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有用”是一种“沟通幻觉”吗？

《“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出版后受到了很多关注，坦白说我还是有些意外的，因为这其实是一本有一定阅读门槛的书，而它的热销说明了我们做出版的人确实不应该低估读者的接受能力。与此同时，我也挺期待这本书能引起更大的讨论。吉见老师的文字看似平和，实则暗藏锋芒，对不同的人来说会有不同的刺激感，也让人好奇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正好前两天，朋友给我发了一篇公号文《沟通幻觉：以吉见俊哉为“无用文科”辩解为例》，事先警告我说是批判哦，我说不怕，吉见老师都说了要“Attack Me”嘛。看完以后觉得，虽然不算是我期待的反应，但从成功唤起我码字冲动的意义上来说，是篇漂亮的文章。本来想约其他老师来写点东西，但是学术圈的人互相抹不开面子，只好由我这个圈外人勉为其难下场。

事先声明，作为编者我肯定是要站在维护作者和作品的立场上说话，所以护短之类肯定是免不了的，但撇开这层作为读者我也是非常赞同吉见老师的观点，至于是否客观相信读者朋友自有判断。同时，我也先表示一下对《沟通》一文作者曲卫国老师的尊敬，不是因为他的资历和头衔，而是因为他敢于在公共议题上发言，如此前要求上海ZF撤销对巴黎贝甜处罚的公开呼吁，令我十分佩服。此处仅针对作者对本书的一些错误解读进行批驳，绝不针对个人。

“文科”的重要性就是在说“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吗？

在该文中，作者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吉见的“文科有用论”是一种“沟通幻觉”。关于这一术语，作者是如此表述的：

无视读者对问题的关注点，按照自己关注的内容，用自己熟悉的思路和语言，立场鲜明、自说自话的议论开去。我之所以称之为“沟通幻觉”，这是因为作者以为自己是在驳斥别人的观点，其实他们是在说服自己，在自己与自己论辩的陷阱难以自拔。

作者同时认为，要破除这一困境，必须自问以下四点：

大家（不是自己）对这个议题的关注点是什么？2）我的语境是否与读者的语境一致？3）我的讨论是否回应了大家的关注点？4）我的阐释大家是否能理解？

由此展开，他认为吉见的主要问题出在用“人文精神”替代了现实中的“文科”——大学里的人文学科，但是社会上普遍认为的“文科无用”所指的是后者（对应1：关注点错了）；吉见说了半天还是在讨论“人文精神”的重要性这个老话题，是学者自说自话，不是在面向大众说话（（对应2：和读者语境不一致），无法与社会的“文科无用论”对话（对应3：回应不了关注点），而且用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来解释文理区别也让人难以理解（对应4：阐释是否被理解）。因此他归纳认为吉见反驳“文科无用”完全是沟通幻觉。

“沟通幻觉”这一框架本身来说是挺好的，表述也很清晰，但拿本书作为对象套用起来却不见得很见效。首先，作者最大的误判，就是将吉见说的“文科”等同于“人文精神”，该文此后一系列驳论都是建立在这条基础上的。坦白说，刚看到这个观点时我是很怀疑作者是否完整读完全书。一个读完全书的人，竟然归纳出吉见说的“文科”问题居然就只是“人文精神”问题，未免也太不可思议了。

姑且看看论证如何展开。首先作者倒也承认吉见原文中对“文科”一词的解释是指向大学里的人文学科，对此他还摘录了吉见内文：“文科作为以人与社会为对象的学问”（p.60），但他立刻又说，这只是说明吉见表达的前后不一致，尽管你明确写了讨论的是人文学科，但是实际上在讨论中还是指向了“人文精神”，证据是《新京报》关于本书的一篇书评文的标题是《大学里面“尴尬”的文科：今天我们为什么依旧需要人文精神》。换而言之，虽然你明确给出了定义，虽然我也没在书里找到你说“文科”就是“人文精神”的明确论据，但是人家书评标题是这样归纳的，你自己写的话不算，书评才算，所以你的关注点就是人文精神，不是大学人文学科，不要辩解了。

