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儿、孤独的迷宫、理想主义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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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真的属于一看目录就会瞬间让人回忆起被百年孤独控制过的对一模一样名字在不同时间段唱主角于是乎读来晕头转向的恐惧，第一部分目录里列队异常整齐的“何塞”正步走冲进眼帘的刹那，我觉得我的手是真的抖了一抖。当然，毫无悬念的还在这本拉美版的人类群星闪耀时里看到了庇隆、格瓦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即便对前面那一列排开的何塞们一无所知，但看到后面那三个词组便也大约可以估摸到恩里克·克劳泽的这本书试图将怎样多元的线索串联在一起，试图勾勒出属于拉丁美洲的速写或肖像了。
可是拉丁美洲是怎样的存在呢？挺久前读的那本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看到了受困于帝国主义依附式经济体制之苦而和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悲伤，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把本应富饶多情的拉美竟堕入经济崩塌信誉流散之噩运归结于从大航海时代到门罗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车轮式压榨。但恩里克·克劳泽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并无意冒犯拉丁美洲前赴后继试图为这一片古老又神奇的土地寻找答案却始终无果的伟大名字，但也十分之真挚地提出了受困于让脑回路不堪重负的各种主义或思想之争的他们，似乎陷入乌托邦的诅咒而不自知。
其实吧，在任何一个群落、国家或者民族被摆在交叉路口的时候，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因为各式各样的契机被迷茫裹挟而试图找到答案，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清末民初的竞相风流，中国人对这样的段落是再熟悉不过了。我莫名地觉得，相比于清末民初时期的启蒙式站队，拉美的救赎者们更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位大家，在动乱里跌跌撞撞想要找到某种弥赛亚式的求生套路，但同样因为对于弥赛亚的过分依赖而陷入了另一种强人政治的偏爱。从这个角度，仿佛可以解释为什么拉美诸国在二战结束后会成为众多纳粹大咖的庇护所。
恩里克·克劳泽认为，早期就在这里扎根的西班牙式的天主教传统，不经意间和阿兹特克或印加帝国式的威权主义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了让人很难掰扯清楚在针对异端或异己的时候，西班牙教会跟古老帝国谁更残酷。而这种伴随着原始部落渐渐和现代文明犬牙交错的传统，也表现成啼笑皆非的与时俱进，这加重了拉丁美洲对于独裁者的高容忍度，同时也吓阻了本应要求更多的革命者或先行者们以更多元的视角来寻求国家答案的冲动。这当然是不好的，恩里克·克劳泽甚至撕开了某些强权叛逆者被粉饰的伪装，他说那些人并不是因为自身的所作所为成了偶像，而是被神化了。
相比于湮没于殉道者光环下的真实剪影，让人更加沮丧的是，那些偶像的求死甚至都不能被称为高尚，如果被允许用更激烈的辞藻来评价，至少有两个英雄的赴死看起来像是对现实无计可施而选择成为逃兵，其中一个就是鼎鼎大名的切·格瓦拉。恩里克·克劳泽指出，如切·格瓦拉那样满心都被一种遭到背叛的愤懑充斥的状况，是因为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无法弥合的关于理想和理性分歧，前者从未试图激起后者的热忱而故步自封。他们高估了自己的战斗力以为用爱发电就可以成就理想，却忘记了国家并不是只年轻的由大学生组成。
从这个角度来看，出身微贱最终成为第一夫人的埃娃·庇隆倒是表现出了“超越阶层”的博爱。背负成堆的丑闻却成功转型成为阿根廷的仙女教母，她不仅仅在西方世界营造了令人目眩神迷的华丽优雅，也在自己的国家致力于为底层人民提供扶持和馈赠，甚至在有限的影响时段中推动了女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开放。埃娃·庇隆很有点红颜薄命的意思，但她是真的很实在地展现了逆袭大拿的另一种形象。毕竟大部分最终都成为新的特权阶级的人都忘记了底层人民的挣扎，至少埃娃·庇隆没有。
我觉得恩里克·克劳泽有在行文里点出，如切·格瓦拉那样被拱卫到圣人高度的人物因为没能真正理解人民的意义而带了瑕疵，而埃娃·庇隆可能在某个阶段利用性交易为自己争取权利甚至被讥刺为娼妓的人却蒙上了革命的圣光，完全就是因为阶层的落差导致了认知的残缺。他们被并列称为拉丁美洲革命的圣象，仿佛试图论证，唯有自命不凡的才子和挣扎于尘埃的俗人混合到一起，才是拉丁美洲寻求自决的答案。但切·格瓦拉已然用最生动的方式证明，自诩为革命者的人在所谓的牺牲或祭祀的命运里，是多么的缺乏共情力。
这就好像先知们试图努力而在现实世界里无果的探索一样让人产生苦涩的笑意。曾经被排挤在西班牙宗主国的繁荣昌盛之外的殖民地，被认为是文化的荒漠，这让当地的知识分子很想要找到能够滋养这片荒漠并使之开花的良方。四位何塞中的某两位，或许是所有四位，都想要探寻西语的文化可能性使之成为优雅、丰富、高尚的语言。在很多书里都提到，语言对于民族凝聚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性，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然而，拉丁美洲的语言却是宗主国的，伟大的印加帝国，以及印第安人的语言，都没有了。其实也不是没有了，只是在知识分子看来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我依稀记得在行文的某个角落仿佛看见那些语言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如果想要把那些语句想清楚似乎又很困难。恩里克·克劳泽无意间构建起了一种逻辑关系，即拉丁美洲之所以把西语当做是通用语种，是为了对美西战争后，美国人对拉美诸国的难看吃相表达抗议。不少寻求国家独立的拉美知识分子都曾经在特定的时段深深地为美国的自立和开放着迷，作为从大英帝国下独立而后蓬勃发展的好邻居，几乎就是拉美效仿的模样。但一夜之间，他们露出了更为贪婪的爪牙，深深地刺伤了拉美知识分子的爱慕心。这甚至演化成美西战争后，拉美诸国莫名地和前宗主国亲近起来，于是想要振兴西语的故事。
恩里克·克劳泽说美西战争实际上只是一场小冲突，换言之，当时的西班牙本来就已经跌跌撞撞不行了，美国人充其量只是捡了个漏。考虑到恩里克·克劳泽的墨西哥人身份，以及各种美国埋汰墨西哥的传闻或专题，他故意写成这样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这段插曲倒是说明了，刻意强调何塞们在重塑西语典雅高方面的孜孜不倦，其实很有可能源于某种自卑。期间既有拉美土生语言未能具备系统性书面表达能力的纠结，同时也有看到前爸爸（宗主国）在国际上失意的郁闷。而和西班牙最终因为同病相怜而和解的故事，再次证明了拉美固有的对族长和强人的服帖，在他们进入了现代政治后依旧发挥的作用。
在作者自己撰写的前言部分，他先是感慨了中国和拉美之间玄妙、疏离且密切的关系，在行文里也清晰的看到，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难以冷静淡然的某些岁月，曾经是指引着拉美救赎者往前行进的明灯。可是，在靠后的段落，某一位救赎者在细数拉美灾难深重的两百余年时，从西班牙人讲到了当代，其间也出现了中国人的标签，从那里头的语境来看，并不算是友好。恩里克·克劳泽认真地指出了中国人和拉美人之间的诸多相似，或许他定义的拉美人是两百多年前西班牙人的后裔，颇有些回归到那令人生厌的语境里认老乡的滑稽。我稍微觉得，或许有一些情感是真挚的——中国和拉美有很多的相似性，包括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对国家命运的迷茫和困惑，以及前仆后继的牺牲者。
但中国和拉美还是不同的，恩里克·克劳泽试图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始于十九世纪，那么会是怎样的景象。无端的，我心里一阵发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跌跌撞撞后来居上的美国，也是在十九世纪开始“现代化”起来，随后世界就见识到了他作为新帝国主义标杆的霸道，所以，我或许可以认为，恩里克·克劳泽依旧受到拉美强人崇拜的深刻影响——他把拉美未能如中国一样从殖民地泥沼中挣扎而出实现经济腾飞归结于拉美思想家过于乌托邦而缺乏务实精神，或许他忽略了拉美人的强人崇拜传统，让知识分子陷入了对弥赛亚的期待而试图“垂手而治”。
套用网络上惯用于总结这种形态的说法，就是巨婴。回到埃娃·庇隆的高人气，底层人民认为她等同于童话世界的仙女教母，乃是因为她不计经济后果的广泛布施，而切·格瓦拉的人气高涨，则是因为他仿佛涉猎了很多工种于是乎被神化成了无所不能的救世楷模。所有的人都在寻找思想上的突破口，但却未能找到统一行动的攻略，最终使得再激进的理想主义都沦为纸上谈兵。所以，拉美很难像恩里克·克劳泽想的那样，可以结成基于伊比利亚的亲密关系然后和美国叫板。他们一直在期待第三国的解救，只是刚巧在这个过程里美国唱了白脸。所以，即便没有美国，也会是其他。就好像没有办法和美国叫板，一样没有办法和其他人叫板。
恩里克·克劳泽笔下的第一个先知有着同为西班牙人的父母，虽然他自称努比亚人。何塞·马蒂在穷困中度过童年，证明了到十九世纪中叶，宗主国的血脉在拉美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当然还有一种解读的方式，拉丁美洲本应处于底层的人民已经消失在了公众的视野里，所以相对出身寒微的西班牙后裔顶替了他们被压迫的地位。这就是何塞·马蒂自称有着努比亚血统的缘起，他认为被压迫的自己代表着古巴原生的血统，正在受到异邦的欧洲宗主国的暴政，十六岁的时候，何塞·马蒂就在自己的作品里呐喊，是时候用长矛争取自己的荣耀了。
一个很有趣同时也极富戏剧化的段子是，作为政治犯被流放到西班牙本土的何塞·马蒂在当地学习了法律专业，并发表了题为古巴的政治犯苦役的论文，它和另一些大不敬的作品一起在西班牙发表。恩里克·克劳泽以此得出结论，在宗主国和殖民地有关言论自由的标准有着多么大的差异。但更重要的地方在于，何塞·马蒂在某些契机或积累的基础上洞见了美利坚自命不凡的不合理性，他的理由是“一个共和国绝不可能在不否定自身本质的情况下扼制另一个共和国”。
何塞·马蒂的出发点大约和门罗主义释放出来的野心勃勃有关，恩里克·克劳泽也很快地举例说明，一切如何塞·马蒂预言的那样美国对古巴和菲律宾做出了不输西班牙或英国的事情。在这里，我看到的是另外的意味深长。美国人试图从其他国家手里解救菲律宾，但最终实施了占领，这件事我觉得并不能够或不足够激起何塞·马蒂心中的忿忿不平。他的点应该是在于英国和美国的关系，恰如拉丁美洲和西班牙的关系。所以，当年美利坚濒临绝境的国父们从圣尤斯特歇斯总督约翰尼斯·德·赫拉夫那里得到来自荷兰的礼炮，那么美国同样有义务给予古巴同样的礼遇。
巴巴拉·塔奇曼那本第一声礼炮的著作里有提到荷兰艰难独立的过程里，她在自己的作品里暗示赫拉夫总督的任性，既有荷兰人对英国人的不满，（但很可能）也有对美国人的共情，因为荷兰的独立故事和美国的独立故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么对何塞·马蒂来说，作为最早开垦北美英国人的后裔最终实现了从英国的独立，美国人应该很理解想要在古巴寻求从西班牙那里争取到独立的最初的西班牙拉美垦殖者后裔的心情，比如何塞·马蒂。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我认为，这不仅刺破了何塞·马蒂的空空理想主义，也滋生了他对美国的嫌弃，考虑到他后来周游拉美诸国散播的影响力，拉美反美亲西的后续约在这里就埋下了因缘。
何塞·马蒂非常的努力，就好像所有哲人必须要面对自己于俗世的错位一样，何塞·马蒂的日常也充斥着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扮演恶角的是认为何塞·马蒂必须要对家庭承担更多责任的他的妻子，而最终（或许是因为被祖国流放）何塞·马蒂疏远了自己的妻子并陷入不义的感情。公德领域的伟大和私德条线的卑劣在本书拟传的很多人身上都和谐的并存，我稍微觉得或许是他们过于信服激情且放任本性才会导致这种冲突被放大，而对于普通人来讲，生活的压力已经足够让他们克制虚无地放纵。
如果硬要解释成这是对国家命运的迷茫和苦思于是衍生出来的诅咒并不充分，更浅显的解释应该还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十余年后何塞·马蒂才和妻子完全决裂，他在祖国之外成为了古巴独立的精神领袖，住所却是他厌弃的美国。没有被浮华纽约吞没的根本原因，还是他对美国的恨意，这使他在作为阿根廷大报专栏作家的文字里翔实的剖析了美国的现实主义或曰实用主义，他是在用自己的智慧帮助拉美人民丢弃对美国的幻想。与此同时，他仿佛也重组了拉美西语的结构和韵律，这股余韵将在未来于他人手中继续发扬光大。
