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er the Hirschman

作者的文笔仍然不够干净，因为原版和中译文都对照，甚至中译文会读起来更清楚…（一般似乎是原版会更好），这造成了每章内部的结构没有那么清楚。当然，非常简洁，是思想性的经济学作品，而非经验性或者模型化的，打通了政治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

Chap1: 从现象出发，发现盈余的deterioration和shack现象，进而导向了外部消费者\公民如何反馈遏制这种现象，引出了exit和voice两个选择。

Chap2-3分别分析了exit作为经济学的常见手段，voice作为政治学的讨论（在经济学中常常被人忽略）；以及，voice可能作为exit的剩余性选择（residual）或替代性选择（alternative），但voice运用起来更加复杂。

Chap4从尼日利亚铁路始终不如陆路运输的现象出发，讨论了exit和voice结合的困难性。前苏联的垄断国有产品，美国的公立教育…有两个视角是关键的：（1）产品的两个维度，价格或质量，尽管在理论上消费者对价格和质量的评价可以相互替代，但是消费者的实际评价不同；（2）以此，可以将消费者的类型分为价格敏感性和质量敏感性两个类别。基于此，作者分析得出，只有在价格质量双高、价格质量双低的产品上，voice才有作用，其他产品都适合直接exit—这意味着在不同的产品和社会阶层中，上等产品适合voice。同时，这两类机制容易相互排斥—基于产品和消费者的特点。

Chap5-6：对现实中两个重要现象的观察和回应，实际上是前面提出的exit-voice框架的应用。

Chap5：考察了垄断现象，有几个重要的观察：①传统认为垄断一定是坏的，但是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没有考虑垄断者不努力工作（slack）的可能。②如何保证垄断者努力工作？通过竞争提供exit选项可能是不行的，因为真正在意的人可能直接exit去买其他东西，然后其他人只能默默忍受垄断者的低质量产品；相反，如果全盘垄断，那么所有人都只能exit，这反而会促进垄断企业的绩效提升。③举了几个有趣的例子，比如哥伦比亚为卸任总统提供补助，但在本国是X比索，在国外是X美元（显然更多），就是垄断企业想让“刺头”exit的典型……与之相反，日本则没有类似的制度，所有人都在一个岛上，真正的“全盘垄断”。

Chap6：从Harold Hotelling的双头垄断、区位模型和两党制讲起，假设1：选民具有线性变化的政治偏好，假设2：选民的需求有弹性——那么结果其实是一个特别基础的博弈论模型（quote Lian Zhou），即A、B两党本来在各自一端和中点的1/2处提供产品是最优的（因为产品和消费者并非同质），但为了获取最多选票/利润，选择到整个线段的中点。结论是：1.在上述双头垄断的假定条件下，两个企业都具有向线段中点移动的趋势；2.此类利润最大化或得票额最高是不符合社会需要的行为，因为与两企业各居于原1/2处相比，它抬高了消费者的购物总成本（如果将消费者所承担的移动成本也一并考虑在内）。这个模型（曾经）很少有人质疑，是经典的，Anthony Downs则改变了线性变化的选民偏好之假设，认为选民的偏好其实是按照单驼峰分布在中间，实际上，这表明了Anthony Downs尝试弥补Hotelling的弹性需求假定对结果可能造成的不严谨影响。

然而，即使是修正之后的Hotelling-Downs模型，也跟1964、1968年共和党推出特别右翼的候选人（Nixon等）的事实不相符合。如何弥补？Hirschman提出可以从呼吁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Hotelling-Downs模型的失败在于，他们假设“消费者（或投票人）被‘复活’而无处投奔这个推论”，无处投奔的人事实上更有积极性鼓吹、宣传、呼吁voice以寻求改变结果，抗议政党的居中政策，尤其是这些意识形态极化的人往往在政党中比较元老、地位很高。当然，这类意识形态极端的人，需求也不是完全没有弹性，在越过某一个边界之后，他们也许会exit以自己建立小政党，彻底对两党之一失望。