但是碰巧，《新京报》这篇书评作者也是我认识的老师，他原文的标题并不是发表的这个，至于是发表时候自己改了还是编辑为了更贴近大众热点而做了调整，就不得而知。必须声明，这绝不是原书评作者或者编辑修改的错，我自己也非常理解这样的改动，这个标题确实准确归纳出书评的核心关注点，没有任何问题。但书评的关注点更多反映的是书评人自己的问题意识所在，而不能等同于作者的观点。实际上，阅读原书评可以发现，书评作者并没有将吉见所说的文科问题归纳为人文精神的问题，相反，作者认为吉见局限于有形的人文学科建制的说明还是存在一定问题，更为重要的其实应该是捍卫人文精神，这也是书评作者读完本书后对自身作为文科教育者使命的认知（用书评作者的原话来说：“反躬自问，我们应饬力捍卫的，可以是有形的学科建制，更应是无形的人文精神”）。也就是说，极力提倡人文精神的不是吉见，而是书评作者。所以说到这里，我怀疑《沟通》一文的作者不仅没有好好读完吉见全书，连这篇书评有没有好好读完都是个问题。

当然，人文精神是文科的内核，谈文科不谈人文精神或者硬说文科与人文精神无关，都是说不过去的，但直接在二者之间划等号，则是另外一回事。也可以说，人文精神是“体”，而文科体系是“用”。实际上，吉见用最大篇幅说的，恰恰就是文科——人文社会学科或者用《沟通》一文作者的话叫“人文精神的解释体系”的作用。而吉见向读者——学生、同行、社会大众中怀着不同动机关注这个问题的人所要解释的，正是这一解释体系的作用，无论是“人生三次进大学”还是“打通学科之墙”，他说的都是这一解释体系（包括它提供的知识、视野、方法、批判性思维，当然也包括最内核的人文精神）在你人生的不同阶段，在你的事业和生活中起到的作用。

“二次入学”与文科之“用”

比如，在提到为什么要“人生三次进大学”，吉见认为30岁到35岁的第二次入学时，人们已经有了职场打拼经验，逐步看清了目前工作的发展空间和局限性，在这个年龄还有机会切换人生轨道，二次入学则提供了这样的机会（p.170）。同时，理科需要学习最新的技术，年轻的头脑有绝对的优势，而年过三十、已经建立自己经验的人要打破既有体系去重头学习，是拼不过年轻人的。但文科正好相反，它原本就是具有反思性、批判性的体系，是建立在人类长期社会、生活经验基础上，因此30多岁的职场人比没有社会经验的18岁新生更有优势，能将书本上的知识和自己生活实践联系起来，也有更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学习目的。正如吉见所说：“当人们在职场中积累了经验，开始用长远目光看待事物的时候，就能以理论来充实这些在工作现场积累下来的经验知识，也有能力质疑这些经验知识正确与否，这就是文科的用武之地。”（p.189）

我自己对此就深有体会。我就是在30岁之后重新进入大学进行了学科切换的学习，并由此开启了全新的职业生涯，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我从小极度讨厌文科学习要求的死记硬背，又无论如何写不好应试的主题作文，所以选择了理科。本科入学时的选择的专业也有很大随机成分，对未来其实没有任何方向，而且在学习过程中感到了严重的无价值的迷茫。即使我能搞明白切比雪夫大数定律的原理，但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些理科知识无法跟我的生命体验产生连接，而我们专业的对口就业也无非是金融证券银行保险之类的跟数字和金钱打工作，展望这样职业生涯让我感到空虚和无聊——除了谋生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吗？但是幸运的是，因为某个契机我发现了做人文出版的工作非常适合我，所以开始谋求职业轨道的转换。但是理转文其实非常艰难，一直到30岁之后考上文科研究生，我才真正实现了这个轨道转换。但也拜此前多年的职场经验所赐，在二次入学的学习生涯中有了完全不同的体验。可以说，二次入学改变了我的人生，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同时，我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学习的快乐，此前无论是十二年寒窗还是本科学习，我都没有丝毫愉快的感觉，二次入学才第一次觉得做学问有意思、有用——无论是对我的生命体验还是对未来的职业帮助。毫无疑问，这是文科学习带给我的。这也和吉见书中所说的完全一致。