让人在意的部分是何塞·马蒂对独立的见解，那是在后面的圣徒身上鲜有被高光划重点的部分。他很有破除拉美大家长文化意思地指出，国家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此处当注意是任何一个人，换言之，他不认为有哪一个单独的人可以代表整个国家的人民，所以他否定了精神领袖或神化国父的象征意义，或许再往前走一点，他否定的也是以美国联邦政府为代表的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被归结到某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恩里克·克劳泽仿佛给何塞·马蒂的流派定义是古典共和主义者，那么他这种对成王败寇的否定，是否只能被解读作为过于超前抢跑在了历史的大前面呢？
当美国的媒体界开始讨论“笑纳”古巴的利弊时，何塞·马蒂以颇有些绝望的意味指出“一旦美国被领进古巴的门谁能把他们请出去呢”，在未来，卡斯特罗将用另一种方式解答何塞·马蒂的疑问，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激情更容易占据上风的年份，古巴的知识分子更多是因为美国的背叛而感觉到震惊和愤恨。可是这种大环境依旧未能为何塞·马蒂试图用印刷品来改变世俗群众国家认知创造充足的环境。在最后一次出版印刷品的努力中，因为拒绝了宗教赞助人的发稿要求，何塞·马蒂的理想再次夭折，这一次的拒绝或许可以被解读为他已然意识到了强势宗教在当地的影响。
这一点可以得到更多的联想和解读吗？恩里克·克劳泽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做暗示或展开，他仿佛更在意第一次美洲会议和美洲国际金融会议给何塞·马蒂带来的又一次伤害——这伤害当然是来自美国的。或许，自称是痛苦美洲共和国一员且为拉美在短短时间里创造了先进而团结的诸多国家而自豪的何塞·马蒂有一种悲壮的自觉，但是在外人来看多多少少有一点讽刺。就好像美利坚国父们天赋人权的宣言没有带上有色人种一样，何塞·马蒂的启示录里同样没有印第安裔的席位。但是何塞·马蒂没有时间和精力的余裕来考虑同一片土地上其他人的福祉，因为来自北方邻国的轻蔑已然让他痛苦不堪。
这种痛苦将作为证明拉美救赎者们天真烂漫的标签持续存在一百多年。我不确定何塞·马蒂对荷兰总督以外交礼仪向初生的美利坚舰船鸣响礼炮这件事作何感想，反正我在读巴巴拉那本书的时候明显的察觉到，荷兰人的操作更多是试图用美利坚恶心英格兰。也就是说从十八到十九世纪世界势力范围重组的那段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国家级友谊这件事。但是何塞·马蒂显然对此深信不疑且报以热忱，所以才会有被背叛的低落。从这个角度来讲，何塞·马蒂在本不需要赴死的情况下慨然赴死，多多少少也有自己共和国建制立论无法落地的忧郁。
当然，把自己国家的命运交托在张牙舞爪的他国手上，很有些病急乱投医的意味，这或许表现了当时拉美国家在面对西班牙宗主国时候的无力，同时也洋溢着对美国独立事业成功的仰慕。我无法判断何塞·马蒂时期的古巴和波士顿茶叶时期的美国有多少异同，但何塞·马蒂给自己定义的宗教意味难免会让人觉得他（或许是因为出版事业屡次受阻）对自己行动力的信心不足。所以，当他加入古巴独立战争小分队的时候，仿佛就已经决定了要用死来作为自己未竟的出版事业的终曲。
一百多年后，有人自称为何塞·马蒂的同志，想要继承他对“推翻暴政的人取而代之”这一情状的反抗。事实上，这一结论不仅仅出现在拉美的思想家和流亡者的心里，也出现在其他国家历史课本里所有对失败或不彻底革命的总结陈词里。有人认为何塞·马蒂如果没有那么仓促的死掉，或许古巴的革命会提早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就获得成功，但历史没有任何讨论“如果”的必要，同样的，恩里克·克劳泽也以何塞·马蒂对拉美知识分子的启发作为最后的结尾。随后上场的，是另一个同样以崇拜本杰明·富兰克林开始的乌拉圭的何塞，他给了拉美伟大的“爱丽儿”。
何塞·恩里克·罗多被称为西语美洲（或是以此和北边的英语或法语美洲做区分）的首位民族主义思想家，当然，这一位何塞也是一个完全的加泰罗尼亚西班牙人，同样经历过困难的成长期，相比于何塞·马蒂毫不羞涩地呼喊着长矛，何塞·恩里克·罗多被作者形容是一个内向以及拘谨的人。如果说刺激何塞·马蒂的是美国的背叛，那么刺伤何塞·恩里克·罗多的应该是乌拉圭内战带来的沮丧。一方面，他以西蒙·玻利瓦尔（哥伦比亚独立战争先驱）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利坚的奠基者之一）为偶像探寻思想的神圣，另一方面却亲眼目睹内战的乏味。
通过何塞·恩里克·罗多朋友的回忆，恩里克·克劳泽在书中呈现了一个或许是因为多思及过于感性而深陷于内战之空乏的忧郁形象，从这个角度来说，何塞·恩里克·罗多与其说是拘谨，倒不如说是因为被格格不入的冷静驱动，而无法对内战中基于私利的斗争燃起激情。此处很难不联想到何塞·马蒂对解放这件事的恐惧，尤其是那种胜利成果会沦为私产的恐惧，在他看来不过是有一个伊莎贝尔或是印加帝国某个被遗忘了名字的王者。这当然不是何塞·马蒂追求的拉美解放运动，同样也不会是何塞·恩里克·罗多追求的拉美解放运动。
两个人对拉美诸国独立运动的感受，在美西战争的后续上完全重叠。何塞·恩里克·罗多对战争结果甚为悲愤，这种情绪既表现为他对西班牙的爱也表现为美国试图以古巴为自己帝国主义扩张对象的恨。虽然何塞·马蒂仿佛对西班牙并没有实质上的正面的情感，但是从他对英美关系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拉美独立的先驱们并不认为独立的实现是和宗主国的反目成仇，只是拥有了相对平等的地位。这种观点还真是像一个纠结的儿子对威严父亲的呼吁，即在儿子长大成人之后，服从应该不在，而尊敬则是相互的。
何塞·恩里克·罗多对这种类父子的情感表现的更为明显，他坦承了对古巴的主子从西班牙换成美国的忧郁，并以此为背景写下了拉美青年的“圣经”级小书《爱丽儿》。爱丽儿这个角色出自莎士比亚最后的作品《暴风雨》，这是一个被困在松树里的空气精灵，因为被主角解救而不得不听命于他。乍一眼看起来，爱丽儿的身上充满了拉美诸国的命运诅咒（它们从西班牙的奴隶变成了美国的奴隶，就像爱丽儿先是受困于松树后来又听命于主角），而善于调动自然元素的天赋多多少少又和拉美丰富自然资源的特质贴合在了一起。
我既没有看过暴风雨，也没有看过爱丽儿。但是何塞·恩里克·罗多的这本书被认为是拉美诸国反美帝国主义的号角，也是数代拉美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美国仰慕和失望情绪交替出现的里程碑，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另一个古巴人卡斯特罗从爱丽儿里破解出了更为激进和强势的精神意义，并以此作为初中生的必读课本。恩里克·克洛泽也没有就爱丽儿的情节做展开，但是他提到了爱丽儿之所以会成为拉美民族主义者的圣经，是因为在书里爱丽儿象征着弱小、文明且繁荣的小国家——很有些间于齐楚的无可奈何，但又多了些许倔强和骄傲。
有一些评论（也就是随手检索了一下）爱丽儿这本书试图唤起拉美西裔的文化自觉，当欧洲大陆的姑表堂亲兄弟们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拉美的西裔用当地单纯的民风和富饶的资源滋养了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两样都是遥远的欧洲大陆甚为缺乏的。这一点在若干篇关于爱丽儿的书评里都有露出，即何塞·恩里克·罗多的这本书建立了拉美西裔认为自己比西班牙更适合作为利比里亚文化继承者的自觉，尤其在西语文化世界面临盎撒系国家冲击几乎濒临文化散佚之危机的当时，西语文化几乎进入到救亡图存的状况——这四个字正是最适合知识分子的兴奋剂。
恩里克·克劳泽列举了非凡的西语九八一代的姓名，这些对我而言十分陌生的名字象征着对国家前途的沮丧和悲观、对国民的麻木感到不解、对未来和命运的忧患意识。有一些人把西班牙文学史的九八一代和中国的五四一代作比（我却悠悠的从爱丽儿的身上看到了柳如是的影子），想来都是试图用文字唤醒灵魂的布道者。此处，恩里克·克劳泽用“现实的语言”还原了九八一代的精神内核：“我们没有科学技术，我们在竞争中落后，但是我们的精神仍在”。然而实际上，这样的句子无论看起来再怎么慷慨激昂，都没有办法掩盖其精神胜利法背后的虚弱和困惑。
前一次看到类似的段落，还是太平洋海战三部曲的后期，日本面对美国人强大的战争动员无计可施的时候，所以这一次紧跟着就看到了塞万提斯的唐吉坷德，完全不觉得意外，尤其是自诩是打破奴役藩篱的自由先行者的美国，在新帝国和旧帝国改朝换代的暴风雨中对西班牙所代表的传统天主教威权的轻蔑，深深地加重了热爱西班牙的拉美知识分子的内心——然而历史上最富讽刺意味的桥段，大约就是《风雨横渡》那本书里暗示的、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另一番缘由，伦敦方面对叛逆的殖民地恼恨不已，于是放风说或可挑唆黑人奴隶反抗以抵消莱克星顿的躁动，于是刺激了保皇派蓄奴者的倒戈。
插播美国独立战争缘起的另一种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此处传闻或许也曾经被拉美知识分子获悉，否则他们不会奉吉卜林“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孩子的人民”为白人负担的精准解读，由此，莎士比亚笔下半人半神的畸形怪物凯列班成为了象征的敌人——恩里克·克劳泽指出，凯列班被认为是白人的负担，代表了深肤色人群是低等种族的刻板印象，由此可以见得，拉美西裔知识分子在寻求独立和自由的时候，就好像美利坚的国父们拟定独立宣言时候一样，从未将这片土地上最初的原住民和已然生活了数代人的有色族裔当做人民。
所以我挺困惑的，墨西哥人恩里克·克劳泽在自己的书里强调乌拉圭人何塞·恩里克·罗多的民族主义身份，到底是褒义呢还是贬义。就好像我很困惑，为什么西语美洲人会觉得凯列班的形象代表着他们内心澎湃的反美主义情绪，且用控诉或轻蔑凯列班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比凯列班象征的缺乏精气神的资本主义民主更为优越的文明性。然而知识分子对罗多爱丽儿的解读更进一步，另一个叫做南锥体的身份认同出现，它代表了更少量的南回归线以南的拉美国家，南锥体知识分子似乎赋予了爱丽儿和凯列班更激进的解读方式。
然而这不是分裂，而是如何塞·恩里克·罗多期待的那样，拉美知识分子以西语为纽带、围绕爱丽儿的精神内核扭结到了一起。在后续的段落里，会看到不少的主人公在不同的国家发挥作用，想来也是因为爱丽儿终于打碎了不同拉美西语国家隔离带的缘故。然而让人倍觉恍惚的是，拉拢国界线不同边西语知识分子，并非是共同的理想，而是因为共同的敌人——盎萨北美，《爱丽儿》（或许代表了同人小说的最高精神境界）以它为反面，论述拉拢西语美洲如清新空气一般的高贵和清冽，为美洲之爱提供了具象的认知，使他们不再只是阿根廷人、乌拉圭人、智利人、古巴人或墨西哥人。
保罗·科利尔底层的十亿人里曾经提到，殖民者在非洲大陆画下的粗暴的国界线是如今非洲诸国难以安定的历史恶因，因为这种操作完全无视了非洲大陆固有的血统和宗族认知，使得后来建立的国家很难形成国家身份的认同，从而导致了以部落为单位的腐败和内乱。而拉美诸国因为何塞·恩里克·罗多的一本小书就结成整体，怎么看都有点脱离现实的气味。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呼应了恩里克·克劳泽意指的拉美知识分子缺乏务实精神的遗憾，但很明显的一点是，他们结为共同体的认知，只是为了反对宗主国的压迫，以及盎撒北美民主的蚕食。
不过在1910年让何塞·恩里克·罗多忧心忡忡的是当时爆发的墨西哥革命——何塞·恩里克·罗多认为这是对19世纪西语美洲自由主义堡垒的第一轮攻击。此处的设定再次激起了我的困惑，因为这场反抗针对的对象是墨西哥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独裁总统、黑暗波菲里奥时代创造者的迪亚斯（恍恍惚惚的是他最前面的名字也是何塞）。此处略显难懂的时间线描述了前选举舞弊的牺牲品如何用基督山伯爵的姿态回来，然而总统宝座还没坐热就再次被军事政变推翻，墨西哥人从独裁总统到保守派政府的暴力之间只享受了一年多一点的和平时光。
被推翻的总统是何塞·马蒂的追随者，而在他的追随者中将会出现另一个在未来吸引无数追随者的何塞——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推翻独裁总统到再次政变，把三十年了无生机的社会生活搅得风起云涌，于是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样出现了大量的主义。恩里克·克劳泽坦言，很多主义其实并没有成体系的思想方法论，只是潦草轻率的用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然而意外之喜是，在这些代表着不同立场和利益的主义碰撞间，墨西哥露出了具体的形状，恩里克·克劳泽说，在一战之前，墨西哥与世隔绝仿若无物，但内战激活了它。
