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王嘉雯丨译后记——多兹：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者
多兹（E. R. Dodds，1893—1979）是二十世纪古典学界最有趣、最具想象力、最不寻常的人物之一。在中学时期，他因与老师作对被叫去校长办公室。校长读了违纪书，然后要求他伸出手掌。然而，让双方都吃惊的是，他的手拒绝移动。多兹说，他对手的奇怪行为感到困惑：“我对这一行为负有责任，但不知为何也没有责任。我将在未来的某个场合回想起它。”多兹再记此事，是他多年后在爱尔兰开往伦敦的邮轮上。船长提议为英国国王祝寿，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只有一个人例外。多兹就是那个例外。在他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他的身体又为他做出了决定——它再一次拒绝移动。
这两则遥相呼应的故事都被多兹记录在他的自传《失踪的人》（Missing Persons，1977）中，并被不断提起。它们刻画了多兹两个相互拉锯的自我：一个深谙如何得体行事的习俗自我，和一个召唤他走上相反道路的隐秘自我。两者相互缠绕，共同编织出多兹为人与为学的肖像：一个在边界内游走的人，却张望着异类、未知和超常事物，他既不遵循群居道德，也不彻底拥抱异类。结果，多兹在各方面看起来都像是一个穿梭在边界内外、拥有多重自我的矛盾体。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尔兰共和党人和民族主义者，但他几乎全部的智性活动都发生在英国尤其是牛津大学。他还娶了一位英国妻子，成了英国的永久移民。他年轻时成绩很好、擅长考试， 但又带领同伴搞“少年犯”恶作剧（比如绑架校长），并尝试通过吸食大麻发现“宇宙的秘密”。
多兹自称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性主义者”，很早就确立了怀疑论和无神论立场。但和他的导师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一样，人类非理性的所有表现形式意外地成了他一生的兴趣所在。在1936 年成为牛津大学钦定希腊语讲席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Greek）之前，多兹一直是一名积极的神秘主义参与者。他参加都柏林、雷丁和伯明翰的心灵感应实验，实地观察灵媒的降神会。多次亲身体验让他无法不相信神秘事物的存在。在1936 年之后，尽管因讲席职务搁置了这些实地活动，他仍然活跃于英国心灵研究学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早年观察到的那些未经理性语言组织的神秘主义感知和信息传递，对多兹来说迫切需要获得某种解释的出口。为此，在1960 年卸任牛津希腊语讲席教授后，他立刻接受了心灵研究学会主席一职，开启了随后长达12 年的超自然现象研究与总结。
是什么召唤多兹向边界之外张望？又是什么把他留在理性主义的边界之内？为何多兹并非对隐藏在暗面中的非理性经验视而不见，但又没有成为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者，就像他的诗人好友叶芝还有乔治·罗素那样？
多兹从不准备将自己的判断力或良知置于任何宗教或政治“主义”之下，除他自己外，他从不依靠谁。不过，多兹坦言，他和苏格拉底一样，有一位自己的守护神。这位守护神在他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为他做出了一系列从未料及的决定。除了开头的两则故事，关于是否离开伯明翰大学前往牛津继任希腊语教授一事，多兹也认为“是他而不是我最终做出了关键的决定”。“是他而不是我”的表述，几乎完全照搬了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中主人公对杀女祭神行为的辩词。而微妙的是，《希腊人与非理性》正是以此剧带出首章，而其中他将阿伽门农的疯狂行为归因于邪恶的超自然介入，也就是人类意识主体之外的神或精灵。
多兹和阿伽门农在说词上的巧合让人不禁联想，是否也正是他的守护神召唤其向理性主义的世界之外张望。不过，这位守护神绝非荷马时代原始心智的延伸，或是他用以发泄非理性的私人渴望的借口。抛开这个略带诗意的表述，多兹与神秘主义其实界限分明。他自称并非神秘主义者，而是旁观这样一种经验的思想史家。面对确乎存在甚至亲眼见证的神秘因素，多兹的工作既不是信仰也不是拒斥，而是理解。多兹晚年仍记得这样一句劝告：在他拒绝致敬英国国王后，同船的一位老人对他说，不要爱你的敌人，也不要恨他，要试着理解他。这一斯宾诺莎式的告诫后来成为多兹对待生活中一切异己因素的态度，尤其是非理性与神秘学。而多兹对待战争的态度也是如此：即便它属于集体非理性，即便它令人厌恶，多兹依然将其作为人类经验的必要组成部分进行了解。“一战”时，他前往萨尔维亚，以医疗志愿者的身份观察战争前线；“二战”时，他在英国外交部研究院（Foreign Office Research Department）研究德国教育，撰写了一本关于纳粹教育系统的册子（Minds in the Making，1941）。