再谈谈“人文精神”和“文科学习”的差异。从我来说，其实在二次入学之前，我已经从长期阅读文学和人文社科作品中得到足够的“人文精神”熏陶，对社会问题也已经具备朴素的直觉，对于做一个正常社会的普通公民已经足够了。但是我还是感觉不够，这些启蒙性的人文常识和当下日益复杂变化的社会还是有距离，我需要更好的理论框架去理解这个现状，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行动的方向。就像吉见所说，人文社会学科是怀疑人类自身的知识领域，是对社会现状的质疑。在理解社会这一点上，文科学习能够提供很大的帮助。举个例子，人文学科里经常会说到现代性的问题，劳动的“异化”等等，刚上大学的学生和在格子间蹲了几年天天加班做各类报表PPT之后的人对这一理论感觉就完全不同，对于前者这是书本上的知识，对后者来说这是每一天经历的有血有肉的悲惨现实，当你带着这种体验和疑惑再去问“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的研究动力和研究深度就和前者完全不同，其结果和对你本人，乃至对整个学科的意义也完全不同。

事实上，从人文社科研究来说，很多问题如果无法和作者站在相通问题意识层面出发，最后得到的也只会是外在的知识，而不是和生命、情感体验相通的领悟，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高校盛产封闭性的理论游戏却无法与社会接通的最重要原因——研究者本身并不具备体验这些问题的社会生活经验。我自己也有这样一个案例。课堂上我跟着老师读了福柯、德里达、阿甘本的文献，学习了“生命政治”“主权者”“例外状况”这些术语，大体上文脉也能理解，期末也顺利提交了论文拿了好看的分数，但其实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这些学者要研究这些问题，它们跟我有什么联系。一直到2020年疫情爆发，整整一个月足不出户的体验，我一下子全明白了，原来他们说的真的就是我们身处的现实，这些研究者早就见微知著，比我们更敏感更犀利地捕捉到时代的问题所在。而他们提供的这个理论框架，对于我理解现实到底发生了什么，稳定精神状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今年近三个月的禁足期间，精神抑郁到极点时候，我读到了阿甘本的Where Are We Now，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According to virologists, the enemy is the virus; for doctors, the only goal is recovery; for the government, it is all about maintaining control—and perhaps I’m also doing the same, when I reiterate that we must refuse to pay too high a price.

特别是最后这句，毫不夸张地说看得我热泪盈眶。（关于阿甘本这段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豆友@人类世城市哲学的译文，点击跳转 这位友邻关于该书还有多篇日记摘录翻译，非常推荐）固然，这是一位具备人文精神的哲学家由良心和勇气说出的话，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是基于这位哲学家长期以来在现实体悟和理论建构基础上的洞察力，这才使得他的话具有这样的力量，给了我这样一位处于极度困顿状态的异国读者以精神支持。可以说，我被阿甘本拯救了。这并不是“人文精神”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专业的文科——理论解释体系，在社会发生变化的状况下重新定位价值取向时做出的有力指向。当这种指向性被大多数人理解时，社会就会发生改变，这也正是吉见所说的人文学科的有用性的表现。当然，当前的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样的改变，而这是大众人文工作者应该做的工作——在文科专业知识和大众理解之间架起桥梁。