这里仿佛是罕有的给予印第安人笔墨的地方，这片土地的原住民终于被看到和听到，以及被赋予中立态度的描述。大量的构想都试图用可执行的方案来呈现，关于石油、歌声、民族和遗迹的呼吁看起来也是此起彼伏，但是这何以从原住民的血与土延展到了伊比利亚美洲的本质，我却是不得而知。然而对于墨西哥宗教性的描述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班牙天主教的传统，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用更富激情的方式升华了来自时任拉蒙·洛佩斯·贝拉尔的这种宗教性，从而创造出了墨西哥革命神话——从恩里克·克劳泽的行文来看，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年轻时参加的团体，竟和何塞·马蒂颇有渊源。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和他的年轻的朋友们都是爱丽儿主义者，但是恩里克·克劳泽指出，和南锥体国家不同，这些年轻人试图从爱丽儿的身上找到救世力量。然而从我的角度来看，爱丽儿承载的浪漫主义理想远胜过她能够激发的实用主义动力，这让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政治情感看起来很是难懂。当他支持的民选总统被刺杀后，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成为了1915年失落的墨西哥人文化内省的符号，然而他又一次在轮盘赌一样的革命中选错了边，被迫走上了流亡的道路，从美国到秘鲁，然后于逃亡途中自称为新的尤利西斯。
我不知道恩里克·克劳泽在用轮盘赌来形容墨西哥在二十世纪初的革命状态时，有没有觉得可能会引发读者困惑的联想，仿佛墨西哥内战时期各个革命流派，在争取支持者的时候仅仅需要证明自己并不是最坏的那一个，使得人们不得不在还没有看到好处的时候就贸然投入自己的本钱，随后徒劳的等待最后定格的刹那。这个就好像何塞·巴斯孔塞洛斯自比尤利西斯一样让人费解，那个因为荒诞理由卷入战争然后离开自己的国度十年之久随后充分展现多疑猜忌和阴险的传说中的王，难道只是用自己回国途中的遭遇引起了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共鸣吗？
恩里克·克劳泽认真地写道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因墨西哥内战而陷入无法自拔的忧郁，或许他自比尤利西斯的时候，把那些在墨西哥张牙舞爪的魑魅魍魉比作尤利西斯回归途中的妖魔鬼怪。所以他期待的未必是具象的王者宝座，而是墨西哥可以如尤利西斯所想的那种十年前一切恍若未变的理想模式——他敬重的马德罗胜选的那种透明、公平的选举模式，和墨西哥原生文化隔开时空就彼此的智慧和正直遥相呼应的自由主义。恩里克·克劳泽写下了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祷词：请赐予我们更多的英雄，让他们来统治这片土地。
在评价拉美前仆后继却未有成功的革命者和思想者时，恩里克·克劳泽批评了知识分子的脱离现实，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忽略了农民的存在感。或许会是让人觉得难堪的例子，在各个国家试图构建全民认同的时候，无一不是从土地和血统下手，一战前的沙皇俄国，二战前的第三帝国，中国式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曼德拉的非国大。但是，拉美的知识分子似乎难以回避从上至下来改变身份认同的狭路。可是问题来了，如果他们寄望于既得利益者推翻自己来剥夺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个故事何以能够说服英雄们出现呢？
毫无疑问，这就是何塞·恩里克·罗多所恐惧的那种，当一个独裁者被推翻，新的人就会窃取胜利果实取而代之。看起来，何塞·巴斯孔塞洛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迫使他退回更加古老的信念，他试图从灵魂中寻找的答案很像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穷则独善其身的观点，即自治。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在那个节点丢掉了西方哲学框架，开始从东方文化里寻求解脱。于是，中国的读者会在这些段落里看到不少熟悉的名词，诸如太一、佛陀。看起来，东方神秘主义帮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找到了新的方向，就像弃医从文的鲁迅，他转向了美学教育的全新领域。
恩里克·克劳泽指出，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向神秘主义的转向是有迹可循的，但我并不认为这是重点，不论是随侍在马德罗身边充当号角，还是后来退回到象牙塔试图扮演驱散混沌的弥赛亚，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理想主义始终未变。至于这位何塞终于走过漫长的心路历程，完成了尼采、叔本华、佛陀、毕达哥拉斯的融会贯通，大约是终于接受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会有单一的答案以解决他对现实的困扰。在我看来这种化零为整是重要的，因为看起来很像是符合二十一世纪多元文化和谐并存的理论框架，而出任墨西哥大学校长之后，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将会得到践行的机会。
纵观全书的救赎者们，能够将理想付诸行动而且没有跑偏的好像只有这一位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当他从多元的文化里感受到了华丽的启发，于是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这种满足感分享给所有人，所以关于自己的大学校长身份，何塞·巴斯孔塞洛斯说，他不是来管理大学的，而是来要求大学为人民工作的。首先，他想到翻译经典作品并免费发行，此举遭到了高层的嘲笑，后者不明白为生活贫苦的文盲农民编辑柏拉图的对话录有什么意义。
这种嘲讽显示了那人和何塞·巴斯孔塞洛斯之间的落差，因为后者首先把自己视为具有宗教使命的教导者，于是人们回忆起他在贫困街区演讲的模样，恍如高举救赎十字架的天主教传道士。恩里克·克劳泽认为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在国外漫长的流亡和学习生涯使得他对于书籍的意义格外看重，他同样也坚定的认为是阅读拯救了于现实世界里深深迷茫的自己，最终在一元美学的世界里找到了混沌认知的出口。
关于学校和图书馆的定位，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观点也很是有趣。他觉得图书馆可以在各方面替代学校，以及学校并不是创造性的机构。初见觉得突兀，再一想倒是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学校从来都是提供方法然后启发结果，这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予鱼的作业，自然谈不上是创造。至于创造力，显然来自于学生更强烈的主观意图，这将在图书馆里得到满足。按照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对好的教师所应有的传教士的属性，倒也说得过去，本来牧师就有引导者的意思，这和中国文化里师父领进门修行在自身也是一套逻辑，显然，他始终执着于教会徒弟们自我修行的办法。
但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终究还是过于理想主义了。从他翻译经典作品并免费发行招致的政界嘲讽，就已经可以看到他努力激发普通人神性悟道的坚持是多么的脱离现实。所以当他试图转战政坛以使得他的理想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以给更多的人民带来有益的影响，只能说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剧从一早就已经注定。何塞·巴斯孔塞洛斯试图在自己身上糅杂羽蛇神和马德罗的多元气质，就像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神秘主义美学一样。但是问题在于，抽象又晦涩的宗教美学，在选战中可以发挥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这种失落感最终令何塞·巴斯孔塞洛斯背负上了荆棘织就的十字架。
意识到明显会输掉选举以后，何塞·巴斯孔塞洛斯“鼓噪”着武装政变，然而当忠诚的学生因为他的冒失和临阵退缩被军方绞死之后，这位自诩为新羽蛇神的教育家和圣人未能如他标榜的那样终结于一种英雄的死亡。恩里克·克劳泽提到了他在未来流离各国时的伟大作品，我倒是觉得，这似乎是在对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投身政界这一行为所表现出来的自不量力的叹息，以及肯定了他和书本无法隔离的息息相关的命运。但是何塞·巴斯孔塞洛斯不这样想，他觉得自己在墨西哥政坛的失利，是因为他被自己的人民背叛了。
这种思想后来演化成可怕的独裁者拥护论和对暴君的迷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认为希特勒以《我的奋斗》完成教化德国民众的使命最终成为国家领袖，显然他不知道希特勒的这本世纪之作之所以显得伟大是因为戈培尔的点石成金，所以他才会坚定的认为希特勒当选的手段乃是以他在墨西哥的失败为范本的。或许，追捧多元文化调和的民主主义者居然彻底的转向成了一个拥护独裁政权且为极权政府辩论甚至想象自己成为西语美洲至高领袖情节这个过程，可以勉强用因爱生恨来解读，由此可见理想的破灭对于理想主义者而言，会有何其吓人的影响。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在最后的岁月里，表现出各种生命阶段的“错乱”，比如重新回归宗教，相对禁欲的生活习惯，以阅读写作与祈祷填充自己的日常，甚至在临终前还为别人朗读了自己全盛期发行的柏拉图对话录。不知道恩里克·克劳泽有没有听过一句老话叫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觉得十分符合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最后岁月的心灵独白，包括他早年的政治热忱、后来的理想主义、被国家抛弃的自我设定、荒谬的成为极权主义的拥护者等等。至于恩里克·克劳泽以相互失去来形容他和自己国家的关系，我只能以无话可说来表达观点。
不过先知系列的最后一个何塞大约是会有发言权的。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光辉岁月，墨西哥以声名卓著的大革命和重新评价土著人民地位和遗产的壮举，感召着试图改变日益严重的社会和种族分层现状的秘鲁年轻人——在当地，何塞·巴斯孔塞洛斯被认为是美洲的导师。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和军方决裂的那一年，有个叫做艾德温·埃尔莫尔的年轻人远远地声援某些人对前者的指责，最终死于另一个独裁拥护者的枪下。知道何塞·巴斯孔塞洛斯自己最终也成为了一个独裁铁粉，自然觉得埃尔莫尔的死充满了讽刺意味，但历史并不应该如此粗暴地解读。
埃尔莫尔的挚友，先知系列的第四位主人公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在埃尔莫尔死后一年撰文说，巴斯孔塞洛斯的声音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激起了回响，让美洲国家拥有了和世界上最大强权对话的底气。即便没有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后来转向独裁，我也始终觉得他和何塞·恩里克·罗多对强权内核的理解相比偏面且不足——如果缺了以解放的名义对旧独裁取而代之的新独裁的警惕，“以吾辈种族，言吾辈精神”也不过是新语境下的荒诞小说。但尽管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未能活足够长的时间以谴责巴斯孔塞洛斯转而拥趸独裁，却不会掩盖他将拉美诗意幻想落地的成就。
和其他几位何塞不同，何塞·卡洛斯的身上流有印加帝国的血，如果时间能倒回，她母亲的家族地位可谓显赫。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的秘鲁，这是没有用的，因为何塞·卡洛斯出生的城市是一座白人城市。以及恩里克·克劳泽甚至还提到，在秘鲁的后殖民时代，何塞·卡洛斯的血统成分大约还会引发某种不必要的困扰。上帝（如果有的话）给何塞·卡洛斯的考验远不止如此，刚上学不久他就因为一场事故致残，这成了他近距离接近宗教诗歌的契机，时也命也，命也运也，为未可知——就好像他十四岁那年因为父亲的过世而不得不过早的扎入养家糊口的残酷现实一样。
