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漫于存在之中的非存在

《非理性的人》是我这段期间读到的最棒的一本书，因为它让我对“同在——在”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整本书是西方存在主义思想的脉络梳理，堪称为一部经典。自柏拉图伊始，人的理性就从更宽广的存在背景中被分离了出来。我们喜欢这样说，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人因为有了理性而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就是理性被分离的结果。《非理性的人》正如其书名所言，不仅揭示了理性从存在背景中被分离，作者更是力图阐明存在主义哲学对柏拉图哲学传统的反动，即存在主义把我们拉回到存在的背景中，要求重新认识存在，借此说明人并不是唯独理性的人，使人之为人的并不是他的理性，而毋宁说理性是那真正使他成为人的东西的结果。

真正使人成为人的是什么？

柏拉图对理性的颂扬开创了西方哲学的一种传统——理性主义，即一个人的理性自我是他的真正自我。在西方思想中，人作为拥有理性的动物而盘踞在存在巨链的顶端，存在巨链意为西方理性哲学中建构起的宇宙和自然的秩序。柏拉图所设想的自我超越，是凭借自身的理性进入到真正圆满的永恒世界，那个永恒的世界也正是完美的理念世界。毋宁说，在柏拉图的传统里，存在就是本质，所有的月下世界的物质之所以存在，是分享了完美理念的本质，理念世界才是月下世界的原型。

很早以前，圣奥斯定就发问：我是谁？圣奥斯定的问题蕴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即人不能够靠把他放进自然秩序里来下定义，因为人作为那自问“我是谁？”的存在，已经突破了动物世界的樊篱。就人而言，它的意义是不难把握的。人存在并且使他自己成为他所是。他个体的本质或本性出自他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存在先于本质是十分贴切的。

本质与存在的问题一度成为中世纪的大争论，也即著名的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司各脱影响了17世纪伟大哲学家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这些都是理性主义的代表。与笛卡尔同时期的帕斯卡在夜间感受到的是万籁俱寂的虚无，帕斯卡尔说，“这些无限空间的沉寂使我感到恐惧”，这道出了人心对17世纪科学为人组装起来的宇宙的反应。在这个可怖、空虚的空间世界里，人是无家可归的。要领会这一点，绝不是通过抽象的理性的思维。死亡成为每个人现实的可能性，就是人脚边的悬崖，它还是一种必然。虚无是我们自己存在里的一种在，它是非存在的在，否定的在，它弥漫在我们的存在自身中，我们对它的感受是直观的，也因此我们存在的基本状态是焦虑的。这种非理性的、深层次的东西是理性所不能探查的。当我们思考人自身的有限性时，总误以为这是物质世界的边界，其实不然。人的本质的有限性不是在它的边界被经验到，而是在他的存在的真正中心被经验到的。他是有限的，因为他的存在弥漫着非存在。正是虚无或曰非存在，使我们从那可能席卷我们全部日常生活的、琐碎事务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给我们展开本质的“筹划”，借此我们便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成为仅属个人的、有意义的自己的生活。海德格尔把这种状况叫做“向死的自由”或“决断”。

在海德格尔那里，我们了解到存在并非是一种抽象的空洞的概念，它是最具体接近的在。他说，人的本质特征在于他是“在世界中的存在”。存在和三角形不同，我们达到它靠的是一种与概念理性不同的思想。在德语里，词an-denken——从字面上讲，就是“去考虑，去思量”——其意思是回忆；因此，对海德格尔说来，思想、感谢和纪念都是同源概念。真正的思想，扎根于存在的思想，它同时就是一种感谢和回忆的行为。因为人的有限性首先是在时间中被体验到的，人的存在在每一瞬间都向将来敞开。将来是“尚未”，而过去则是“不再”；这两个否定——“尚未”和“不再”——贯串人的存在。它们就是人的有限性在时间上的表现。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点圣奥斯定很久以前就论述过。“我是谁？”这个问题无疑是要摆放在人的有限性，人所直面的非存在中去理解，人从来不是（一个什么），而永远将要是（一个什么）。