正是对他者寻求理解的智性激情，引领多兹跨越边界， 踏入人类经验的暗面，去呼唤理性主义的乡愁。在这个意义上，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者是可能的，多重自我的性格也能够融贯。你可以既狂野又谨慎，既不拘一格又清晰而具有学术性。神秘主义和怀疑主义可以结合；冲向未知世界的同时， 也可以留下缜密的思想痕迹。所以，当他惊讶于心灵感应实验中那根自动旋转起来的棍子时，他把自己比作了苹果树下的牛顿。不可思议的自动力背后，多兹希望洞穿某种科学原理。他希望看到心灵感应被科学证明，因此抓住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而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他坚信非理性最终会被驱逐，心灵研究也会走向解体。在《大学和社会中的实验研究》（“Experimental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ies and in the Society” ，1962）一文中，多兹预测，现有的精神研究在未来将分散到各学科中：超感知觉将成为正常心理学的一部分；意念力将在物理实验室中得到测量；鬼神附体者身上渗出的物质将由有机化学家分析，产生的方式将由生理学家进行研究；风水师的主张将由地质学家测试。所谓的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将成为一块不毛之地。
多兹一边对前沿科学做着乐观预测，一边力图对古希腊非理性进行全面的地形勘探。贯穿两项工作始终的是他对人类行动之源这一宏大问题的思索。为什么人类要如此这般地行动？为此，人们不仅需要了解理性主义及启蒙运动，还需要掌握人类经验中各种根深蒂固的非理性形式。多兹正是秉持这一信念完成了《希腊人与非理性》的写作。该书分为八章，探讨非理性在古希腊的各种体现。它的主要形式可概括为“被入侵的心灵”：如第一章的超自然介入形式迷乱（ate）和力量感通（menos），第三章的癫狂，第四章的神梦，以及第五章的萨满型人格。在第二章，非理性指的是罪感文化中人们面对世界的无助感和罪感；在第六章，多兹指责苏格拉底忽略情感在普通人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其中非理性被宽泛地等同于情感。尽管多兹的非理性定义在全书中不尽融贯，但这恰恰反映了古希腊非理性的特点，也对应了多兹在第六章提出的宗教“层累堆积体”概念。在缓慢而持久的古希腊宗教运动中，传统信仰模式及非理性范畴几经变动。然而，各个时期的信仰模式并未代代更迭，而是层累地、积淀性地反映在宗教之中。新信仰的出现没有抹杀旧信仰，它或是吸纳后者成为其一部分，或是与后者并行不悖。正因如此，古希腊非理性始终以多样、错综甚至相悖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也是因此，古希腊宗教层累堆积体从未瓦解殆尽：它在古风时代末及古典时代有所松动，但即便在理性主义发展后期的希腊化时代，一个完美无瑕的理性时代也没有来临。
特别地，多兹在《希腊人与非理性》第七章中专门讨论柏拉图对非理性的处理。在柏拉图生活的古典时期雅典，人们以凭借理性解决所有问题为傲，习惯于用理性的利己主义原则来解释一切人类行为，还相信德性本质上是一门理性生活的技艺。这样的骄傲、习惯和信念也伴随了柏拉图一生，他始终没有抛弃理性主义的思想框架。但是，柏拉图对待非理性的态度又相当严肃，无论是对灵魂中的爱欲，还是对其同时期影响颇广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前者在人类体验中不可避免，后者更是无法从大众信仰中连根拔起。因此， 柏拉图一方面保留了转世、回忆、视像、灵魂旅行学说等传统巫术元素，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将其纳入一个全新的理性框架。
柏拉图对非理性的处理对多兹来说或许是示范性的。和多兹解读的柏拉图一样，在探讨人类行动之源“是什么” 这一问题背后，他思索的也是“怎么做”的实际问题。在《希腊人与非理性》末章，多兹提到他在写作中“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我们自己时代的状况”。如何以史为鉴，指引现代人更好地、更理性地行动？古希腊就像现代西方社会的影子：现代人也经历了理性主义的黄金时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社会；但与此同时，现代人和后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一样，也见证了后启蒙运动时代理性的衰退和非理性的蔓延。这在作者生活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变得尤其明显。