这里再举文科之用带来价值取向的变化的另一个例子，译文坐标系列里另一本《吸血企业》（强行插播广告），作者观察到传统的日式雇佣模式正在转变为对劳动者“用后即弃”的新模式，定义出“吸血企业”这个新名词，逐渐让社会大众认识到问题不是出在年轻人就业态度而是企业自身，并且尽早提醒大众认识到这些企业将摧残劳动力的成本转嫁到社会整体的严重后果，从而在一个方向上为社会确立了新的价值取向。明年即将要出版的斋藤幸平的《人类世的“资本论”》（再次强行插播广告）中对“去增长”选项的提出，也是同样的情况。能发现这些问题并且找到解决办法或者指出解决方向，不仅需要人文精神或者人文关怀，更重要的是文科领域的专业知识积累学习，才能比大众更早发现问题，也更早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向。这也正是文科之“用”的表现。

以上已经充分说明，大众认识中“文科无用论”中说的“文科”和吉见指向人文社会学科这一“文科”的关注点是一致的。

但《沟通》一文的作者显然也是没有理解到吉见所说的“文科有用”的这一维度，所以才将其回收到他认为从九十年代开始就已经讨论烂的“人文精神”这个老话题中去，并认为在“人文精神”上讨论是无法回应大众认为文科无用的观念。从这一意义上，他的言论本身也正是诠释了他自己所说的这一“沟通幻觉”的绝佳范例——“无视读者对问题的关注点，按照自己关注的内容，用自己熟悉的思路和语言，立场鲜明、自说自话的议论开去”、“以为自己是在驳斥别人的观点，其实是在说服自己，在自己与自己论辩的陷阱难以自拔”。

“人文精神”与“普世价值”

既然吉见说的“文科”并非只指人文精神，因此《沟通》一文对其的驳斥是完全错位和偏题的，就本书内容而言对其回应到此为止已经足够充分了。但抛开本书不提，我对《沟通》一文作者对人文精神和文科关系的诠释感到颇为有趣，这里不妨多聊几句。

作者认为，人文精神是有用的，但人文精神不需要依附于文科，所以人文精神有没有用和作为“人文精神的解释体系”的文科有没有用是两回事。作者在文中没有给出人文精神的准确定义，但是提到“只要有人就有人文精神，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人文精神内容”，不存在什么“人文精神的失落”，只存在“某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人文精神解释体系失去了权威性”。继而展开，他认为文科不能和人文精神划等号的三个理由：第一，文科不见得能培养普世价值，学了文科的人依然可能会做出辱没普世价值的事；第二，存在“批评理论从权势的角度对文科知识体系地位的打击”的情况，所以文科学习的必要性颇为可疑；第三，不去文科学习，大众也可以拥有普世价值和关怀。

说实话，这个论证逻辑是费解的，内在也充满矛盾，有的地方我甚至分不清作者是藏着掖着不说透，还是故意说反话。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犯了“沟通幻觉”四要件最后一点的毛病，没有考虑“我的阐释大家是否能理解？”这一问题。姑且以我不充分的理解，来拆解一下这里的矛盾。

首先，这里我最搞不懂的一点，就是作者所指的“人文精神”到底是指什么？作者一边说“只要有人就有人文精神”，似乎在是说人文精神是类似道德之类的精神性产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因此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人文精神，这看起来像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论调；但一边他又指出吉见重视大学的普世性（“这一价值的高远、普世性，正是大学的生命线所在”），似乎是应证了他认为吉见说文科只是在说人文精神的观点，也是将人文精神与“普世价值”之间划等号。在之后的展开部他甚至干脆把人文精神一词替换成“普世价值”。这种混乱，我只能理解为吉见所说的“理论整合性”上的欠缺。

不仅如此，作者在阐述其对待普世价值的定义和态度上也是混乱的。展开部的2中他这么说：

既然大学文科所传授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历史时期的某些权势运作的产物，既然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既然所谓的普世价值都是权势强加于人的，既然人人都可以解释世界和生活，且每个解释都平等，那大家为什么要去大学学习文科所提供的某些会过时的解释体系呢？

