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非评《被抹去的历史》｜日子为什么过不下去？
一 《被抹去的历史：巴拿马运河无人诉说的故事》是一本受害者所撰写的书籍，封底的介绍总结如下：
巴拿马运河一直被视为美国在20世纪的辉煌成就……（但）美国为了确立占领巴拿马运河的合法性，成功地将拉美这个民主政治先驱之地描绘成不开化的野蛮大陆，抹去巴拿马文化和政治上的现代性，将这个先进富饶的商贸王国塑造成贫穷落后的蛮荒之地，将殖民、破坏和侵占美化成“文明”的救赎。
历史学家玛丽萨·拉索根据大量未经披露的原始档案资料和私人回忆，还原了一个被美国商业和政治野心抹去的世界，描述了运河区真实的日常生活图景，并记录了美国在管理上的诸多失败之后，如何强制迁移城镇和居民，改换运河区景观，将破碎、失败与背井离乡的绝望留给了巴拿马。
从这个介绍来看，这本书就是一种对殖民主义的控诉。从作者的写作来看，确实也在处处诉说帝国主义者对本地历史、社会主体性的抹杀。比如她极力主张，巴拿马运河区在美国人到来之前已经是一个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地区了，本地人建立了许多黑人自治市镇，实施共和民主政治。是美国人从种族主义角度出发，将巴拿马刻画成有待先进文明、国家、种族来拯救的蛮荒之地，需要美国在运河区建立榜样。为达此目的，美国对整个运河区进行了改造，将居民、工人强行迁徙出去，以打造一个大大的“波将金村”。 对作者这个描述，国人想必十分熟悉，因为在我们自己的城市开发或农村扶贫过程中，这样的事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以现代文明为口号，扫荡旧世界；本地社群被一扫而空，为时髦的大厦和商场让路。因为这种熟悉，我们能很快理解并接受作者的叙述逻辑——一个自诩为先进的文明、社会将某种发展模式强加到它者之上，最终带来的是毁灭、损害和排斥。 但是读下来，我还是有一点疑惑，觉得作者的描述在有些地方对不起来。我并不是巴拿马史的研究专家，对巴拿马运河的开发与后续管理一窍不通。所以，在这里，我并不是质疑作者玛丽萨·拉索讲述的事实的真实性。我只是从阅读中觉得，玛丽萨·拉索的讲述中似乎包含了她自己也未曾考虑到的一面——学者有一种痼疾，就是喜欢与人唱反调，以显示见人所未见，我非常希望下面这些言语不是这种痼疾的病征，但也只能请读者代为诊断。 二 在作者玛丽萨·拉索看来，“虽然美国说自己的目标是让这一荒凉地区实现现代化，然而事实则完全相反。美国的占领和后来实施的运河区人口外迁政策，抹杀了19世纪巴拿马地峡走廊地带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现代性”。 根据这种描述，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拉索讲的就是一个“渣男始乱终弃”的故事。但拉索接着在另一处讲，“巴拿马运河区城镇的消失史一段被遗忘的、失败了的社会实验史。实验的初衷是要在中美洲丛林的中间地带建立完美的村镇和城市……然而，管理来自多个国家、有着众多政治信仰的超过六万名居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拉索承认：“在修建运河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官员并没有想要拆除运河区的巴拿马城镇，而是设法对其管理、教化和征税。”“一开始，巴拿马人和美国人都设想了一个和后来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的运河区：继续保持先前稠密的人口，保留先前的巴拿马城市和市长，以及先前的私人商户和私人住房。”她也承认，拆除城镇、外迁人口的决策并不是一开始就做出的，而是运河区的美国官员在管理失败后经过真实的争论逐步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讲，发生的事情就不太像是纯粹的“渣男始乱终弃”，而是“门不当户不对的两口子磨合失败”。 从两个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后一种解释有合理的一面。 一是时间，美国开始控制运河区是在1904年，大规模迁徙运河区居民是在1913年后，这中间有八九年时间，人口迁徙的决定是在最后两年才做出的。 二是制度与举措。首先，在前几年，运河区当局沿用了本地的自治市镇体系，保护了本地的私人产权。在1904年颁布的《市级政府法案》中，美国官员实际上认为运河区在将来仍然会是一个巴拿马人占人口多数的地方，英语和西班牙语会是官方语言，市政府在组建的时候多元并蓄。其次，运河委员会（运河区的美国最高行政机关）在最开始六七年里确实将大量心思用在管理本地城镇上。美国官员没有限制或禁止运河区的私营经济，而是通过向私人经济和私人地产征税来增加收入。为了改善本地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他们提出要将房子盖得整整齐齐，街道垫得平平整整，弄得干干净净。 玛丽萨·拉索特别指出，在几个问题上，运河委员会同本地的市镇居民和市政机构闹得很不开心。这些问题分别包括房屋距离设置、污水处理和安装防蚊网等等。拉索批评说，运河委员会让一些技术专家用单纯的卫生标准来处理市镇事务，不顾本地居民生活便利，是用技术空间来替代政治空间。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在这些琐事上运河委员会真的投入了这么大精力，才有了这些争执，不正说明美国官员最初是想和运河区本土居民“好好过日子”吗？否则，像有些地方搞城中村拆迁那样，不闻不问，最后以脏乱差为由一概推倒了事，又有何难？ 