事实上，时代关切不仅是多兹研究希腊非理性的出发点，更是他认为的整个古典学科在现代社会的立身之本。多兹目光如炬地指出，在这个批评标准全然不确定的开放时代，许多人只是在道德的黄昏中摸索。即便受过教育，他们也越来越难以区分意义和废话，好的文学和坏的文学。在这种情况下，多兹呼吁，我们应该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一种高级文化，这种文化在没有圣书或教会的指导下已经生存了一千多年。伟大的古典作家提供的不是模型，而是参考点，是纷繁意见的一个坚实基础。
由于对理性自由和随之而来的个体责任的恐惧，希腊最终屈服于理性的逃亡。现代社会虽然面临同样的风险，但多兹却怀有希望。他认为，古人只能用神话或象征性的语言来描述意识阈值之下的东西，而我们已经开始获得理解非理性的力量、奇迹和危险的工具，从而可以通过理解它在人性中的深刻根源来克服非理性主义。这一工具，就是多兹在本书前言中所说的“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之间新近达成的前途无量的结盟”。不过，这一理性主义未来的筹划似乎建立在过于乐观的方法论之上。必须承认，多兹的历史观是进步主义式的：理性终将胜利，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和“驯服”非理性。这种史观导致《希腊人与非理性》具有一个似乎过于融贯的叙述框架，即吉本式的“兴衰史”框架。在本书末章，他将自己的写作称为讲“故事”。多兹的故事本打算从荷马一路讲到新柏拉图主义，汇成一本《希腊—罗马理性主义的兴衰研究》，但其体量之庞大，让他选择止于古典时期。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进步主义的历史叙事或许是受到导师默里的《希腊宗教的五个阶段》（Five Stages of Greek Religion，1925）的影响。多兹的好友、德国古典学家布鲁诺·斯内尔（Bruno Snell）的《心灵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Mind，1953）几乎与《希腊人与非理性》同期出版，此书也构建了一个关于整全人格的进步主义叙述。斯内尔认为荷马人物缺乏现代人的整全人格，个体概念发轫于希腊早期抒情诗中对“我”的自我称谓之中，而这些观点如今已基本被学界抛弃。此外，在《希腊人与非理性》第二章，多兹对古希腊社会从耻感文化向罪感文化转变的解释也受到了批评。他认为古希腊人所谓的焦虑和内疚感来源于旧的家庭团结松动后对违逆父亲的恐惧，它从不被认可的弑父欲望中产生。这种从个体心理、家庭伦理向社会宗教推导的论证，今天已难以被人认同。
但是，抛开以上不足，多兹《希腊人与非理性》一书仍属于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古典学作品之一。该书在塑造当代人对希腊文化的理解方面，比其他任何古典学家的专著做得都多。多兹复兴了希腊宗教研究的人类学方法，并且引入心理学，下一代希腊宗教领军人物瓦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宣称，此书对他的影响比该领域别的书都要大。英国古典学家劳埃德- 琼斯（Hugh Lloyd-Jones）认为，由于非理性的发现，古典研究的转向从尼采开始，在多兹达到高潮。而且，如同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多兹的《希腊人与非理性》也不能用普通的学术标准去衡量。即便某些观点已被抛弃，这样一本书也可以是伟大的，因为在它的错误中我们也看到了自身。
《希腊人与非理性》也比其他古典学专著拥有更多的普通读者。2013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的小说集《逃离》（Runaway，2004）中，有一个故事正以这样的情节开头：女主人公朱丽叶在火车上读多兹的《希腊人与非理性》，她看着窗外凛冽的群山，瞥见了狼，想到多兹于“附录一”中描述的迈娜得斯主义。也是在这样的冬季，隆冬之夜，信女们爬上帕那索斯山，受阻于暴风雪，最后在迷狂状态下接受了救援。门罗笔下的朱丽叶不仅接受了多兹的论述，而且对其做出回应：她在信女的行为中看到人的自我意识的脆弱性，并认为这些都相当“现代”。门罗的描写恰恰反映，多兹笔间所倾注的激情，能以最直接的方式感染读者，又源源不断地激发读者的直觉与感受力。
