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全球化下的文化聚合
上次审核没过删去部分重发一次。此书评为大二上人类学课程论文，在此留档。梳理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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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雾弥漫、灯光涣散，人群擦肩而过，混乱、神秘、嘈杂、爱欲纠葛、险象环生，这是王家卫在《重庆森林》中所描绘的场景。对于电影的拍摄地香港重庆大厦，影片揭开了隐遁在阴影中的大厦的一角，又让它复归到遮蔽中去。而观者或是不能及而神往，着迷于大厦自由、神秘，游走在法律边缘的阴暗与潮湿；或是退避于大厦的危险和混乱，对其敬而远之，不敢涉足。而这座位于香港城市中心的黑暗大厦，其迥异于周遭繁华、明丽、秩序井然的复杂混乱，构成了处于香港中心的独特景致。正如作者所说，它只是位于香港，却不属于香港，这座由香港的“他者”在城市中心所构筑的另类孤岛，是繁华香港中底层世界的隔都，是“处于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本文意图跟随作者的视角，穿越时空的限制，聚焦于这个香港城市中心的独特场域，试图分析其独特的形成原因，并由此折射出低端全球化的发展图景，透析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下多元文化交融聚合的文化景观。
一、融合：低端全球化的表征 在繁华城市中心的香港重庆大厦，多元文化与族群魔幻般自然地熔于一炉。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商人、临时工、避难者和各式各样的游客，你可以看到穆斯林、基督教徒、印度教徒如何尊重彼此的信仰，你可以看到来自互相发动战争的社会或者来自信仰冲突的背景的人如何合作和交易，你可以看到巴基斯坦人受雇于印度老板、来自敌对的刚果和卢旺达的人联手砍价、埃塞尔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难民一同商讨避难申请，你可以看到他们如何把国家和民族的仇恨和敌对搁置一旁，为着共同的目标和命运相携手。 这是在重庆大厦的独特景观，文化的交融背后，所有退避的锋芒和纷争实则服膺于经济的运转和秩序的运行。在此，和谐的文化氛围正是低端全球化的表征，拼贴的文化标签掩盖之下，潜藏的则是高速运转的贸易网络。在本书中，作者麦高登将“低端全球化”定义为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汇集了来自香港、内地、南亚、非洲等地的廉价工业产品，正如书中写道：“重庆大厦里你什么东西都能找到，从旅店到清真烧烤，从价格各异的威士忌到电脑修理、卫星电视、装置在钢笔和眼镜里的隐蔽摄像头、文具、生活日用品、洗衣服务、药品、国际避难的法律咨询服务等等。”[ 麦高登, 杨玚.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27]重庆大厦俨然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使其脱离于周遭的繁华都市氛围而存在，低端全球化汇集的贸易就赋予了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不同于普遍意义上的全球化被精英所把持的话语体系，低端全球化的运行场域并非在高效的信息网络之中，而是扎根于特定的区域，凭借自由的人员流动和低资本投入，以底层群体的低成本经济活动形塑了其特有的运转模式。区别于精英所描绘的世界之表象，以底层群众和边陲世界所主导的“低端全球化”呈现“自下而上”的态势，其或许更演绎和映射着全球化中那些被精英话语所遮蔽的真实所在。与此同时，出于对极低成本和自由交易的追求，低端全球化的语境之下交易不再诉诸合同抑或契约，而是仰赖于熟悉和惯例所塑造的信任，这一点正要求了交易存放的场域具有固定的特性，而重庆大厦正作为这样一个低端全球化交汇的“节点”而存在。 重庆大厦所顺应于低端全球化的诸多特性，为其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场所。在重庆大厦的发展历程之中，历史遗留所铺设的阴暗背景容纳了那些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产业，族群的汇集和交互疏通了跨国间贸易流通的路径，一致的“他者”身份认同则使重庆大厦内形成了捍卫其特有交易模式的共同体。而在这一切的背后，香港新自由主义的精髓——让一切商业活动畅通无阻——则是这个另类孤岛得以长久存续于城市中心的根由所在。
二、利益：货币哲学的残影 溯源重庆大厦独有的文化景观，所维系其间贸易和生活风格的力量，自然无法割裂开对利益的追逐。正如在重庆大厦中文化交融的背后，抚平参差不齐的信仰伦理之下是对于马克斯·韦伯所言“新教伦理”的孜孜以求：辛勤工作、简朴生活、改变命运。而新自由主义奉行市场至高的准则背后，对于奉行利益的生存逻辑，也或可映射出货币哲学的残影。 在齐美尔的《金钱、货币与现代生活风格》中，他悲哀地意识到，货币正以强势的姿态介入到现实生活中主体和客体的分化过程中，作为纯粹的手段和形式渐已取代了作为目的的客观事物，而成为亘古蔓延的终极之目的。对此，他始终认为，“货币所体现的、经济生活中所浮现的价值只是一种表面的价值，在这个表面之下，可以找到人类最终的、绝对的价值和意义”[ 杨善华, 谢立中. 西方社会学理论（上）[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28. ]，而当货币将意义空间所夷平为同质之物时，也创造着“相信价值交汇在金钱身上的信念”，使得金钱超越普遍事物的范畴，而有着与“上帝”等同的地位。在这种中心观念的统率下，生活的矛盾或可获得统一，超拔于具体的不可调和达到和谐。 而在重庆大厦之中，所维系大厦运行的根本逻辑正是对于利益的奉行，金钱也于此超越了市场的范畴，扩展到与庇护大厦运转的“神明”等同的地位。金钱消弭那些源于战争或信仰冲突社会的差异，而将所有人的生活目标导引至同一指向。麦高登目及了大厦“没有国籍，只讲钞票”的图景，看到那些原本可能发生冲突的人在这里坦言“我没有时间跟别人打架！我来这里是为了赚钱！”人们对于利益的追逐使其在这里打破了国家的界限、文化的樊篱，在促成商品和资金流动的同时维持着大厦经济体系的稳定与和谐。 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时刻警惕着货币所导引向的现代生活的痼疾：现代生活的无限性，“货币给现代生活装上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 齐美尔. 