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学费太昂贵了！

将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一书看完了。这本书是三联出的，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记录。
对于何先生，我只看到他的一些翻译作品，都为哲学类的，且大部分是商务书馆出版的，想必这些书的质量有保障，何先生也是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吧。
这本书的卖点就是何先生当时在西南联大学习的那段经历。那里，他遇到陈寅恪、梅贻琦、蒋梦麟、吴宓、王浩、金岳霖、梁思成、钱钟书、傅斯年、杨振宁、吴晗、沈从文等等现在名震华夏的大学者。大家带着好奇的目光，希望通过何先生的视角，了解这些大学者的风采或逸闻。
何先生在这书里提到和一些人的交往，特别向大数理哲学家王浩的身后交情，这交情即时在文革期间也未受到政治的污染。至于其他人的，何先生秉承老派学者的诚实与端庄，知道多少写多少，没有利用死无对证的机会，添油加醋地胡乱写，骗取稿费，这是让我感动的交感动的回忆录。
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的趣闻乐事，这本书真的要令这些读者失望了。既然，何先生不想借这些名人赚稿费，那么何先生的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何先生的这本书中故事的背景是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经历的重要的历史事件有五四、民国的统一、抗战和内战，就像何先生自述的，那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但大家都怀揣着希望。在这艰难的时代的背景中，名家大师却灿若星辰，为什么？我想何先生就是在思考其中的缘由吧。何先生可能进一步在思索何谓好时代。何先生说，每个人对所处时代都有不满，都怀揣希望，希望以后时代会更好。然而，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甚至是大部分国人的希望都落空了，赶走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封建者，迎来的更是奴隶主！自由从少量到乌有，人的尊严和价值越来越遭到蹂躏和糟蹋，大师们要么被暴政灭绝，要么自废武功。
何先生将那时产生大师的原因归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薄弱。很有趣，他说，正是因为清末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地方军阀没有完整的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控制，所以学术较自由，思想较宽松，学校能自治。清末民初的大师都产生于北京、上海，由北洋政府或洋人控制，那些地方思想较活跃；30年代国民政府虽名以上统一了，但华北地区是日、奉、国民政府的缓冲地区，实际由当地军阀控制，因而，清华、北大的内思想、学术的发展较少收到制约。而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江浙一带，思想控制较严，学术质量不及北方。至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落脚地特意不选在成都、重庆而选在云南，和这些大学的实际控制者极力回避国民政府意识形态控制有一定的关系吧。而学运往往都是在这些地方产生的，如一二九运动、反饥饿，反内战等等都产生于此，而国民政府能控制的地方则不易起事，即使闹事，也很快会被平息下去的。
实际上，通过何先生关于大师产生的背景，我们似乎感到何先生实在控诉苏俄政权对中国的祸害！国民党和CCP都是以俄为师，只是程度不同，技术有高下而已，都是控制人的意识形态的，后者比前者更甚！中国的文化受专制政治的影响，逐步走向衰弱，大师们逐步走向凋零！甚至，革命也吞噬自己的孩子，何先生的三个姐姐放弃学业，投身延安的革命圣地，最终，一个疯了，一个自杀，一个被迫害致死。
革命如何对人性摧残，可能是何先生下一步回忆录《上班记》的主旋律吧，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