在一个受到新的非理性主义威胁的世界中，多兹提出的许多问题跨越了近一个世纪仍熠熠生辉。关于多兹的讨论仍在以论文集或会议的形式开展，例如2019年出版的《重新发现多兹：学术、教育、诗歌和超常性》（Rediscovering E. R. Dodds：Scholarship，Education，Poetry，and the Paranormal），以及同年7月在伦敦大学学院召开的“重访《希腊人与非理性》”（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Revisited）会议。此外，尽管多兹在牛津大学担任希腊语讲席教授时并不受人待见，但他在古典系的跨学科主张和本科生博雅教育改革如今看来却颇有前瞻性。
多兹与中国也有短暂的交集。1942年，牛津大学中国宗教和哲学高级讲师休斯（E. R. Hughes）建议英国派出一对分别来自科学和人文领域的学者来华讲学，并与中国当局讨论战后两国的学术合作。修斯提议的科学家是家喻户晓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而多兹则是他选择的人文学者。怀着一贯的对不同人民和他们的思想的兴趣，多兹开始了11 个月的访华活动。他认为，中国是古代高级文化的一个独特案例，它比希腊主义和基督教都早，却在今天仍延续着本土传统。当希腊主义和基督教正在西方文明的视野中逐渐暗淡，在智力和道德上失去指导作用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新的、特殊的重要性，她的历史和现状恰恰说明了一个既没有苏格拉底也没有耶稣的高级文化的潜力。多兹穿越驼峰航线来到中国，他的第一站是当时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多兹和师生们同住在废弃的私人剧院里，在极为艰苦和闭塞的环境下，那些教授和学生对知识的追求给多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师生们站在荒郊野外，热切地讨论T. S. 艾略特、文本批评、维也纳实证主义，多兹则同他们讲授“希腊剧场”“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文本传播”，以及英国现代诗歌和德国教育。因为没有足够大的场地容纳约八百名学生， 多兹第一次演讲时站在校园中央的一张桌子上。他迎着大风吼叫，他的翻译又向听众吼叫，师生们就这样站着听完了演讲。
多兹将他在中国的经历称为自己人生中一段无前因后果的“插曲”。此前，他没有任何中国背景，其后，他又回到牛津继续自己之前的研究轨迹。而值得庆幸的是，《希腊人与非理性》中译本的出版，可以说是再续了多兹与他曾经欣赏的这一具有“新的、特殊的重要性”的非西方文明国度的缘分。这个译本的诞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我于2017年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读大三时从甘阳老师那里接到翻译任务，在大四毕业的暑假完成了正文主体的翻译，最后于2018—2019年在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攻读古典学硕士时完成了繁难的脚注翻译和全书修订工作。漫长的翻译历程伴随着我的求学之路，而随着学识的增长，我也感到多兹关于荷马、柏拉图及悲剧诗人的讨论让人常读常新。那些脚注和附录中大量未被翻译的希腊语、拉丁语引文，对求学初期的我挑战极大，因此，我真诚地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感谢我在圣安德鲁斯的导师Stephen Halliwell、希腊语教师Juan Coderch和好友姚承佐帮我解决希腊语、拉丁语的翻译疑难，感谢Nicolas Wiater老师和我展开了一次由一条脚注引申开的、关于俄耳甫斯教文本传抄的奇妙探索。此外，博雅学院的吴鸿兆师兄、李孟阳师兄和薛璟明曾对译稿提出了宝贵建议，在此也谨表感谢。最后，感谢大师兄承担了本书繁重的校对工作。
在翻译方面，由于《希腊人与非理性》时常涉及对希腊词的多重词义辨析，译文除了在词语首次出现时标注通行的中文释义之外，都保留了希腊词的拉丁文转写形式以防误导读者。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多兹在前言中交代此书的受众包括一般读者，也为其正文中的希腊文提供了译文，但在脚注和附录部分却旁征博引大量尚未引入国内学界的古今文献。为准确和统一起见，对于脚注中出现的参考文献，无论其作者、作品熟悉与否，译文均保留原文。而对原文中多兹未提供英译的引文，则以方括号的形式提供了翻译供读者参考。最后，多兹该书涉猎广博，很多专题讨论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以疏浅学力承担如此巨著，诚惶诚恐。译文中的纰漏舛谬之处，恳请读者不吝指正。
2021 年10 月11 日于芝加哥海德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