既然“所谓的普世价值都是权势强加于人的”，是“会过时的解释体系”，那么就没有学习的必要，这里似乎又是用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姑且不说是价值虚无主义）对普世价值做了否定。然而在展开部1中，他说并不是学了文科就不仅懂而且会践行这些超然的普世价值，并举了海德格尔等反例，同时展开部3中，他又说“不去文学系学习，大家也可以享受文学，而且可以更自主、自然地享受文学，不受理论和权势干扰……不去文科学习，大家一样可以有普世价值和关怀”。换而言之在1和3中，他对普世价值本身是持肯定的态度，只是认为文科教不了普世价值。2与1、3之间的矛盾也实在是令我难以理解。

一个揣测，作者说话的背景是高校中存在着一股对普世价值批判的暗流，认为普世价值是假命题。但我在逻辑上无法明白的是，如果作者认为普世价值是真的有价值的（如其在1，3中所表现的），那为什么它不可以在文科中学习？如果说海德格尔之类的反例证明了人文学科的学习无法保证能100%培养出学生的普世价值观，那么培养出80%，或50%，20%，甚至1%的人文主义者，就不值得去努力吗？仅仅因为达不到100%就直接否定培养的必要性，是很令人费解的。反过来，如果作者不认同普世价值的存在（如2中表现），认为其只是权势的谎言，不值得学习，那么3中所说大众不去文科也能培养出的普世价值，又有什么意义呢？又有啥值得肯定呢？我实在无法理顺这里的逻辑。

另一个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的点在于，作者认为大学中都不需要重视文科，社会上还能处处洋溢人文精神。固然，在象牙塔外，不受理论和权势干扰，确实能换来一定的学术自由，但是这里依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基础性，二是专业性。基础性的问题是指，什么样的人，在象牙塔之外还会主动去享受文学、学习人文、培养普世价值的关怀？大概率的答案只能是，在教育阶段受到过人文熏陶的人。我也非常希望保安大白们也能人手一册阿伦特，这样很多Banality of Evil就不会发生，问题是人文主义根本无法触碰到他们，他们在抖音短视频手机一滑半天就过去的精神世界中，连“五分钟解读一本名著”都没有存活空间，更别提铅字的世界。这当然不能怪他们，怪的应该是教育者。如果说整个教育阶段都不重视人文，人是无法受到人文精神的启蒙，在此后也很难进行自我教育和成长，社会更不可能拥有人文关怀；而倒过来，如果教育阶段人文受到重视，那么大学设置中不可能不重视文科，所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现大学中文科无用，而社会处处洋溢人文精神的情况。而专业性的问题则是指，社会的人文教育之所以能够形成，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高校人文教育资源的外溢，这一点我们做大众人文出版的人最有资格说这话，大众人文领域最好的作者，都是来自国内外高校的顶尖学者。而如果高校文科自身不具备学科专业知识的高度，那么它是无法前瞻性地应对社会问题的变化。上文我提到阿甘本的例子就是一个证明。当然，很多文科学者本身不具备这样影响社会的素质，所以他们的课题研究变成了自我封闭的游戏。但问题是，这不是文科应该有的状态。实然和应然之间存在距离很正常，应该做的是正视这一距离并且努力做出调整缩小它，而不是直接用实然去否定应然，自我矮化。这也许也是一种当局者迷。