Chap7：本章应该是本书最长的一章。

忠诚概念的引入，“忠诚”到底如何定位，其实作者本人没有解释。从全书标题和结构来看，作者认为loyalty和exit voice并列，是对于组织绩效衰退的一种反应。然而，忠诚也可能是一种对于成员状态的事实性描述，并一方面可能从成员的voice, exit中得到体现（他这样做显得很忠诚），另一方面可能对成员的voice, exit构成影响，因此很难说是一个完全并列或平行的概念。忠诚也或许可以作为描述“一类人”的标签。

那么，Hirschman首先讨论了基于计算的、理性的忠诚，“因此，忠诚并不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

忠诚发挥作用的两个机制：①exit没用，且voice需要社会进步，忠诚会阻止退出；②替代品是否可探求。

忠诚的核心：“退出威胁”——退出的可能性会强化呼吁的作用（之前的结论则是：实施退出的障碍越小，采取呼吁的可能性越低）。但是这二者并不矛盾：退出必须是一种可置信的威胁，但这一威胁不应该随便使用。Eg美国的两党制，以及组建第三政党的可能。

一种新的行为模式：联合抵制（boycott），是在exit的边缘上进行voice，兼具二者共同的特点。

行为经济学/心理学的效应：对于从A降落到B的绩效观感，和从B回升到A的绩效观感是不同的。“无意识的忠诚”：没有那么理性，绩效衰减时期很难退出，绩效回升后又很难进入。

入会标准严苛及退出成本较高的忠诚者行为：（1）对于认知失调理论的修正，对行为的认知偏差不仅会改变idea，还会改变后续的行为，“拼命呼吁”；（2）将所有产品分为两类讨论：进入成本为0，退出成本高，Eg国家，其实是鼓励呼吁的；进入成本、退出成本都很高，此时退出威胁太小（因为成本高），因此exit和voice都很难发挥作用。

退出公共物品（公益品、公害品）中“特殊忠诚行为”的两个条件：①成员退出将使组织产出的质量进一步恶化；②成员们继续关注组织绩效恶化的态势——例如教育体系、社区声誉……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两类呼吁机制相互结合的结果：内部呼吁和外部呼吁……

Chap8：分析了美国意识形态中偏爱退出的原因：特殊的地理位置；高压的欧陆王室情况……甚至quote了托克维尔。美国官员的辞职以示抗议尤其特别少（除了麦肯锡，which是重大的政治事件），但其实绩效在不断下降，呼吁似乎显得没用。作者认为应当设计制度来使美国的官员更容易exit（同时也能更好地voice）。

以及，作者提到了黑人群体的exit和voice：exit只是最敏感的那一部分人，而剩下的人其实没法有效地voice……

Chap9：

总结了全书讨论的序列（我承认这部分还是有点框架的……）前面讨论了三点：①退出会抑制voice；②退出在初始的衰败阶段之后是更加有效的（负担相对更小）；③在部分情况下，voice值得加强作为一个替代机制。In the earlier chapters of this volume, much has been made of situations in which exit drives out voice and assumes a disproportionate share of the burden involved in guiding a firm or organization back to efficiency after the initial lapse. It was shown that, in certain situations, voice could function as a valuable mechanism of recuperation and deserves to be strengthened by appropriate institutions.

随后作者给出了四种组织类型，分别分析了（1）他们对exit和voice两种机制的允许程度（极权式的一党制、恐怖组织和犯罪团伙允许exit，不允许voice；一般市场企业允许exit，不允许voice；买主很少的企业或竞争性政党、自愿式协会允许voice，也允许exit；家庭、宗族只允许voice，不允许exit）；（2）以及他们对exit和voice两种机制的回应程度。（竞争性工商企业衰败引起退出，且对退出敏感；成员忠诚度高、民主回应的组织衰败引起voice，且对voice敏感；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但无制度化反应渠道的组织衰败引起voice，但只是对exit敏感；公共企业、懒散寡头组织衰败引起exit，但是对voice敏感——后面两种错配）

大致的结论是，应当在任何组织中都同时加强两种手段，而不是偏废一种。当然，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防止组织绩效衰败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