所谓实在性，就是人自己有死、有限、流血的自我的实在性，这一真理同样在基尔凯戈尔那里被揭示。基尔凯戈尔解除了婚约后，便永远无法成为黑格尔的信徒了。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利剑般地猝然刺透了他的生命，没有一帖哲学家的膏药能够解除这种损失的痛苦。在基尔凯戈尔看来，同自我的这种决定性的遭遇存在于“非此即彼”的选择中。我们不是在概念中遭遇存在，我们是在自己的生活里遭遇它，我们如何抉择意味着我们的人生，我们是如何去生存的。我们大多数都没有像基尔凯戈尔受到召唤去作出如此巨大的奉献。但是，我们有时也被要求作出对我们自己生命至关紧要的决定。在这些情境里，存在是如此地具体和真实。选择，通常没有那么简单地在善与恶之间抉择，反而是含糊的、不清楚的，有些抉择我们之所以认为痛苦而迟迟犹豫不决，正是因为它不是绝对的伦理抉择，我们和基尔凯戈尔一样体验到了“伦理悬置”。这里，涉及到了存在的知识和真理，这条真理渗透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存在。迄今为止，制定出来的最详尽的伦理蓝图要算是天主教会的道德神学体系了；然而，即使教会也不得不用决疑法和忏悔来补充它。我们就此了解到，存在的真理与理性建构的那种真理是如此不同，这类真理不是理性的真理而是整个人的真理。这类关于真理的决定是至关紧要的，因为它就是对存在意义的决定，真理说到底是仅仅同真人连在一起的。

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本真性就是这样一种直面存在境遇而作出选择的人。真理是向存在的敞开。托尔斯泰的伟大目标就是这种“面对生活站着”。这种真理不能够来自理性，因为事实上理性很可能给它蒙上面纱。如何抉择，无疑是人的自由意志，人在履行他的自由时，也就愿意去接受它的责任。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良心就是自觉有罪的意志。这种罪感弥漫人的整个存在：就他作为一个生物而裸立在天主面前显得虚弱和有限而言，这实际上就是人的存在。如果习惯于旁若无物，就会使人看不到他的虚无，他的孤独，他的机能不全，他的软弱无能，以及他的空虚。因为存在的真理是如此地隐蔽，人存在于其中却了存在。现代的人，对存在这一庞大的背景视若无物，也提不出问题。恰如诗人荷尔德林说，现在是世界的夜晚，天主已经引退，就像太阳西下。帕斯卡看到人的分裂，理性与自然分裂，理性与他整个人的分裂。帕斯卡的选择是对理性的一跃，这一跃好比孤注一掷的赌博，这就是他的信仰。构成保禄宗徒生命筹划的也是这样的选择的自由，他的旧我已经死了，抛却了旧我的枷锁，新的自我活了：“然而不是我活着，而是基督活在我心中。”他的自由乃是服从天主，这就是精神自由的人。笛卡尔式理性的人既不知道精神的自由，也不知道自然的自由。

虽然存在主义抵抗的是到处弥漫的理性主义，不过就算是海德格尔所谈论的也只是存在。我们今人无不是从过去的废墟里挖出一条生路，人若不尝下自己酿造的苦酒就绝不会改变什么。历史如此，也许未来也是如此。信仰作为一个人向存在敞开的信任，是整个人对他的天主敞开，在这个意义上，信仰能够包容人的所有的存在样式。理性和逻辑都没有触及生活的终极问题，这些问题发生在语言无法企及的深处，即信仰的至深处。理性面对深层存在的无力、虚无的威胁，以及个人在这种威胁面前的孤独与无遮无蔽状态是世俗文明革除宗教后始料未及的。人的整个存在只有透过人的有限性才能感知到，肯定与否定，存在与非存在彼此重合，相互渗透，一个人的真理同他的非真理被包含在这种更深邃的存在背景之中，如果不理解人的这样一种有限性，也就理解不了人性和信仰。存在主义企图帮助我们找回思想的根，但显然只有思想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向前迈出一步，作出理性的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