虽然前几个何塞的生平也夹杂困苦或者潦倒，但是何塞·卡洛斯在这个方面得到的描绘是最为细致的，所以要么就是前几个何塞的困苦不足以打动恩里克·克劳泽给予更多描写，要么就是何塞·卡洛斯身上流着的印第安人的血会让所有伊比利亚后裔的苦难相形失色。然而早早成为秘鲁《新闻报》铸排工助手这件事，我觉得放在何塞·卡洛斯的回忆里肯定是一件幸事，他得到这份工作或许是因为年幼时庞大的阅读量——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可以让何塞·卡洛斯有机会夹带私货，在未经编辑核审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稿件夹杂其间。
这是一篇很好的稿子，使得何塞·卡洛斯从铸排工的助手变成了记者和撰稿人的助手，所以机会何止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根本就是有准备的人更善于找到时机为自己创造机会。恩里克·克劳泽没有详细描述何塞·卡洛斯是如何从唯美主义转向了包含印第安血脉的现实主义，但是很具体的提到了他在接触了秘鲁现代诗人和雕塑艺术家之后，忽然受到了启发——印第安秘鲁思想才是真正的秘鲁思想。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这本书里看到来自印第安的文化诉求，之前的何塞们，都沉溺于伊比利亚的传统而自诩为西语美洲的救赎者，这和他们憎恶的盎萨北美也没有什么两样。
另一个和其他何塞不同的是，何塞·卡洛斯的意识形态偏向于共产主义，在这个章节名里，恩里克·克劳泽称之为印第安马克思主义者。私以为这是极高的评价，前半段强调了他原住民血统的觉醒，后半段则代表了拉美终于有了一个着眼于基层或底层人民的思想家，更重要的是，何塞·卡洛斯完成了从颓废的浪漫主义到实用主义的转向，这也是前面那几个何塞所不足的地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或许正是因为何塞·卡洛斯自身印第安血统的感召，才会让他产生一个与萨帕塔主义相似的想法，即对于秘鲁人而言，最古老的同样可以是最新的。
所以，和其他人追求伊比利亚西语文化的新生截然不同，何塞·卡洛斯想要的是一个给予印第安传统充分认同的理想国度，一个以安第斯文明为基础的免于饥饿和剥削的拉美意象。从这一点来看，恩里克·克劳泽所说的拉美救赎者和中国先行者们相似的，大约只有何塞·卡洛斯，因为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同样在孜孜以求属于自己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文明传承。因为工业革命、因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古老的文化多被轻贱而遭到排挤，使得创造了那些文化的先民的后裔沦为野蛮愚昧的象征，何塞·卡洛斯旗帜鲜明的指出，这也是一种压迫，是拉美西裔对安第斯的压迫。
一战结束后（我觉得这个时间点非常的重要），何塞·卡洛斯去了巴黎，私以为1919年开始后的三两年，应该算是近代史或现代史上最最开放和交互的年份。当时的世界就好像是一个庞大的试验场，谁都还没机会证明自己一定比谁更优越，就好像刚刚入学的孩子们争先恐后的表达纯朴直接的想法，就算试图去打压谁或说服谁看起来依旧是一切为了主义。在那里，何塞·卡洛斯认为战争英雄主义已经开始衰落了，我愿意把这解读为相比于个人主义，何塞·卡洛斯更倾向于集体的跃层，这种转变既有传统拉美文化重视部落社群的影响，也有无产阶级文化体系的感染。
在意大利，何塞·卡洛斯看到了墨索里尼现象。恩里克·克劳泽在这个段落里又一次呼唤了给了秘鲁青年深重影响的何塞·巴斯孔塞洛斯。从年份来看，那个时候的希特勒应该还是边角料，但是墨索里尼的风格有没有得到了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好评，值得思考。我不确定的是，这个地方是否是何塞·卡洛斯和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划清界限的地方，前者显然已经意识到墨索里尼的脑回路会引发独裁意志的闹剧和悲剧。十分不幸的是，在未来，何塞·卡洛斯的不祥预感成为了现实，崇尚强大领袖和大家长的文化传统，让很多拉美领袖都站到了法西斯的同边。
欧洲之旅扩大了何塞·卡洛斯的视野和审美高度，同时也明确了他政治斗争的余生将会贡献给社会主义。有一段关于暴力美学的分析让人眼前一亮，何塞·卡洛斯戳，暴力革命有两种形式，其一为了破坏，如欧洲的姑表堂亲那样，另一种是为了创新是真正的革命，是劳动人民终于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命运有责无旁贷的责任，投身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解决，最终加速资本主义的垮台。这在拉美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同样是开创性的，何塞·卡洛斯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定义成了每个人都应该有挺身而出觉悟的国民属性，把安第斯的集体主义按照当代的意识形态完成了扩展。
其实我觉得何塞·卡洛斯的身上始终聚拢了各种复杂的矛盾情绪。比如他的母亲曾经算是安第斯文化体系里较高地位的家族，但因为殖民政府的操作，旧印第安贵族的荣耀化为尘土，这是他一部分怨怼的来源。而欧洲的经历让他坚定了社会主义的倾向以及对劳动人民所应发挥价值的确认，但这显然和秘鲁山区封建主义或曰旧文化蔑视人根本价值的传统彼此冲突。于是何塞·卡洛斯在面对自己国家时候的生气开始容易理解了，因为秉承拿来主义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按照秘鲁的情况对症下药，民族、国家、甚至文化传承，都是空洞的直觉而非智识的应用。
何塞·卡洛斯说，“秘鲁是一个仍在形成中的民族”，换言之，他赋予自己以印第安文化为基础、通过教育和传播来完成秘鲁文化塑形的使命，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印第安人对当代世界的融入。个人觉得何塞·卡洛斯对安第斯文明现代化的见解十分精彩，他首先否定了所谓保护区的善意，强调印第安人必须进入到有飞机、电报、收音机的当代世界而不是懵懂地把这些奉为神迹。所以，保护部落传统的意义并不是维持原状，而是使之成为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不论这样的观点夹带了何塞·卡洛斯多少私心，并不会减少搁在二十一世纪来看都极富智慧的这一主张。
在这样的思想导引下，何塞·卡洛斯创办了伟大的《阿毛塔》，恩里克·克劳泽说，何塞·卡洛斯就像是一台不停歇的电传打字机，为秘鲁人搜罗全世界的文学、哲学、艺术信息，建立印加主义和世界多元文化的联系。这种包容性的刊物让何塞·卡洛斯成为全部立场的靶心——恩里克·克劳泽强调了何塞·卡洛斯的编辑身份，并彻底否定了他的审查人员属性，他说，何塞·卡洛斯在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充分地见识到了一方压制另一方的意见时会发生什么。过于超然的政治主张注定了何塞·卡洛斯会在后来的几年里面对政治责难，然而这不过给了他自证坚定秘鲁社会主义的机会。
当然，何塞·卡洛斯还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特质，表现为一种对空中楼阁式国度的爱慕。但他还是很具有开创性的提出了印第安人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不是教育而是土地，他们并不需要被哄骗自己是“注定要胜利的种族”，也不需要被编造的安第斯文明与众不同的谎言。在拉美，所有国家的人都需要诚实面对自己国度里的多元血统，在工业化的现代社会重塑与安第斯文明有羁绊的国家制度。如果听由不怀好意地劝解而成立保护区，只会让拉美国家和印第安人的文明被进一步边缘化。但是，何塞·卡洛斯的民族融合主张，太先进了，并不适合当时混沌不满的印加主义。
恩里克·克劳泽说，在后来的发展里，何塞·卡洛斯被放弃了。这其实可以预料得到，因为何塞·卡洛斯对基层人民的重视，必然会触犯到从资本主义国家移植了腐败民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的威严，就连他曾经的挚友都迫不及待的把他丢到一边，试图只用他的观点而非他的理想来成全自己对权力巅峰的攀登。后来。何塞·卡洛斯的理想在墨西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土改中略见成型，恩里克·克劳泽对何塞·卡洛斯未有活到那一天深感遗憾，尽管他传奇的一生以及余韵悠长的影响力，完全符合悲剧色彩殉道者的（跨越国界和传统的）共有审美。
我总是觉得在何塞·卡洛斯的身上，作为先行者或先知的孤独感尤为明显，不知道是因为他和其他三位何塞从血统到观念上的格格不入，还是恩里克·克劳泽刻意在何塞·卡洛斯的身上强化了世人皆醉我独醒的人设。不过在这本书里，孤独的象征并不是何塞·卡洛斯，而是墨西哥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按照恩里克·克劳泽的记述，奥克塔维奥·帕斯是第一个用孤独来形容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然而让人倍感讽刺的是，奥克塔维奥·帕斯恐是看起来最不孤独的救赎者，姓帕斯的三代人跨越时间和代际扭结成一种命运，何来孤独之说。
按照中国人蝉噪林更静鸟鸣山更幽的美学设定，落地针响最是寂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帕斯家竟有三代人从事同样的努力，不可不谓是势单力薄的最佳实证。但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孤独感，并非从自己与外界的格格不入里萌发的，他的惶恐来自于墨西哥文化里被集体吞没的个体。其间的逻辑像极了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建前和本音，前者意指个体在群体行为里所应该呈现出来的适当得体的样貌（场面话），而本音则是充分个人倾向和个人主义的情感面目（真心话）。因为“我们”比“我”更重要的墨西哥文化而看不到自己的存在，让奥克塔维奥·帕斯对个体身份产生了怀疑。
恩里克·克劳泽说，这怀疑初来的时候奥克塔维奥·帕斯还十分年少，由此我觉得，他究竟是有了人间究极三问之悟性的天才少年，还是想要在青春期急切证明自己存在感的叛逆小鬼，倒是值得商榷。但是后面他有特别回忆自己和父亲之间疏离浅薄的关系，那种为父亲做了很多事对父亲表达了很多情感却未有回音的淡淡悲伤，让人觉得他仿佛更渴望以一个独立的个体和父亲产生交互，而非帕斯家里某一个面目模糊的人。所以这一套逻辑后来扩大到墨西哥及墨西哥文化上，也说得过去，毕竟被西语拉美裹挟的感觉，不会太好。
恩里克·克劳泽用非常之确凿的口吻，强调了奥克塔维奥·帕斯年幼时受到的那些以他的祖父为主角以国家命运为主题的充满火药味的争论的熏陶。或许，这确实启发了奥克塔维奥·帕斯对自己个体、家族乃至于国家的存在意义的思考，然而很难回避的臆测是，奥克塔维奥·帕斯有着更多来自于家族的培育或者资源，这一点甚至体现在了他所占据的这一本书的篇幅遥遥领先，而以“世纪之人”命名的章节里的唯一主角，也是很说明问题了。不过从这个章节的结构来说，恩里克·克劳泽讲述的是帕斯家三代人的事情，所以世纪之人，应该就是指叫“帕斯”的那个人。
奥克塔维奥·帕斯的祖父经历过相对平和的墨西哥民主实验，作为感受过自由空气的墨西哥青年，在胡亚雷斯展现出过分的连任优势之后，他拿起武器开始反抗这个自己曾经全力辅佐的人。老老帕斯办的报纸担纲反对文人政府的先锋，享受着诽谤和批评的黄金时代（这也是何塞·马蒂在墨西哥的幸福时光）。实际上，一如所有自诩为文明指针和新生力量的文武革命，多多少少都会因为过于激情昂扬而跑偏了方向，但是老老帕斯却在忽然间收敛了自己好斗的鬃毛转向以文字来达到建设祖国的目的。这和那位向文盲农民赠送对话录的何塞是否有所呼应？不过在马德罗遇刺的时候，何塞·巴斯孔塞洛斯义愤填膺，但老老帕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继任的军事政权这一边。
奥克塔维奥·帕斯出生的时候，老帕斯在自己供职的报纸上发布这一喜讯，同时宣告因为老帕斯要像老老帕斯一样参加革命，所以婴儿将会被送到祖父身边。在写到老帕斯革命生涯的时候，恩里克·克劳泽一再用“天真的自我说服”来描述老帕斯的心境，所以他抛妻弃子奔赴的事业到底是什么幺蛾子，由此可见一斑。看起来，老帕斯经历了老老帕斯经历过的全部波折，却没能在乏味的军事口号里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最终郁郁寡欢地回到老家。恩里克·克劳泽提到了老帕斯和老老帕斯的区别，后者偏爱那些故作姿态的人，前者却在渴求社会的正义和墨西哥土著文化的正义。
实际上，这也是老帕斯指责老老帕斯不懂自己革命的缘由。从恩里克·克劳泽从奥克塔维奥·帕斯童年记忆里提取出来的关于老老帕斯的会谈画面，可以想象迷恋中心位置、族长威严和宗教气氛的老老帕斯身上的封建家长气质。而试图寻找第一批墨西哥居民和耕地间依存关系的老帕斯则想要在破解传统等级观念的基础上找到更接地气的解决之道。显然，相对于老老帕斯的耳提面命，关系略显疏远的老帕斯给到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影响更大——在为父亲撰写的挽歌中，他把老帕斯形容成了迷失、流浪的灵魂，后者未能找到答案，甚至他试图打开一扇门的努力都未果。