文理区分只是“实用”和“不实用”的差异吗？

《沟通》一文作者的行文中还有不少令我觉得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他认为吉见用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来解释文理区别是令人费解的，一个原因是“这两个概念并不是韦伯在讨论文科与理科区别时提出”。你要说吉见扭曲、错用了韦伯的定义那还有点道理，但仅仅因为韦伯不是在这个语境下提出的就不能用，那也未免太好笑了，这样所有的知识都只能成为禁锢在原始文本上的解释学，根本没有实用创造发展的空间了。作为一个对韦伯原典没有太多深入了解的读者，我并不觉得用吉见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来解释文理区别有什么费解的，相反，在我关注的“文科是否有用”这个问题点上，吉见借用的这个解释框架很好地回应了我的问题点，那么就够了，我想对于其他跟我一样专业直接不够扎实的读者来说也是够了。

其次，《沟通》一文作者认为吉见所说“理科的知识生产多为短期见效，而文科的知识生产多能长期有用”（p.58）有问题，认为文科也有很多短期见效的知识（当然作者可能还需要解释一下他所说的“文本分析方法”是在什么层面意义上短期见效，并且这种见效是否能在扭转大众“文科无用论”的观念中起到作用，从而能成为吉见区分法的替代理论，否则只是说出了一个文不对题的常识而已），理科的理论知识生产并不是都短期见效的，也是长期有用的，所以这种区分是种“错置”。

这一点其实非常容易反驳，因为吉见原文写的就是“多为”“多能”，本身就不是100%的说法，所以挑出几个反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即使它能成立，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实际上犯了无视对方问题意识的“无效沟通”的错误。丸山真男在谈到做学问的方法论时曾提过一种典型的错误：“从作者的问题意识出发，不仅要注意作者写了什么，更要注意作者不写了什么。因为论述者从有针对性的问题出发，不可能面面俱到，自然会伴有舍去作业，排除某些侧面以凸显问题，而被排除的侧面正好是某个读者所熟知的，往往以此来作为作者的纰漏来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不能形成与作者的有效对话。”（《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1961））该文作者犯的就是这个典型错误，没有去理解为什么吉见使用这个框架，进行舍去作业凸显的问题是什么。

我在上文已经提过，吉见说的文科是与大众所说的“文科无用论”对应一致，指大学中的人文社会学科，而这一划分和大学中文理科划分并不完全重合，比如实用性很强的财务会计其实在大学中划分为文科，还有金融、经济等许多热门的文科学科，都被认为是有实用价值、短期就有用，而且很能赚钱的专业，似乎并不适用于世人“文科无用”的批判。倒过来确实有些理科的基础学科也会被为“不太有用”“不太能赚钱”而遭到冷遇。但这是否说明用“实用”（短期见效）和“不实用”（长期见效）的学科划分来替代吉见所说的“文理”之分更合理呢？

我认为并非如此。当人们说文科无用时，和说理科的基础学科短期内也不会有产生直接效益，二者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语感差异。如果没有差异，可以用“实用”和“不实用”来代替文理之分，那么“文科无用论”就成了伪命题，这一观念也就流行不起来了。然而社会上确确实实存在“文科无用”的普遍看法，而且这里针对的对象就是“文科”——人文社会科学，而不是基础数学之类的学科，相反，理科的基础学科中的优秀研究者却常常被视为天才备受普遍的尊重（比如北大“韦神”）。另一方面，文科最优秀的研究者却无法得到这样超越学科的全社会的认可，因此同为“不实用”，也有截然不同的性质。针对这种差异，吉见的区分显然更为恰当。吉见认为，“人文学科是怀疑人类自身的知识领域”，其研究对象是我们不断变化中的自身，是一种内侧出发的研究，而自然科学的对象基本处于我们的外侧。（p.87）“实用”和“不实用”固然是文理之争的一个侧面，但如果仅用这个侧面来理解整个问题，则是忽略了吉见对“文科”本质的把握以及由此出发的意义。而用“实用”和“不实用”来消解“重文轻理”的问题，就像用贫困等经济等问题来消解性别歧视的问题一样，事实上是对本质问题的一种掩盖、淡化，像抹杀了女性问题本身的特殊性一样抹杀了文科价值本身的特殊性。