现代文化中的金钱. 金钱 性别 现代生活风格[M]. 学林出版社, 2000: 12]而更致命的则是生命感觉的萎缩，空转的生活有指向虚无的危机。对于这种危机，重庆大厦的语境并未使其脱离于指向实存的都市生活，正相反，货币媒介的作用在此得到了强化，甚或重庆大厦的生活本身也在趋向一种载体和媒介。重庆大厦作为香港这座中产阶级城市的“边陲地带”，其聚居的人群正是来自“边陲世界”的中产阶级。他们在重庆大厦遭受种种凝视甚或歧视，却无碍于他们投身于大厦中的工作热情，毕竟他们至少还是有足够钱飞来香港，这本身彰显了他们在祖国的精英地位。重庆大厦成为了“第三世界国家成功人士的俱乐部”，那些大厦中最落魄的人群，不管他们在香港曾受到何等蹂躏，在回到家乡时都俨然成为了“英雄人物”。在这种意义上，香港重庆大厦的都市生活构成了具体而现实的路径，通向了更为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价值，这本身赋予了空转生活以实际意义的存有。而重庆大厦，也由此勾连起“中产阶级城市的边陲”与“边陲世界的中产”，成为了中心世界与边缘世界汇聚的节点。
三、认同：身份归属的选择 无论是处于这样一个被货币所夷平价值差异性的场域乃至世界之中，抑或是将目光聚焦于文化的交融和聚合之上，寻求个体的“锚点”和身份坐标无疑成为了不可离之要义。在身份认同之上，有人始终心系故乡祖国，有人坦然接受新公民身份，有人主动拥抱世界主义，有人被迫陷于无家可归。有时人们能出于选择，为自己寻找到特有的身份标识，而多数时，人们只是意识到自己被抛掷入一个趋向或已然步入全球化的世界，出于苦涩的文化需要来确认自己的归属，而并未被留有选择的余地。 对此，麦高登创造性地提出了“全球文化超市”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超市”是被视为与一个人从小经历和想象的文化根源相反的领域，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文化元素，从食物、音乐到宗教，每个人自由选择超市中的东西，从而塑造自己的人生。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源于不同文化来源和背景的人群不断交互，在互动中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而人们也根据情境的不同塑造或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实现生活逻辑与认同的统一。 可以料想的是，并非所有人都自如接受了“全球文化超市”的范式，对于身份认同和选择，个体始终葆有做出选择和偏好的最终权力。有人热爱“文化超市”的范式，也喜欢这糅杂着世界文化的香港重庆大厦，而拒绝接受甚至鄙夷“文化超市”的人，将大厦仅仅视作赚取金钱改变生活的地域，时刻盼望着赚到足够的钱后离开大厦，回到自己的宗教根源地，或者在大厦内将自己与文化差别间隔开来。 然而，重庆大厦中新自由主义的价值准则自然地包容了多元文化和道德的存在，一个人倘若不接受不同的文化、教义、道德准则的存在，就无法在重庆大厦生存和经商。而全球化进程下多元文化的融合绝不止于一个表象，深层次的互动和彼此渗透已然成为了不可遏制的涌流。在如此文化背景之下，我们还能在何种程度上选择纯粹的文化身份？我们所选择的身份认同是否依旧能够存续？在这一层面而言，我们的身份认同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样态或许并未留给我们多少选择和确证的空间，原有的具有标识性质的认同或难适应文化交融的趋势，“文化超市”于此则不失为转向个体性选择和多元文化认同的最佳范式。
四、未来：从重庆大厦到世界 重庆大厦的文化交融绝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地域，正如作者在文中所写：“重庆大厦仍然是世界各地人们的混合‘异域’，但它也许开始一点点变得“正常”了，因为世界本身渐渐变得越来越‘异域’，世界上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都能在普通场景互动交流。”[ 麦高登, 杨玚.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266]在作者看来，低端全球化作为普遍意义上全球化的补充，毋宁说，对于同一问题被刻板印象所遮蔽视角的发现，其作用机制在根本上绝无二致。而无论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其消除时空界限的、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而深刻的互动，也无时不刻不正在催生着多元化的趋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庆大厦的生活样貌所揭露的经济运作、生活逻辑抑或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也具备了全球视野下的普遍意义。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地理上的重庆大厦或将逐渐被改造，丧失其“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的独特样貌，而以其为表征的多元种族文化交融的节点将会长存，复现于广州、巴黎、纽约等等都市之中。一如全球化已然成为不可遏制之趋势，低端全球化作为其补充和内在构成亦不会缺场。对此，作者充满希望地断言：“越来越多发展中世界会出现在发达世界，将文化超市在全球展开，我预测今日的重庆大厦，就是明天的世界……重庆大厦所展现的低端全球化并非世界的过去，而是世界的未来。”[ 同上，296.] 无论作者的预测是否带有过于乐观的意义判断，我们不可否认，重庆大厦中多元文化交融聚合的过程已然广泛地在当今世界发生着。而由此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和生活目的的思考也断不会随着重庆大厦的没落而走向沉寂，其面向的正是现代性都市生活的复杂处境。以人类学的视角跟随作者走入重庆大厦，其意义绝不止于观察与记录，对于“他者”的划分也并非最终目标所在。我们面向“他者”的生活，在根本上是为了找到“自己”，在彼此观照和融合的过程中厘清自身的生活逻辑，藉由此在全球化下多元文化交融的世界找到自己的“锚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