恩里克·克劳泽认为奥克塔维奥·帕斯同时受到了老老帕斯和老帕斯的影响，以及他继承的遗产是隐性的——后人当然可以把祖父和父亲血统里的叛逆和革命性作为显性的生物性质让奥克塔维奥·帕斯继承下来，并且在他生命里程里的每个节点都在先人身上找到同样的镜像。然而老老帕斯经历过最开放的平和民主，老帕斯则奔走于军事政权和土地改革的悖论里不断自我说服，但奥克塔维奥·帕斯所处的时代，是学生政治运动激进爆发的年代——那也是现代世界于1945年重启的前夜，混乱、焦灼、虚无、伴随着盲目乐观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
年轻人总是充满诗意，奥克塔维奥·帕斯亦然，但是他没有和朋友们一起走上正式的共产主义征途（或者说黑漆漆血淋淋的革命），而是继承了家族从事出版业的传统。关于他选择了承诺艺术而非纯粹艺术，应该是更明显的佐证了他孤独的父亲在他的价值观上施加的影响更为深厚。奥克塔维奥·帕斯认为，政治激进主义必须要和文化现代性相结合，这显然是试图在传统文化、现代科学和政治觉醒之间找到办法，这种立场注定了他必然既不会在宗教范畴寻找答案也不会选择皈依正统马克思主义，但是让我困惑的是，帕斯仿佛相信共产主义是反抗斗争的最终解决方案（非贬义），但是又没有明显的共产主义者倾向。
父亲的暴亡是一个转折点，西班牙内战也是一个转折点，奥克塔维奥·帕斯在双重力量的作用下和父亲一样成为了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他为普通人和传统文化写诗，也为工人和农民讲文学课——不久后，帕斯的朋友斯蒂芬·斯彭德招致了乔治·奥威尔的严厉批评，后者认为西方共产主义就像是一种客厅游戏。如果按照有否参加革命来评价，奥克塔维奥·帕斯显然也是客厅共产主义的一员，但是完成打击的并不是奥威尔的指责，而是活动中盛大宴席和索求剩饭的平民之间的落差，让年轻的诗人歇斯底里地哭起来。毫无疑问，残暴的现实正在不停鞭打诗人迷茫又孤独的理想。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四处转悠的奥克塔维奥·帕斯隐隐觉得被全世界排挤和孤立的墨西哥，在二战开始的时候再次被孤立。对此奥克塔维奥·帕斯提出了问题并开始了反省，他认为墨西哥之所以对被孤立表现出麻木不仁，是因为作家和政治家放弃了人民——这里多多少少让人想到医生救不了然后转行的鲁迅。在后面的段落里，恩里克·克劳泽大段大段的摘录了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作品，确实有很多掷地有声的句子，同样也有很多对困惑无动于衷的愤怒，联系到恩里克·克劳泽在中文版序里强调拉美和中国的渊源，他居然没有用鲁迅来作比，倒是很意外。
奥克塔维奥·帕斯《孤独的迷宫》就是基于这样漫长的铺垫出版的文集，恩里克·克劳泽用“他在墨西哥追寻自我，也在自我中寻找墨西哥”来作为孤独迷宫的题眼，然而同时也认为这本有着奥克塔维奥·帕斯自传性质的作品带有罗塞塔石碑的意味，或许是想表达奥克塔维奥·帕斯已然娴熟地把墨西哥在各种看似友好但并不亲近的异国文化中的遭遇，毫无困难地内化、捏合、输出了。在解读孤独迷宫的内容时，恩里克·克劳泽也使用了大量的篇幅，而最打动我的内容是开始的部分，奥克塔维奥·帕斯认为墨西哥文化中对死亡的淡漠，实际上是对生命的冷漠。
换言之，那些为了崇高理想慨然赴死的行为，并不如其他文化背景下成熟起来的人解读所得那么悲壮荣耀，而是墨西哥人本来就有一种对死亡的迷恋，这种情结用地狱和天堂的捏合来表现，恍如纵酒之后大脑过于火热而最终失温的空洞。然而在前文若干先知的事例中，我莫名也读到了关于牺牲的另一种动机，并非是谭嗣同式为变法而死的觉悟，更像是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那就死掉吧。或许，这也是拉美诸贤总是止步于理想主义而在务实方面有所欠缺的原因。从这一点来看，奥克塔维奥·帕斯对死者提出的“告诉我你是怎么死的，我告诉你，你是谁”之发问，真实精彩。
这本书更多一点的意义，在于促使墨西哥知识分子寻找自己国家文化的渊源和未来，试图把那些被自己国家的人民和种族孤立的英雄找出来，让他们讲述墨西哥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有意思的是，何塞·巴斯孔塞洛斯也为这本书撰写了书评，他回忆了老老帕斯和老帕斯，讲述了奥克塔维奥·帕斯的知识分子家庭传承及反对派文化立场，且评价他是“从宙斯的高塔上俯瞰大地，致力于反思和研究墨西哥的思想者”。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评价，再一次坐实了奥克塔维奥·帕斯在真实世界之外的疏离感和孤独感，以及试图用超然视角寻找迷宫出口的努力。
但与此同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也批评奥克塔维奥·帕斯忘记了墨西哥革命里的民主初心，马德罗再次被点名提领出来。让人倍觉讽刺的是，此时的何塞·巴斯孔塞洛斯肯定已经转向纳粹和独裁政权，所以他对奥克塔维奥·帕斯的批评，会不会是另一种对自我的表白，对那些激情四溢干劲十足的青年时代的回忆做的表白呢，类似于“砍头不要紧、还有后来人”的郁闷消沉无语失落的表白呢？妙就妙在往后几年，奥克塔维奥·帕斯接收到了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给出的信号，使得他的思想和文字在他死后继续发挥动能和影响力，直到2000年。
在那些让他愈发成熟睿智的年月里，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些把墨西哥裹挟其中，也有些继续让墨西哥游离在外。不知道算不算是帕斯家的诅咒，古巴革命再一次让奥克塔维奥·帕斯感受到了孤独，当墨西哥的知识分子一股脑儿的支持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尤其是卡斯特罗在猪湾让小肯尼迪的奇袭铩羽而归，给了拉美一个多世纪的反盎撒北美以前所未有的鼓舞，但奥克塔维奥·帕斯还是指出了卡斯特罗的独裁本质。他坦言，他不喜欢卡斯特罗的革命，也不希望拉美和非洲走上卡斯特罗的道路，或许这是来自于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启发，让他可以用另一种视角看待诸如苏联的劳改营或者拉美为之狂热的文化革命之类的事情。
墨西哥的政治也在动荡，从恩里克·克劳泽的描述中，我没有看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墨西哥，和之前若干何塞所处年月的其他拉美国家有什么不同，所以同理也可以得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困惑和他的先辈们也没有什么不同，或许更为沮丧，因为时间过去了一百年，拉美的精神世界仿佛全无进步。七十年代，帕斯创建了题为多元的杂志，服务于左翼乌托邦社会主义。但是谁能想到，那些读着帕斯作品长大的青年，认为帕斯是纸上谈兵的自由主义者而叫嚣着把他驱逐出去，这打破了帕斯对所谓墨西哥六八一代的幻想。
很难讲是年轻人过于激进于是自大，还是奥克塔维奥·帕斯希望年轻人通过阅读就能够感受到数十年政治风气的变动要求过高。但是从恩里克·克劳泽的描述来看，他确实有被年轻人攻击的理由，不论当时的墨西哥政府和执政者如何哄骗人民，奥克塔维奥·帕斯都不遗余力的为国家唱赞歌。遥远的老老帕斯的族长的威严的影响力仿佛从未从他的身上散去，换言之，他从小就甚为难受的被“我们”裹挟而迷失的墨西哥文化里的自我，他从未找到，甚至反而成为了代表“我们”的强人的崇拜者。所以，他的民主化表达，是存在一个强人允许政治表达的多元性存在。
那么恩里克·克劳泽提到的，奥克塔维奥·帕斯希望的文字和权杖分开，是否和前面我不自觉间得出的结论互为悖论呢？可是诗人自己也写了“但我们不能拒绝政治”，他也没有谈论对权力的系统性反对，大概是因为父亲死状的影响使得他也回避武装反对暴力。然而他反对拉美游击战的立场倒是呼应了他对何塞·马蒂式赴死的不值，他认为切·格拉瓦的行为是一种激进的浪漫主义，是殉道者的自杀和牺牲，是对年轻人徒然消耗的不值得——越到晚年，他就越是表现出这种美洲国家走上暴力下坡路的不耐烦，最终，这种不耐烦使奥克塔维奥·帕斯成为了异教徒。
实际上，晚年的奥克塔维奥·帕斯在经历了他祖父和父亲都经历过的背离、挑衅、威胁之后，微妙地和他们达成了和解。我不是太理解这种和解到底指什么，但看起来很像是因为他进入了自我反省和批判，所以可以从前所未有的角度来看到他祖父和父亲曾经为墨西哥做过或者没做到的事情。这使得老人身上出现了宗教的色彩，说出了比如“我们想成为受害者的兄弟，却发现自己是刽子手的帮凶”之类足以代表全部拉美知识分子自我反省和检讨的真言——按照后面恩里克·克劳泽对切·格拉瓦的评价，奥克塔维奥·帕斯很像是在内涵那一位“圣徒”的意思。
当然，到了最后，至少恩里克·克劳泽认为奥克塔维奥·帕斯是走出了孤独的迷宫。他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获得了托克维尔奖，以此为契机，他预言（或许也不是预言）了布尔什维克的黄昏。柏林墙倒塌后，曾经恶意攻击他主办杂志的声音都默默地转而成为了他的追随者，在面对亲政府的民族主义和左翼教条主义这两种霸权文化的时候终于不再孤独。后一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仅仅是在西语的世界，甚至在法国在一些欧洲国家，他也被认为是伟大的思想导师——这是否足够充分作为恩里克·克劳泽认为诗人走出迷宫的依据呢？我持保留意见。
回到1984年，帕斯曾经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了古巴革命，他温和不乏智慧地指出，从古巴寻求启发的桑迪诺主义者领袖们已经从苏联和它的盟国得到了军事援助，这证明了古巴革命已经不配成为拉美人的灯塔，因为何塞·马蒂恐惧的那种“推翻暴政的人取而代之、将胜利据为己有”的状况已经出现。谁想到，他的演讲在墨西哥引发前所未有的暴力事件，帕斯的画像在游行中被焚烧。画家阿贝尔·克萨达说，共产主义者因为最优秀的墨西哥作家站在他们对面就遭到这样的待遇，“那么一旦他们上台，他们就不会让任何人说话了”。
或许，阿贝尔·克萨达高估了游行者的“宽度”，他们很有可能只是因为奥克塔维奥·帕斯认为切·格瓦拉做出了不良示范而如同脑残粉一样对作家做出了攻击。我觉得我可以认为，恩里克·克劳泽是站在奥克塔维奥·帕斯这一边的，虽然他也在这本书里给了切·格瓦拉一个席位，但是对后者的评价不算是让人高兴，换言之，对恩里克·克劳泽来说，切·格瓦拉或许是拉丁美洲的面孔，但实在是没有贡献出什么有益的思想——在后面，他写道“他们并不是因为自身的所作所为成了偶像，而是被神化了”。不过切·格瓦拉对自己的定位（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简单的：20世纪的雇佣兵。
在切·格瓦拉完全出场之前，恩里克·克劳泽很友好地对战后拉美的境况做了补充说明。首先，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睦邻政策和泛美主义暂时收获了一部分拉美人心。但很快冷战来了，如前文所述，拉美知识分子中站共产主义的人真的不在少数。加上何塞·马蒂“美国人从未有兴趣理解他邻居”的警告从未过时，加剧了拉美自由主义者往不同的方向越来越激进的走向。这个过程里，美国毫无新意的插手某些拉美国家推翻民选总统，然后以暴力工具持有者取而代之——当这件事在危地马拉发生的时候，当时还是一个医生的切·格瓦拉咬牙切齿地说，是时候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了。看起来应该也是在这个时候，切·格瓦拉选择了拉美第一个反帝游击队首领作为自己向往的目标。
可是切·格瓦拉和那些寻求拉美自我认知和清晰印象的知识分子不同，他的壮志雄心并非来自于爱丽儿的呐喊，也不是来自于伊比利亚拉美和印加文化渊源的糅杂，而是来自于西班牙内战时局外人的所见所闻——他的姨夫是西班牙内战的特派记者。很久前看过某本题为西班牙内战的书，理想和信仰在物资不足的情况下是如何的不堪一击让人印象深刻，同样取材自西班牙内战的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里也详细地表现着理想是如何凋落且一文不名。不知道切·格瓦拉有没有看过美国人的那本小说，但看起来他仿佛是践行得十分到位。
简单来说，切·格瓦拉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很有身残志坚的味道，他看起来是先天哮喘患者，然后因为需要特殊治疗而晚上学。对于这种传奇人物来说，强悍的个性和敢于向命运叫板的操作是必须的，于是他几乎可以说是以冒着生命危险的姿态投入到英式橄榄球运动里去，而且表现得愤怒又彪悍。对切格瓦拉来讲，放弃从医好像是从他在美洲大陆的旅行开始的，去过更多的地方，见过更多的人，听过更多的意识形态，结合他之前读过的书和了解过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故事，他在日记中开始期待“一场真正的解放革命的洗礼”。
其实我一直没能理解到，拉美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和解放意味着什么？多为西班牙后裔的他们，早期热衷于在宗主国的认同里找到自我。在那个期间，拉美诸国看起来就很像早期的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既倔强又傲慢。然而《风雨横渡》那本书里剥去了早期美利坚奠基者们伪善的嘴脸，一如何塞·马蒂在奔走呼号时的声嘶力竭同样耐人寻味。然后到了何塞·卡洛斯，终于有人想要寻找阿兹特克或印加在这片土地埋下的种子，但至少从这本书里看起来并没有新生萌芽的可能，让人只是为这片土地上最早耕地的持有者感觉到悲哀。
