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农村独特环境下的产物

该书除了梳理传统思想史的脉络之外，害还从微观的地域史角度考察了颜元生活的明清之际保定府社会及其民风、颜元独特的家庭与早期经历，以及使用心理学等方法梳理其独特思想风格的形成。

作者认为，颜元身上那些“革命性”的符号，其实是近代学人附会、附加的产物，就其本身而言，其实就是保定府一带具有农村性格、甚至算命方士、神医、江湖侠士之类非正统读书儒士的形象。作者研究发现，当时华北乡下有很多“圣人”，一般是要符合当地民众心目中期待的形象，尤其是能算命和行医，有很多神通之类的能力，便容易被尊为“圣人”。颜元当然反对这些迷信，在他生活的华北地区，皇门会、皇天道、九门会、无为教、大乘教、龙华会、清茶会、归一教之类的民间草根宗教极其流行，他为此撰写《通俗劝世集》、《唤迷途》等文，抨击这些民间迷信。但社会风气如此，他自己能算命行医、武打走江湖，在民间传说中颇有神通，即自己又被深度绑定到这种农民“圣人”形象中。

颜元的另类，需要放到当时保定府那个环境下去看，如他习武谈兵，嘲讽宋明儒者“习成妇女态”、“胥天下而为妇人女子”，而自己则以刀法精妙而深得大侠李木天的钦佩。习武谈兵的趣味，这在保定府一带读书人圈子很常见，如孙奇逢、王延善、王余佑、陈国镇、李明性、吴洞云等很多人都是如此，如王余佑到老都能善用刺枪，一跳超过一丈，这是不同于江南读书人的社会氛围，颜元重视身体素养、重视习武谈兵正是这一氛围下的产物。

颜元是个苦命人，四岁时父亲离家出走，养祖父对他并不好，这是一生的阴影，作者使用了心理学的方法，去分析揭示这种创伤对颜元一生人格以及其学术思想的隐蔽影响。父亲的缺失，却又给了颜元一个机会去创造“父亲”这个符号，并形成一套以“父亲”这个抽象符号为中心的祭祀礼仪，某种意义上是儿子在文化上成为父亲的“父亲”，即这一符号的创造者。

颜元一生反朱熹，甚至读朱子语类发现朱熹腰痛，说是读书多了所以遗精，身体不好。颜元懂医书，尤其重视身体，问题意识和朱学对着干，但却一生没能跳出朱熹的窠臼，说是要关心民生，却对就在身边发生的满清圈地运动都很漠然。书中指出“满人在河北的‘圈占’，只是偶尔出现在他笔下，并未成为其持续关注的一个主题。对于一个关心民瘼的儒者来说，这种‘沉默’不同寻常。其中可能不无自保意味，但亦和他终身为朱子学所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