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和大师：理想化的彼岸世界真的存在吗？

近来这本书很火，打着“中国考古百年纪”的名号，书页的展示也很吸引人。看到微博上大家也在转发，也买了一本与诸位共读。假期匆匆看完，有些愤懑，有些意难平，不吐不快。

这本25万字的小书分为四个章节进行，分别以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院、史语所和营造学社的故事展开。在时间上除营造学社的部分外，前三者按时间的顺序基本可以线性的梳理下来，所以营造学社的部分安排到史语所迁台之后是否恰当，此为我的疑惑之一。

虽然称呼是“中国考古百年纪”，但是时间至1949年建国初期基本结束，民国末年的“百家争鸣”虽然令人怀念，但仅此能够代表中国考古的“百年”吗？作者以记者的身份，大量使用台湾史语所的资料，真的关心到四九年之后的中国考古吗？此为疑窦之二。或者说，它符合了“荒野”和“大师”的标准，但并不符合“中国”“考古”“百年”的界定，望诸君读时审视。

除此之外，在结构上并无他问，但在内容上还有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作为学考古的学生，地质调查所的部分确实为我注入了新的内容和知识，尤其是安特生与地质学界的关系、步达生和德日进等人与中国学人的关系等。

但在史语所的部分，提到安阳发掘中的与河南省政府产生的冲突，文中称“在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的授意下，河南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馆馆长何日章开始带人抢挖殷墟，但他们的挖掘毫无章法”。明显看来，此材料应该出自史语所诸人的发掘日记，但该事远非如此简单。徐坚在《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中提到此事，说：“如果将何日章专为寻找甲骨文的探索放置在1929~1930年的情境之中，则可以发现，当时既无任何科学发现可资何日章效法，甚至无任何成功的范例可以援引批判河南地方势力。如果河南地方组织的发掘被视为冒考古之名的非科学活动的话，那么仅仅一年前的史语所的安阳第一季发掘也难辞其咎”发掘资料归属权的地方与中央之争，不知作者在台时除了李济先生的日记可还了解过其他人的解释。

其二，对于部分人物的片面描写。以夏鼐为例，这个领导了中国考古建国后50年的社科院元老，在本书中出现寥寥，似乎上演了一出“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如果上述几点出于作者的学术背景和材料偏好尚可谅解，那这些旁敲侧击的表达则是我不能接受的。

夏鼐的两次出场，一次在郭沫若入选中研院院士的会议上慷慨陈词：“院士应当‘以学术贡献为标准……至于政党关系，不应以反政府而加以删除’”。第二次出现则是“李济最器重的弟子夏鼐，也成为批判他的急先锋”。此寥寥两面，用春秋笔法更是衬托出留陆学人和赴台学者的差距，颇有满清遗老遗少之风。李零在评何伟撰写的《甲骨文》一书时提到：“此人很会写采访，很会写文章，话题涉及中美两国的各种政治事件，文多隐喻，充满暗示，暗示中国的各种‘政治迫害’。因此，他对陈梦家之死特别感兴趣。……他设了个圈套，套李先生的话，故意把陈梦家之死与李先生早年写作的《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和他领导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联系起来。背后的潜台词是，中国的事情，凡属国家行为，肯定好不了。”作者或许也看过何伟的《中国三部曲》，在使用材料上也表示出这些大陆学者相较于民国大师的矮小，尤其是相较于对岸。

本书故事性上，是流畅的，串起了中国田野考察初期工作的雏形，读来令人也心潮澎湃，渴望与大师的再见且惋惜诸人的遭遇。但其对大陆学界的似褒实贬，对建国以后国内建设的忽视，对台湾“政治清明、学术自由”的向往，实为前些年“民国潮”的回溯，所谓的“悲伤”“怀念”不过是，“不过是些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

哀其人、惜其时，但也要在考古路上，就学术聊学术，对于考古学史描写的“春秋笔法”如何清醒认识还赖各人所感。此些问题仅为个人一些思考和警惕，作为通俗性作品此书已达高水准，或许是我有些吹毛求疵，也或许是我还对作者保持新的期望。愿邀大家共读此书，但还请诸君读时莫落他人之阱。祝大卖，祝批评与褒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