或许，因为始终未有解答的困惑，于是欠缺对切·格瓦拉式革命理想评价的立场，能做的只有对他表现出来冲动的积极做肤浅的感受。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因为美国人的小动作）倒台后，切·格瓦拉走上了他革命的宿命，或者更准确地来说，应该是游击队的宿命。有一段来自旁观者对格瓦拉的描述很有意思，他说切·格瓦拉有一种波西米亚的气质（嗯，也有人这么形容过狂人希特勒），以及他崇拜斯大林，热衷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角度上几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切·格瓦拉身上或许有一种毫无根据的自信，然后还掺杂着不可一世的自大。在和卡斯特罗结伴（分享政府）的那些日子，他的这种特质将被后者完全利用成为竞争优势，所以切·格瓦拉的天真或幼稚应该也是切实存在的。
从一开始，切·格瓦拉就不是个受人爱戴的领袖。他固然在拉美的平原游击战历史上证明自己的能力过人，但是他的严厉和暴虐同样声名远播。恩里克·克劳泽在援引他人感观的这个部分，即讲述了他始终记得士兵也是人，同时也强调了他过于残暴的管理方式，完整地展现了一个苛刻的完美主义过头的领袖，如果用更浅显的描述，那就是切·格瓦拉希望他的每一个同伴都和他一模一样意志坚强但同时无条件地服从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切·格瓦拉。相比于切·格瓦拉的后现代理想主义，他的搭档（或许可以这样说）卡斯特罗却表现出极富智慧的现实主义。
恩里克·克劳泽不经意地一笔里提到了苏联拉拢古巴付出的代价，善于从新的宗主国索要一切资源和投入以换取自己统治威严的操作，让人想起了午夜将至那本书里不遗余力煽动苏联做些什么的卡斯特罗心里打的劈啪作响的小算盘。然而切·格瓦拉单纯的多，他只是想要迫不及待的推行落实他的乌托邦主义。刚刚好，切·格瓦拉崇拜着斯大林，这和卡斯特罗看准赫鲁晓夫迫切想要古巴这个美国后院战略要地然后抱紧苏联大腿的操作倒是“不谋而合”。也是出于这个理由，让卡斯特罗对不遗余力地使用切·格瓦拉不亦乐乎。
肯定是为了证明切·格瓦拉从未生活在地球上所以不足以成为全国人民仰赖的对象，卡斯特罗十分精明地给这个前医生安排了一堆显然超出他工作能力的职位——恩里克·克劳泽写了关于切·格瓦拉是如何成为古巴央行行长的：卡斯特罗问自己的亲随谁是经济学家，切·格瓦拉举手然后成为经济领导人，后来有人问切·格瓦拉懂不懂经济，后者惊讶地回答他听到有人问谁是共产主义者。后来他又担任了工业部长，使得他有机会在更大范围里实验已经被苏联战时共产主义证明是错的经济政策，这一惨况被来自苏联的巨额补贴掩盖了，这大概也是卡斯特罗随便切·格瓦拉玩的小心机。
不过对切·格瓦拉来说，他真心实意地相信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才是国家经济繁荣昌盛活力永续的真理，所以他也希望古巴的劳动人民以责任感为自己劳动的追求而非财富，他批评了当时苏联多劳多得的奖励制度，认为这是向盎撒北美靠拢或投降的依据。私以为，从这个时候开始，卡斯特罗就已经找到了把这个很可能在声望上影响到自己的革命图腾“去人留名”。不久后，可能是因为办公室工作失意，也可能是受到游击队宿命的召唤，切·格瓦拉提出了辞职。卡斯特罗第一时间把辞职信公之于众，彻底断了前者留在古巴的机会。
离开了的切·格瓦拉继续他不切实际的游击运动，也包括他在古巴独立运动时期苛刻到随随便便要人性命的程度。恩里克·克劳泽尤其强调了当时玻利维亚全体人民向往和平的情况下，切·格瓦拉依旧在游击战的路上孜孜以求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加上他管理队伍的严酷方式，使他这个外人很难见容于玻利维亚的舆情和民心。从这个角度来讲，切·格瓦拉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了什么社会主义慨然赴死，只是为了他自己的乌托邦联合国（全世界社会主义祖国）而死，我觉得，这个大概也是恩里克·克劳泽认为他并非实至名归，仅仅是被神化了而已。
其实，我稍微觉得切·格瓦拉被神化这件事，或许有卡斯特罗的推波助澜。对于古巴来说，切·格瓦拉是他们独立精神的图腾，对拉美而言，切·格瓦拉是古巴精神输出的样板和榜样——卡斯特罗或许可以说，为了帮助其他拉美兄弟国家，他连自己的左右手、古巴人们的精神领袖都捐了出去。这在切·格瓦拉死后愈演愈烈，变成了消费主义下人们挚爱的印花。而和切·格瓦拉关联的诸如流浪、遗弃（他为了理想抛妻弃子还自称孤寡的操作我也不是很懂）、客死异乡、乌托邦式的承诺，想来也确实是亘古不变的流量密码。
终于还是有人出来指责切·格瓦拉的冒失，那种片面的理解西班牙内战和苏联战时共产主义的局限性，使得切·格瓦拉把虚无的牺牲当做是理想兑现的充要条件。曾经因切·格瓦拉的影响在古巴受训然后为萨尔瓦多的游击队而战的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在他为切·格瓦拉写的传记里说，切·格瓦拉应该为拉美左翼游击队员的轻率赴死负责，他代表的狂热遏阻了拉美地区新兴中产阶级大学生天真无谓地走向屠场，他们本来应该可以做到更多。恩里克·克劳泽觉得卡斯塔涅达的转变值得探究，我却想到了何塞·卡洛斯曾经义愤地反驳那些认为写字不是革命的指责。
恩里克·克劳泽在这一章靠后的部分大段大段的探讨切·格瓦拉究竟是赢了还是输了，他没有宗教背景的宗教性是自我救赎还是试图刺激凡人的觉悟，以及对于始终找不到出路的若干拉美知识分子中最新的一代来说，究竟算不算是一记可能性不大但还是有的出路。我心里想的是，同样带有无计可施于是赴死的意味，何塞·马蒂和切·格瓦拉却给人留下截然不同的印象。前者对革命主角对旧政权取而代之的警告和恐惧，多多少少会让他贸然赴死的行为有些和光同尘的味道。但后者却更像是因为无法让自己的理想落地，最终深陷无望而孤独赴死。
我忽然就发现，恩里克·克劳泽之所以在革命的圣象里收录埃娃·庇隆和切·格瓦拉，是否觉得他们两人最大的共同点都是空有恢弘的声望但实际上对国家有害无益呢？如果说切·格瓦拉让新兴中产阶级家的大学生们徒然赴死而失去了其他更有价值的可能性，那么埃娃·庇隆则是以国家预算来满足自己的华丽和慷慨。对于后者，恩里克·克劳泽把她和另个无所不能领导人的妻子相提并论，认为是少见的在专横扰民方面不落下风的成功转型为政治人物的演员。埃娃·庇隆，将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如他丈夫戏言的那样，把阿根廷握在手中。
作为一个平庸女演员的前半截生命几乎没有值得讲述的桥段，直到她和真命天子胡安·多明戈·庇隆相遇然后成为后者的情人。看起来，埃娃·庇隆的最后一部电影所讲述的女罪人通过行善来完成自我救赎的故事完美的契合了她在真实世界里命运的转变，但是当她发现自己即将拥有庇隆这个姓的时候，选择销毁这部电影所有的拷贝来作为打造新形象的开始。这是耐人寻味的，到底埃娃·庇隆是多么厌弃自己的出身背景才会想要做彻底的割裂。她太成功了，在未来，人们更多的时候会记住她乐善好施照顾贫民的仙女教母的形象，而非必须在子夜梦醒的灰姑娘。
或许是因为来自社会底层，或许是因为资质平庸所以见过最真实的人情冷暖，埃娃·庇隆对于人性有着简单却直白的认知。她非常清楚自己被爱戴是因为穷人对自己的美好幻想，所以她遵循各种雍容华贵的教科书，把一个极致美丽的女人呈现在所有对她有所期待的人面前。被她的珠光宝气打动的，不仅仅是阿根廷衣不蔽体的穷人，也包括巴黎圣母院见多识广的主教隆卡里。由此可见，在最肤浅的层次，被爱慕的标准真正拉近了贫富贵贱的差距。埃娃·庇隆人生最精彩的部分却不是用自己的绝代芳华征服欧洲，而是她在最美丽的年华匆匆离世。
汉武帝和李夫人的故事不知道用多少种方式在戏文里再现，埃娃·庇隆的精彩是她一知道自己罹患重病就做好了死后防腐的详细命令，使得她的遗体仿佛从不曾淡出过大众的视线，用诡丽的方式继续演绎这个平庸女演员的传奇。恩里克·克劳泽记录了她死后很久依旧对她持有如圣母玛利亚般崇拜的例子。阿根廷人痴迷于用突破极限的记录来向埃娃·庇隆致敬，有人带着年幼的孩子徒步上千公里为埃娃祈祷，甚至梵蒂冈受到了四万封信要求承认埃娃为圣徒。有人说，埃娃·庇隆点燃了阿根廷式的天主教狂热，尽管阿根廷没有天主教徒。
然而，埃娃·庇隆走红的年代有着避不开的历史陷阱。就好像很多书都提到了，通过梵蒂冈，数不清的纳粹分子抵达南美，有些人隐姓埋名，有些人光明正大，他们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恩里克·克劳泽援引了杜霍夫内的回忆，到1947年，有九万名纳粹分子因为庇隆的庇护得以在阿根廷有了一席之地，而且日子过的相当滋润。在这期间，埃娃·庇隆十分神奇的充当了一部分纳粹财产的保护人，加上她参与的对很多纳粹大刽子手的包庇，使得她无意或者故意在全人类难得（至少在场面上）达成共识的惩恶扬善的大戏里扮演了尴尬的角色。
有一种意见认为埃娃·庇隆可以因为她的无知然后被饶恕，但是也有人不打算放过她，严厉地指责她“好事干得非常糟糕，坏事却做的非常好”。当然，在她非常真诚的和贫苦大众沟通并慷慨布施的时候，做的是滋养懒惰授人予鱼的低级馈赠，还是以国家未来的赤字和债务为代价的。然后作为庇隆主义的参与者甚至是旗手，为拉美国家做了很不好的榜样，想来其中的罪名和罪孽应该不仅仅是帮助纳粹党羽逍遥法外。恩里克·克劳泽没有详细展开，但是他提到后来被迫流亡海外时庇隆提到埃娃时候的洋洋得意。
庇隆主义，或者说庇隆和埃娃被声讨的关键是他们所主张的民粹主义。在阿根廷，民粹主义之所以会因为埃娃·庇隆从中性词变成了类似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不良指向，缘起却是出生寒微的埃娃·庇隆比绝大多数的当权者都更深刻地认识到阿根廷（其实是南美）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所以她使用了原始天真于是激进的再分配方式——或许切·格瓦拉会非常的不高兴，因为埃娃·庇隆的再分配方式和他主管古巴经济工作时候的指导思想极其相似，只是前者病态地沉迷于反盎撒北美，后者则荒谬地仰慕斯大林的战时共产主义。
诚如恩里克·克劳泽说的那样，埃娃·庇隆和切·格瓦拉被拱卫着成为圣象，都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实至名归。尽管看起来荒谬滑稽，但是他们被神化确实都有迹可循，或曰能够自圆其说，尽管截然不同。在埃娃·庇隆的身上，她表现的像一个无私的散财童子，用物质上的挥霍再现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而切·格瓦拉则是头顶荆棘王冠踽踽前行，然后在十字架上为不那么爱自己的世人流血身亡的殉道者。前者满足了最最普通人发乎生理满足的景仰，庸俗却实在。后者则为叛逆磅礴的愤怒和理想找到的出口，激情又超然。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埃娃·庇隆和切·格瓦拉的生命制式都不像是一般意义上正常人的活法，尤其下一个篇章的名字叫做小说与政治，感觉上这两个生命充满了戏剧化并且跟两个很具有异质性政治人物夹缠不清而且很尴尬的沦为后者工具人的角色，非笔墨深厚的大咖不足以再现其人生之跌宕起伏。或许还真的是这样，与其说他们是成为革命圣象的人，不如说他们是活在别人笔下的角色。恩里克·克劳泽本人亦指出，他们的“神迹”来自于围观者和消费主义的二次润色，我几乎可以肯定，其中的很多变化并不是那两个自己想要的。
可是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呢？如果连写下百年孤独这种绮丽之作还拿下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搞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就要求埃娃·庇隆或切·格瓦拉这种在意识形态世界几乎就是文盲或半文盲的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还真是有点强人所难。在描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时候，恩里克·克劳泽使用了特别有趣的开篇方式，他援引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写下的句子“从克瑞翁开始，每个独裁者都是受害者”，末了又在后文细细密密地借别人的口指责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政治的过分亲密，从而使他的诺贝尔文学奖黯然失色。
其间的逻辑其实有点混乱，百年孤独里既玄幻又现实的故事推进里充满了神性和宗教意味，并不会让人觉得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个和政客纠缠不清的人。至于克瑞翁，那个和自己儿子夹缠不清的希腊国王简直比俄狄浦斯更适合做那一出悲剧的主角。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之所以写下这样的句子，并且在自己的生命里和独裁者勾勾搭搭，或许是因为他打从心眼里觉得暴君本身真的是受害者？是背负了理想、迷失于孤独、被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拉扯的受害者？那么恩里克·克劳泽以加西亚·马尔克斯外祖父的礼物——一本字典指出这才是拉美最高的权力，又想引导怎样的联想呢？
