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王倩｜神话的科学祛魅 ——论《神圣的创造：神话的生物学踪迹》的突破

【作者简介】王倩，女，1974年5月生，安徽利辛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指导教师叶舒宪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后，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理事，国际道教协会成员，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会员。 研究方向为比较神话学、文学人类学，近年来致力于中国与希腊文明起源的神话学研究。

“那不过是神话！”当我们说这句话时，指的是神话的虚构性。很大程度上，当人们论及神话时，多半的人会将神话与虚构相关，认为神话是不可验证的虚构性叙事，神话与真实毫无关联，更不用说与科学相关。自然，这是科学时代与后科学时代的普通民众关于神话的认知与态度，对于现代学术界而言，神话与科学是和谐共存的，二者并不存在本质差异。西方现代神话学研究有两种和谐论范式：神话即科学论范式与神话为元科学范式，以此强调神话与科学之间的和谐问题。[1]从研究路径上讲，我认为还应该补充第三种范式，即神话的科学研究范式。所谓神话的科学研究范式，即采用科学的手段与方式，对神话进行科学式的研究与阐释。此种路径的意图在于，通过科学式的实证研究，发现神话与科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证明神话的可验证性与真实性。这种科学式的研究，早在20世纪初期在弗洛伊德那里就被采用过，因为弗洛伊德采用了科学式的研究方法得出了神话与人类心理之间关联的结论。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弗洛伊德的神话理论并不具备十足的说服力，其研究神话的科学式手段也就很少被论及。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种事实就是，弗洛伊德开创了神话的科学研究的范式，即使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手段，对神话进行科学式的研究。

对于本书的作者瓦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而言，《神圣的创造》一书是其科学地研究宗教与神话的经典之作，也是因其所开创的科学研究方式。那么，作为一名地中海世界古代宗教的科学研究者，瓦尔特·伯克特在本书《神圣的创造》中的科学式的突破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所谓科学式的神话研究，在《神圣的创造》一书中最为明显的做法便是采用社会生物学的方法介入地中海世界沿岸的神话中，发现神话背后的生物学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瓦尔特·伯克特实际上在探寻神话的生物学源头。社会生物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也是一门整合性的学科，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生物学是1975年才出现的新兴学科，由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Wilson）创建。它是一门系统地研究一切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之科学。社会生物学的基本主旨乃是通过生物学的考察，发现人类社会的生物学属性，强调人性的共通之处，而非文化的差异所在。[2]《神圣的创造》一书的英文版出版于1996年，由作者于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系列讲座汇集而成，此时距离生物社会学的产生已经有多年，社会生物学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瓦尔特·伯克特在此书中的研究方法显然受到了生物社会学的深刻影响，他要挑战的实际上是爱德华·O.威尔逊留下的学术难题，即如何通过生物行为考察人类的宗教属性。为此，伯克特还专门将这一难题特别提出并加以强调，指出“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宗教是人类社会生物学的最大挑战’”。[3]13事实上，伯克特的挑战性工作某种程度上算是成功了，他用生物社会学的方式，对神圣的神话与仪式进行了祛魅，将其最为基础性的生物学本性首次展现出来。

在我看来，《神圣的创造》一书第一个科学式的突破，便是将神话的起源追溯到人类的生物学属性那里。伯克特这方面的阐释案例很多，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少女的“悲剧”这类神话。按照叙事的内容，“少女的悲剧”也被称为“英雄的诞生”神话。其主要内容为一位少女被强暴，怀孕后被隔离，后来生出儿子，儿子长大后解救母亲。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神话种类，同时也是一种比较重要的童话类型，《长发公主》《白雪公主》等是比较典型的故事。希腊神话中有大量这类神话留存，比如，英雄珀尔修斯的母亲达娜厄的故事、达那俄斯的祖先伊娥的故事，等等。关于这类神话的阐释，先后有奥托·兰克（Otto Rank）的心理学解读[4]、普罗普的类型学阐释，等等。上述兰克与普罗普的解读无法解释“少女的悲剧”神话的一个疑问：为何少女最后生出的都是男婴？较之于其他学者，伯克特的关于这类神话的探讨更具普遍性。他指出，“少女的悲剧”的神话，源自少女的成年仪式，神话的核心内容是强调少女从女孩到女人的身份转换，即女孩子在经过成年仪式之后可以结婚生子。表面看来，这是一则身份转换的神话，但实际上，这类神话强调的是性、生育与色情。进一步探究，就会发现，这类神话与仪式的生物学源头是女孩的月经初潮、生产这类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关键事件。但神话最后在表述女性的生理阶段的转变时，采用了编码的方式进行叙事，故而其原初的生物学叙事被扭曲或遮蔽。伯克特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归结于神话的表述者为男性。“如果少女类型的故事经常被希腊的男性讲述的话，他们可能会通过讲故事来反映自己的成长，并且通过将自己置身或发生在女性身上的事件这种方式来重塑男性形象。”[3]90