三 从拉索的角度来考虑，讲一个“渣男始乱终弃”的反殖故事要比讲“两口子日子过不下去”来得方便，也更有意义。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日子为什么过不下去”这个问题更有意思。任何一个国家在扩张领土之后，把当地人赶走，而不是留下来充当税基（拉索提到，除非公司派遣，否则没有美国人会来巴拿马居住就业），总是一件很蹊跷的事情。 拉索注意到，最初美国官员确实想把运河区的城镇和居民保留下来，让他们作为一个社群存在。问题在于，美国遇到了一个帝国会遇到的典型情形——它的属民、属地的法律地位显得模模糊糊，与其他政治空间有所重叠。运河区的市镇政府是由运河委员会指定产生的，但本地的市镇既有城市自治传统，生活在这里的巴拿马人从法律上来说也还是巴拿马公民，而非美国公民。这种模糊性使得美国很难适当处理与本地社群的关系。 一个真正的帝国处理这样的事情会毫无困难。忠诚两属、地方自治对它来说，不会成为问题。它很少会考虑为本地人提供社会服务，会尽可能地要求政务清简、最小财政。本地人交钱、顺服，就是它对这个地区的一般期望。但是很显然，美国人没有用这样的“主人”眼光来看待自己，他们确实觉得自己是来改天换地的，所以有强化地方管理的冲动。当运河区巴拿马各市镇的市长站在市民利益的角度抵制美国官员的规划后，美国人干脆取消了各市镇的自治权，将运河区划成若干行政区，亲自下场来解决建设与管理问题。这种直接下场反过来引发了美国人与运河区巴拿马社群居民的种种冲突，给美国官员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挫折感。 到了1911年底，运河区的官员在考虑彻底搬迁计划了，他们使用的理由，根据本书的陈述，是相当种族主义的——他们认为运河区就不应该让黑人（占巴拿马运河区居民中的多数）来居住，他们的存在不是增加了政府管理成本，就是让运河区变成肮脏混乱之地。有意思的是，拉索指出，“戈瑟尔斯（主张搬迁人口的运河委员会主席）是在用他那个时代的种族歧视性话语来掩饰过去的失败。这种话语让他得以略去运河委员会竭力在不驱逐当地居民的前提下提升整个运河区卫生状况的历史”。换句话说，拉索承认，种族主义与其说是人口搬迁的原因，倒不如说是人口搬迁的借口。 这里真正的问题，在我看来，恐怕在于美国对如何管理异域之地、异域之人困惑不已。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有这样的烦恼。在鄙著《帝国的技艺》中，我提到，美国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的时候就有了成为新帝国的潜力，但是它的实际扩张却比预想的要缓慢得多，因为它受共和民主暨联邦政体限制，非要考虑这些问题不可：“宪法事实上是否容许领土扩张？如果有，以什么形式？到什么程度？有什么条件或限制？通过哪些体制、机制？新领土上的管理机构是否与其他联邦权力机关受到同样的宪法限制？结构性原则，如权力分立或联邦制，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获得领土和进行管理的方式？新领土上的居民是否享有与原先各州居民同样的权利？总统是否拥有管理新领土的固有权力？国会能授予他这种权力吗？”到了1898年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后，终于遇到了瓶颈。美国人认识到，在美国现有的政治规则和社会条件下，将菲律宾化为美国一邦是做不到的。当时一位参议员说道：“谈论把8000英里外的热带国家美国化是无稽之谈。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同意这片遥远土地上的人民在我们国家的事务中有发言权。”主持占领的麦金莱总统曾对菲律宾的前途有过一番这样的言语：“我夜复一夜地走在白宫的地板上，直到午夜，先生们，我毫不羞愧地告诉你们，我跪下来，不止一个晚上，我向全能的上帝祈祷，祈求光明和指引。”很难想象一位古代帝王在获得一块新领土之后会有麦金莱这样的苦恼。 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在《不连贯的帝国》（Incoherent Empire，2005）一书中曾痛承，尽管美国国力非凡，但其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似乎使其缺少一点帝国想象力，也不适于推行帝国议程。我个人觉得，在巴拿马运河区这件事上，曼的这个说法似乎也成立——美国人在巴拿马运河区的处置上确实是太技术了一点，他们将巴拿马运河区的管理看成一项工程，看成美国国力与文明的橱窗，看成新人对旧人的拯救，但就是没有把它看成帝国内多族群的相处。到最后，美国的做法是赶人留地，从维持对巴拿马运河区管治权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亏本买卖。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运河区中始终有传统巴拿马城镇和社群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多元管治，那么以后巴拿马政府要求取回对巴拿马运河的主权时，理由是不会那么充分的——运河区的管理，换成英国来做，大概率是让本地继续维持市镇自治，各安旧法，脏乱差一概不问；换成法国来做，则大概率是从巴黎直接派出行政官员对本地事务事无巨细地加以管理，但同时也会放开法国公民权，拉拢本地精英。 从这个角度讲，巴拿马运河的故事无人诉说，无论对巴拿马人来说，还是对美国人而言，都是失败的。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