在某个行文的转角处，我是真的有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权力的你来我往，会否是身为先知的何塞们的理想在二十世纪的重现呢？那种希望振兴伊比利亚拉美的文化和智慧，结合了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记忆与传奇，然后在新的遣词造句下经由精雕细琢以占据优雅高尚之言语高地，藉此让全世界都看到拉美之精彩伟大的志向，仿佛有了用武之地。至少有一部分的联想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恩里克·克劳泽写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生活在几乎每个人都是保守派的年月，他们把延续西班牙主体文学的愿景变成了对语言科学的痴迷。
不过哥伦比亚人的想法远比我想象的复杂，他们追求的是对传统、历史、经典作家、拉丁根源乃至于西班牙主体文化的垄断（对宗主国而言真是大大的冒犯）。相比于加西亚·马尔克斯领导的针对字典的小型革命，让人更加耳熟能详的当然是他的百年孤独和卡斯特罗这个好朋友。对此，恩里克·克劳泽褒贬不清地说“在西班牙语美洲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和权力之间的联系能够在交往时间、相互忠诚、互相帮助、互相依存方面”跟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之间的关系相媲美。考虑到卡斯特罗是怎么对切·格瓦拉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能得到如此平等地位的评价，很厉害了。
关于百年孤独的段子太多了，所以这本书里让我在意的是他那本《迷宫中的将军》，毕竟上一个出现迷宫的段落，讲的是打通了拉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间荒芜年代的奥克塔维奥·帕斯。这位以文字作为自己革命武器的奇人，从小就在思考个体和群体、国家和世界、伊比利亚拉美和阿兹特克印加之间关系的智者，终其一生都在苦苦寻找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在世界和历史上的存在感，然而却并没有坦然地表白自己走出了迷宫。那么挺明显是为了卡斯特罗（虽然备注说不是）写下的迷宫中的将军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又试图赋予迷宫怎样的超现实意义呢？
所以，恩里克·克劳泽在篇首援引的句子就更显重要。这让我觉得加西亚·马尔克斯是真心同情卡斯特罗在特定历史环境和政治角力下的不由自主，不论是对美苏关系的未来，还是对古巴自身命运的展望，他应该都找不到扎实的立脚点，内在的空虚转战到外在，就会变成各种多疑、猜忌、狭隘、偏私以及尝试各种病急乱投医的蠢行。奇妙的是在讲述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的交集之前，恩里克·克劳泽先探究了某个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外祖父相关的低劣的暴行，各式各样拼凑出来的罗生门般的故事，勾勒出了一个虚无、自大、傲慢的人物形象。
从我根据自己的直观感受总结的三个词来看，加西亚·马尔克斯应该不那么愿意有人用这样的词来形容他的外祖父。所以，我觉得恩里克·克劳泽说的是对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无条件的信赖和忠实于自己的外祖父，他终其一生都想成为和他外祖父一样的人——永远都不会为某些必须要做的事情后悔，只要自己觉得再来一次还是会这么做。恩里克·克劳泽这样描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政治品格，就已经很清晰的说出了这位作家的骨子里有着多么单纯赤诚的强人崇拜倾向。加上他小说里无处不在的反盎撒北美并把美帝国主义包装成圣经诅咒的弥赛亚式启示，就会觉得他和卡斯特罗投缘是有道理的。
更重要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年轻时就已经形成了一则钢铁信条，他认为所谓的“主义”都是一丘之貉，也就是说，他并不相信普通人有机会把自己管理好，或者组织起来可以把国家管理好的政府。恩里克·克劳泽猜测，从那个时候起加西亚·马尔克斯就相信“唯有行之有效的专制主义才能统治美洲”。这里至少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拉美土著文化和西班牙天主教文化共有的对大家长的服从心态，另一个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崇拜的外祖父本来就是家庭的大族长有着一言九鼎的绝对威严。在政治上，这表现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独裁暴政的认同和自觉做出的辩解。
毫无疑问，之所以需要辩解，乃是大部分人都绝不同意。加西亚·马尔克斯杰出的小说，仿佛都是献给或送给那些不为世人所理解的强权者。他们看起来像极了中国文化里称孤道寡的人上人，因为无法回去以及分享的荣耀感到绝望又孤独。恩里克·克劳泽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用他的巧舌如簧哄骗了自己的传记作家马丁，让后者相信自己的作品里有隐秘的线索以引导美洲大陆完成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在面对阿普莱约·门多萨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又增加了俄狄浦斯一家门的悲情色彩和无望的忏悔性。对此，恩里克·克劳泽显然完全不买单。
他认为，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试图用暴君“又老又孤独的形象，激发人们对恶魔的同情”，并不是因为暴君真的是受害者，而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用自己的想象和对外祖父的崇敬，给这些人伪装上了虚弱的灵魂，仿佛他们只是政治风暴裹挟下的工具人，在艰难的世道里用自己的生命和暴虐来保护国家和人民。恩里克·克劳泽提到，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深信不疑的地方是，他认为“权力就是为了被使用而存在的，而且必须有人使用它”。所以，恩里克·克劳泽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态度是微妙的，因为后者的文字不像其他人，他是为权力当说客的。
在和卡斯特罗的通信里，恩里克·克劳泽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奇怪地位卡斯特罗不遗余力做辩护的悖论。加西亚·马尔克斯强调卡斯特罗在赢得群众信任方面的高超智慧，而在前面切·格瓦拉的段落里，恩里克·克劳泽就认为，卡斯特罗的最大能力应该就是非常善于“狐假虎威”——他利用了美苏对峙，搬来赫鲁晓夫对小肯尼迪施加核威慑，然后又利用切·格瓦拉的理想主义和殉道精神把古巴的独立打造成了拉美世界的标杆。这种有着复杂逻辑的认知，甚至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无视了言论管制而给古巴下了“一定会变得更民主”的判词。
更糟糕和引人吐槽的是，当加西亚·马尔克斯拿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卡斯特罗送去了一整艘船的朗姆酒，还送了他一套礼宾别墅。对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成为富有的人和成为革命者不矛盾，只要“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就可以成为真诚的革命者。当给与何塞们的牺牲精神不吝美词，对切·格瓦拉虚无的理想主义无言以对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的说辞在恩里克·克劳泽看来，必然是巧言令色粉饰狡辩——尤其前者在后面的日子里还做了卡斯特罗铲除政治异见者的帮凶，甚至还在小说里为自己设定了奇异的语境，好有机会说出外祖父说过的那句话“我还是会这么做”。
恩里克·克劳泽指责了作家对权力的臣服，或许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从他接手外祖父冷血霸道的政治道德，认为政治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是公众正义。恩里克·克劳泽甚至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终其一生都是滥权的共谋者。对此，他非常生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传记作家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又一位塞万提斯，理由很简单，加西亚·马尔克斯不配。如何结合恩里克·克劳泽对何塞们和奥克塔维奥·帕斯的美誉，想来他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新的图腾是很失望的，那位为权力砌词造句的人显然意味着拉美自由主义的没落，以及先知们无言的失望。
从表面来看，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好像用了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完全不同的方式，以文字作为武器痛打恶劣的现实。自称以写作当成是对抗不幸福方式的巴尔加斯·略萨或许有机会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最符合俄狄浦斯情结的现实人物，不论是他母亲奇异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还是他自己对父亲因幻想破灭以后直接沦为憎恨的急转弯，几乎都可以直接拿来作为希腊神话的题材且毫无违和感。在巴尔加斯·略萨的身上，这种不论对母亲还是对父亲都算是忤逆不孝的情绪，因为他自诩得来的政治使命而被放大。
恩里克·克劳泽在开篇的地方直接用了巴尔加斯·略萨时隔三十六年的自问自答，关于“秘鲁是在什么时候把自己搞砸了”，巴尔加斯·略萨回答说“秘鲁是一个每天都在变糟糕的国家”。恩里克·克劳泽认为变糟糕这件事或许是从西班牙人对末代印加王的谋杀开始，这破坏了南美曾经繁荣和文明的基本道德，加上天花的有差别攻击造成的可怕视觉暴力，让南美印第安人自以为变成了神的弃儿，则或许是他们快速地改宗成为西班牙天主教徒的直接动因。可是巴尔加斯·略萨在意的不仅仅是这个，还有秘鲁从未完成的融合，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和阿兹特克印加文化的融合。
其实也不是什么文化的融合，就是白人和有色人种是如何看待对方这个命题作文的解答。此处又可以插播风雨横渡里为了增加自己的战力，英美军双方都摆出自以为高尚的诱饵在部队了安置了黑人，但是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大部分黑人都感受到不同程度的背叛。即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太平洋上建立了赫赫战功的黑人在回到家乡，依旧会因为他们过于良好的军人精气神而受到歧视甚至殴打。所以说，那里有什么撕裂和冲突，说白了无非就是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然后废话不多直接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一招鲜。
巴尔加斯·略萨当然很快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或许身为读者的我可以认为，他的恍然大悟很有可能是从父亲和母亲的相处模式取得的经验。在恩里克·克劳泽描绘的巴尔加斯·略萨母亲家的情况可以看出来，那是一个在当地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名门，他的外祖父在玻利维亚经营棉花种植的生意，舅舅则是秘鲁驻玻利维亚的大使。至于他的父亲，是一个以宗教气氛和暴乱频发文明城市的电台代理人（难道是广告销售吗），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门第差距，使得他的父亲从不掩饰自己因为自卑而对家庭关系的不信任，而且很快就演变成了暴力和抛弃。