这种解释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少女的悲剧”神话叙事中的女主角为何最后生出男婴的疑难问题。尚需指出的是，伯克特的阐释方式是曲折的，并不是直接将该类神话的源头直接上溯到女性的生理转折，而是先将“少女的悲剧”的神话与希腊相关的女性成年仪式相关联，最后将这类少女成年仪式的源头归结于女性的月经初潮与生孩子这类重大生理事件。伯克特通过仪式来解读神话的源头的做法，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新仪式主义学者解决问题的惯常做法：将神话与仪式相关联，认为神话是对仪式的阐释。从这个角度而言，伯克特关于“少女的悲剧”的神话学解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阐释的信服力。

伯克特的第二个突破之处乃是，为替罪羊机制这种暴力机制找到了生物学基础。从学术渊源来看，伯克特并不是第一位探讨人类社会的替罪羊机制的学者。法国学者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是西方学界第一位将神话中替罪羊机制纳入学术探讨的学者。基拉尔指出，替罪羊机制本质是一种多数人对于少数人或者个人的迫害机制，它源自人类社会的模仿欲望。[5]基拉尔的替罪羊理论虽然具有普适性，但因其基于人类心理，客观上不可验证，由此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在基拉尔替罪羊机制的理论上，伯克特进行了生物学源头的探寻。伯克特指出，神话叙事的替罪羊机制的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部分代替整体，以个体牺牲完成对多数人的牺牲。“‘部分代替整体’原则主张为保全整体而损失少部分，此原则在群体行为中甚至更加有效。”[3]58在此基础上，伯克特指出，替罪羊机制的生物学基础，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损失身体的部分器官而保全性命的生物学原理。例如，某些种类的蜘蛛在遇险时会断掉一条腿以此逃命，蜥蜴同样轻易地断掉尾巴而逃之夭夭。“在这里，损毁自己肉身的一部分以保性命的行为就被编码在了一种特殊的生物程序当中，这种行为会代代相传且成为不变的特质，它会随着生物骨骼建构深嵌在动物与意识中，按照这种特殊的行为习惯而运行的生物程序有着明显的目的，即为了生存。”[3]45伯克特指出，同样，在遭遇瘟疫、危机或社会秩序失衡时，人类同样会采用牺牲个人而保全多数的做法，替罪羊是被选中的个体，类似于整个人类生命的一部分。这种机制看上去极为残酷，充满了暴力意味。但这也是人类保护自己的一种做法，就像动物损毁部分器官以保全性命的行为一样。

当然，伯克特这么做并非强调神话的非理性因素，而是试图表明，看上去难以理解的神话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然界动物行为的一种符号性再表述。这就直接说明，神话不是随意被创造的，而是在普遍性的自然现象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换言之，神话叙事源于自然界，其基础是动物性行为。这种对神话的“祛魅”，某种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后半叶的神话学者，试图将神话与科学调和起来的意图。较之于神话即科学论范式与神话为元科学的范式这两种和谐论模式，伯克特使用生物知识来阐释神话的科学源头的做法，即科学式的神话研究方式，更具一定的说服力。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明白，这种做法依然是试图将神话的非理性叙事赋予理性与科学的阐释，其思维基础还是神话与科学为两种不同的存在本相的思维。本质上，这是一种科学式的研究，也是现代神话研究者对科学的一种屈从。

注释

[1]王倩.神话与科学的和解：西方现代神话研究的科学范式[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8-5.

[2]威尔逊.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M].阳河清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3]瓦尔特·伯克特.神圣的创造：神话的生物学踪迹[M].赵周宽,田园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4]Otto Rank.The Myth of the Birth of the Hero: A psychologicalExploration of Myth. Baltimore: Hohns Hopkin University Press, 2004.

[5]René Girard.Violence and theSacred.Translated by Patrick Gregory.Baltimore: H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77;René Girard.The Scapegoat. Baltimore: Hohns HopkinsUniversity, 1987.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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