现代化，稳定银行系统和货币体系，制定有效的政策，设置管理机构，从而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人们接受了新机器，掌握了新技术，而公司经理和企业家则重建了旧公司，创建了新公司，接纳了新科技，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占尽先机。在农村，虽然人口减少，但农业机械化的迅速发展，最终还是使大多数留在农村的家庭得以享受比较轻松的生产效率较高的且日渐繁荣昌盛的生活。

超强的美元使得美国人大量购买日本产品，制造了巨大的贸易逆差。为了避免美国生产商的日益萎缩，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日元价值短期内上涨了一倍。然而，这一举动并未达到最初的预想效果，强势的日元使日本公司能以比以前更低的价格进口原材料，投资建设现代化的新厂，生产成本的降低进一步刺激了出口，导致日本的经济泡沫。泡沫破灭时，那些从银行贷款作为购置股票和不动产资金的投机者不能按时还贷，也无法卖掉他们迅速贬值的资产来偿还债务。当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减少贷款时，严重的信用恐慌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困难。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后，日本最终不可避免地迎来经济衰退期，迎来一个又一个失落的十年。

评曰:

回顾日本过去的400年，德川幕府的和平年代孕育了原初工业化，江户末期的黑船来袭仅仅是一个导火索或催化剂，点燃了业已孕育的工业化时代。明治时代的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民众的价值观，经济形势稍有波动，民粹主义的大旗就迅速展开，裹挟着整个国家踏上必败的战争之路。美国占领军几乎能够重塑日本的价值观，无奈因为冷战的展开草草收场。正式因为处于冷战的桥头堡，日本搭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也因为政治、经济、军事对美国的全面依赖，美国政策扰动的蝴蝶翅膀也能在大洋对岸掀起一阵海啸。

当我们再次回顾上世纪20年代的日本时，是否也能看到一些熟悉的影子。自信的东方大国正在崛起，大洋对岸的西方大国却在步步紧逼，阻挡新晋大国的崛起之路。东方大国的人民经过多年的民族主义教育，充满强烈的爱国热情，以绝对的受害者心态面对于西方大国的干涉，逐渐形成同仇敌忾的舆论场。在东方大国国民的眼中，其他欧美大国沆瀣一气，他们不能容忍东方大国影响他们业已把握几百年的话语权。从朝堂到民间，逐渐不能容忍为与西方大国友好或为其辩护的声音，民粹主义正在裹挟着大众舆论越发激进……庆幸的是，当今的东方大国拥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无需在夹缝中左冲右突地扩张。不过，最核心的问题依然是，在民族主义如此大行其道的今天，如何避免走向极端的民粹似乎已经不止是东方大国要面对的问题，而是各个民族国家的共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