本来吧以为父亲已死的巴尔加斯·略萨完全可以幸福快乐的长大，然后在理想主义和正派政治品格的熏陶下，成为正面积极的思想家——他的舅舅后来当选为秘鲁共和国总统，并极度尊敬法律甚至在巴尔加斯·略萨看来“到了近乎政治自杀的程度”。只可惜，巴尔加斯·略萨的母亲是个恋爱脑，她在偶遇了前夫之后就头也不回地带着儿子重新投入了鬼畜的婚姻。跟着父亲去到利马以后，巴尔加斯·略萨感受到了或许和奥克塔维奥·帕斯同样的孤独，因为对家族权威的困惑，他们一样因为追寻个人存在感的无果而陷入迷茫。
更大的不解应该是在巴尔加斯·略萨的舅舅因为一场军事政变下台而不得不流亡，面对这种情况巴尔加斯·略萨的父亲却拍手叫好，加上他好不容易找到了向父亲表达反抗的写诗这种方式，却被父亲送去了军校，各种复杂的情感扭结在一起终于爆发。巴尔加斯·略萨回忆自己在军校的日子，虽然他觉得自己被关在阴沉的迷雾里，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有因为远离父亲而感到庆幸，那里是他开始成为一名作家的地方。当他终于因为阴差阳错而在舅舅的帮助下进入另一所学校的时候，才算真正开始自己文学解放的人生，并且在舅舅的影响下，他的诗歌从对抗父亲升华到了多元意识形态的高度。
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早期的巴尔加斯·略萨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却讨厌阅读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书，在加入了基督教民主党之后，巴尔加斯·略萨表现出了对不同政治流派的多元接受度。巴尔加斯·略萨没能解释自己政治态度的转变，大概还可能他本人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转变，只是他稍微调整了自我表达的方式或者角度。再进一步来讲，共产主义或者基督教民主党都不重要，到了某个时候，对巴尔加斯·略萨最重要的事情变成了找到作家的承诺——我仿佛在那本书里看到过，作家应该对社会负有一定的使命感，大概和巴尔加斯·略萨讲的是同样的事情。
紧跟着的部分，恩里克·克劳泽用巴尔加斯·略萨惊世骇俗的婚姻来折射他内心的挣扎或者叫恍惚，然后渐渐陷入了形式主义写作方式和承诺论伦理框架的摇摆。按理来说，像巴尔加斯·略萨这样总是在不同立场间探究自我存在感的人，多多少少会有些撕裂感。但恩里克·克劳泽笔下的巴尔加斯·略萨完全没有给我这种感觉，他的困惑，总是包含激情又不乏悠闲，在不知疲倦的工作里保持奇异的孩子气于是总是充满热忱。真实的例子是他前脚为古巴的革命叫好，后脚就从古巴革命的牺牲精神里感受到不理智的气息（莫非此处就是在内涵切·格瓦拉？）。
更有趣的地方是，巴尔加斯·略萨写了很多关于古巴底层人民生活的小说，然后用喀琅施塔得作为了自己理想之地的代称。曾经深爱共产主义左倾思想的巴尔加斯·略萨没理由不知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在那个地方因为表达对战时共产主义不满而爆发的水兵哗变，更进一步来讲，喀琅施塔得事件应该被视为自由农民和国家机器之间的矛盾造成的突发事件。有观点认为，喀琅施塔得代表的是对苏维埃革命幻想的破灭，可是曾经是共产主义者的巴尔加斯·略萨，认为苏维埃的破灭将会是自由革命奇迹得以实现的契机，就很特别了。
对此，巴尔加斯·略萨自己的解释是古巴展示了太多做作和虚伪，以及后来卡斯特罗毫不犹豫的支持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暴行。曾经因为杜布切克政府的民主实验而感到振奋的巴尔加斯·略萨满心的愤怒——和那些南美的先知不同，巴尔加斯·略萨的愤怒是针对更加具体的人事物，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和执政模式。但我没有看过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所以没有办法得出结论，他的小说是不是会因为更接近现实而能够用细微的力量撬动更大的愤怒，然后催生出更大的影响力。反正，在一连串的事情之后，巴尔加斯·略萨选择和革命保持距离，回想某些因为文字不是革命的指责暴跳如雷的前辈，巴尔加斯·略萨看起来真是与众不同。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巴尔加斯·略萨彻底和古巴革命分割清楚，他开始质疑“英雄人物”存在的合理性，认为其中的实践意义如此浅薄等同于骗局（真的不是在内涵切·格瓦拉吗）。随后，巴尔加斯·略萨提出了一个对于整本书来讲都很新鲜的立场，它跳出了非左即右的两极管思维，认为有一种不左不右只坚持独立并捍卫道德底线的位置。按照弗洛伊德成年后必受制于童年的影响的逻辑，大概可以认为到了这个时候，巴尔加斯·略萨对父母施以了同样的否定，并慨然接受了舅舅近乎政治自杀的克己和审慎，且转向了更现实更广域的视角。
恩里克·克劳泽以巴尔加斯·略萨随后发布的作品为线索，展示了作家对象征了拉美革命精神殉道主义牺牲和以独立为名狂热行为的反对。巴尔加斯·略萨认为，因为一百多年的传统陷入组织僵化的狂热主义，已经对南美的自由主义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遏阻——这让我想到了曾经因为表达某些不满而被共产主义者架上“火刑架”的奥克塔维奥·帕斯，有人提问，如果连最伟大的作家表达异议都会有这样的待遇，那么其他人呢？显然，巴尔加斯·略萨也发出了同样的质问。而在这样的质问背后，是他对拉美自由革命走进死胡同的痛心，大约可以等同于他对母亲重新自投罗网的痛心。
从我个人来说，素来不是很相信寄托在抽象理念里的感情有充分的景深可以让人孜孜不倦奋斗终生，所以巴尔加斯·略萨这种有具象投射的理想主义倒是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虽然有人在切·格瓦拉的传记里暗示他做做出了不好的示范，但是和巴尔加斯·略萨明显地指出拉美游击队员的救赎者形象那种智慧引发“惊讶、愤慨和遗憾”的评价相比，实在是太温婉内敛了。激进的游击队对建立可以稳定续存社会到底能不能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面对不完美的政府究竟是应该凭借一腔热情贸然发动政变，还是以暂时的犬儒主义和冷静保守推动社会在民主实验中渐至质变？
至少恩里克·克劳泽笔下的巴尔加斯·略萨没有给出答案。以及和预期相反，巴尔加斯·略萨自己也表现出当政治强人不配支持理想时候的空虚和失落，使得拉美国家的生活常态陷入救不回来、救不出来的混乱不堪。在巴尔加斯·略萨的另一本小说里，他塑造了一个略带甜蜜的革命者形象，却在最后一章才敢和加入自己的视角，恩里克·克劳泽的表达里暗暗藏了巴尔加斯·略萨很难诚实面对却必须要接受的理想崩塌之后更为艰难的重塑压力。可是，巴尔加斯·略萨并没有着急重塑，而是继续驱鬼，让我忽然想到了苏联模式下打破鸡蛋才能煎蛋的逻辑，莫名完美契合。
或许，恩里克·克劳泽觉得自己给了巴尔加斯·略萨足够多的信息，但是对于没有阅读过他作品的人来讲，还是很难从摘录的段落里找到这位作家完整的样貌。最清晰的印象是，巴尔加斯·略萨一直致力于打破拉美革命话术里理想主义、乌托邦、世外桃源的部分。他讨厌那种把不同习俗个别对待然后像放进动物园一样圈起来保护的操作，换言之，他也讨厌那种高举阿兹特克或印加帝国来反对盎撒北美的低劣小品，同时也不喜欢过于强调伊比利亚拉美的清新感来嘲讽前宗主国的老态龙钟。他从自己的不满里提炼戏剧冲突的能力如此之优秀，最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恩里克·克劳泽的这本书里，有三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还有若干个足够分量被写进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品里的人物原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试图表达，从十八世纪末直至二十世纪末的一百多年两百年时间里，拉美的自由民主运动轰轰烈烈荡气回肠，却仅仅于满足创作最恢弘的戏剧场面和传奇故事，并没有真正想过诸如童话里王子公主从此以后过上幸福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幸福生活。那么这些光明伟大的救赎者，他们试图去救赎的是自己还是民族呢？是自己的国家还是整个拉美世界呢？是伊比利亚西语拉美，还是阿兹特克和印加传统呢？
恩里克·克劳泽曾经提到很努力的奥克塔维奥·帕斯为墨西哥的民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没能看到那一天。只是2000年的墨西哥式民主，是否是可以让马尔加斯·略萨的愤怒偃旗息鼓的民主呢？还是他就是讨厌那种似是而非的融合、团结、独立、革命、自由或者民主的套话，以及永远停留在思想层面的自我变革和救赎。恩里克·克劳泽回忆了自己和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对话，关于拉美复杂多源的历史传统和仿佛是难以融合的文化割裂。孤独的迷宫再次作为象征出现。忽然就觉得，奥克塔维奥·帕斯力主先在群体之中认识个体，才能摆脱因为被群体吞没引发的迷失而造成的孤独感。
于是，拉美的问题，就会聚集到孤独感如何驱除，以及怎样才能从中世纪诅咒的迷宫里找到通往现代世界的出口。后记里，恩里克·克劳泽以他和帕斯的对话为契机，讨论了拉美各种秩序之间的冲突，当那些晦涩难懂的名词带给脑回路压迫感的词扎堆出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忽然想到了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南方和北方为了建国的优先级而在其他问题上做出的妥协。当然，到了未来，曾经可以妥协的冲突会变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有没有的存在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都将是内部问题或许是无伤大雅的。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中美建交的过程里，基辛格的政治智慧或许在未来会成为掣肘中国某些行业发展的达克摩斯里之剑，但是在中美联合公报发布的节骨眼上，诸多敏感问题都以似是而非方式先略过不谈。既然恩里克·克劳泽挺郑重其事地提到了拉美和中国挺费解的渊源，他们何以不尝试先达成内部和解——如果中美关系没有参考价值，那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总有参考意义吧，趁着柏林墙倒塌和南非新生，难道拉美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些许启发和触动？
恩里克·克劳泽认为，拉美的郁闷很多是因为这些弥赛亚困囿于理想主义，所以他们努力或牺牲，都是试图激发人民的觉醒和自觉。这再次无可避免的掉落到了知识分子的狭隘，当底层人民忙于为温饱奔波，那里会有精力和余裕来钻研形而上的东西。就算曾经有人为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在街头围绕对话录的演讲拍手叫好，谁又能确定那些人不是以听宗教故事的心情来围观柏拉图这个话痨呢？或者，还会有一些脑袋清明的人，会从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操作里读到厚古薄今的纠结，也就是对大家长、族长、政治强人、弥赛亚的依赖。
在这本书的不少地方，都出现了中国古诗词的意蕴，遥远的拉美知识分子试图借用东方的意象，来承载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美好希冀。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过王阳明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何塞们对拉美的问题洞若观火，却困在各自的传统束缚里动弹不得。切·格瓦拉倒是坚定不移地践行自己的理想，可惜他的理想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过度包装的骗局。和权力做了浮士德式交易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看起来已经放弃在真实世界里寻找拉美的轮廓，转而投向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至于巴尔加斯·略萨，他声讨权力和狂热，却并没有为权力狂热找到出口。
知道最后，恩里克·克劳泽还是没能总结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说法。他从当代拉美知识分子的交流互动里看到拉美似乎已经摆脱了考迪罗主义和军国主义，但并不代表军阀、教会、大地主的三权鼎立土崩瓦解，古老秩序因为既得利益者和试图取代特权阶级的革命者的维护，依旧巍然不动。这就使得贫穷和不平等在现阶段依旧以半永久的方式存在于拉美。对此，终了，恩里克·克劳泽（应该很是无语地）说，未来的日子，会继续有救赎者层出不穷，但只要他们没能接受然后找到乏味渐进的方法，而只是追求波澜壮阔的殉道，拉美的问题，就会继续无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