再岔开讨论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论点，认为“文理分科”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应该回归到早期大学文理未分化阶段的综合视角来考虑这个问题，有些人还进一步指出，当下不少学科的融合也正是这一回归趋势的表现。如果是探讨学科未来发展方向当然没有问题，吉见在书中同样也提到了这样的趋势，同时他也指出，这一趋势也是建立在对“文科有用”的认识基础上的。但是，用“文理分科没有意义”“文理未来会融合”来否定当下“文科是否有用”的讨论显得完全文不对题。作为驳论，首先应该明确吉见讨论的是和你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同时证明吉见原先的立论是有问题。这里不妨借用书中吉见对先行研究进行批评性探讨的三个要求——“实证妥当性”“理论整合性”“结论有用性”（p.174-175）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1）文理划分是否是不符合当下现实的（显然现实中文理分科依然存在，文科无用论也依然大行其道）；（2）吉见的文理分科的定义是否明确，前后是否发生变化（本文已从书中各处引用其定义，并未发现矛盾）；（3）吉见在文理分科标准下谈论的“文科有用论”对于理解、把握现实是否有意义，是否有原创性。完成以上步骤之后，才走到提出替代理论的阶段。所谓“文理分科没有意义”在第一点上就已经栽了跟头，因为这一观点也是根本没有弄清楚吉见讨论的问题点是什么，是完全无视对方的问题点自说自话，作为驳论无法形成有效对话，作为替代理论来说也根本不可能说服认为文科没用的社会大众。这倒是很适合“沟通幻觉”这一说法：“无视读者对问题的关注点，按照自己关注的内容，用自己熟悉的思路和语言，立场鲜明、自说自话的议论开去。”

文科只能是“二刀流”中的短刀吗？

《沟通》一文中还有其他逻辑不清的地方，略举一二。比如，在处理人文和科学的关系上，一方面，作者认为“近代知识和价值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科学知识”，“人类对自身、对自然价值的加深理解还真得归功于科学。就是现代人文学科的知识体系发展与科学（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他认为科学帮助了人文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却又说“现代的人文学科在‘科学性’的逼迫下，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套具有高度自洽性的封闭理论框架和基于这些框架的解释系统”，这导致人文学科陷在术语和黑话里自绝于社会——那么科学到底是帮了人文还是害了人文呢？反正我是没读明白。

但是这样的逻辑混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暴露了作者真实的想法。我不客气揣测一句，尽管作者“从事文科研究和教学一辈子”，却依然认为科学确实比人文重要和有用，就像他自己说的，不仅是近代化，甚至在“人类对自身、对自然价值的加深理解”上也必须“归功于科学”。

与此相较，同样关于理解人自身这个问题，吉见的表述如下：

（人文科学）研究对象就是我们自身。追问自身，带有反思已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之事这一动机。自然科学的对象，基本处于我们的外侧。例如人文社会学科思考语言、身体及心性、风景，而自然科学则讨论信息、人体与大脑、环境。即使实质上是同一个现象，也有着将其视为我们自身内部的问题，还是视为我们外侧的问题这一角度上的差别。当视为我们自身的问题时，价值与意义便成为问题的核心。对此一直坚持不懈展开思索的学问，正是人文社会学科。从其观点出发进行考察之所以“有用”，正因为我们自身也在历史中不断变化。（p.87）

换而言之，吉见认为，即使在面对“人”这一对象时，也可以有从人文和从科学的考察这样“内”“外”两种途径。文科正是在这种区分中确立了自身的有用性。而在《沟通》一文作者那里，这样的区分却似乎是不存在的，所以文科的问题似乎就在于要放下面子，不要试图去指导科学，而要承认被科学的指导，认清自己的地位。“不必举着‘人文精神’或‘普世价值’的大旗去抵挡质疑”，而“‘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有针对性、不回避地讨论文科知识体系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的有用性”。也许再换句话可以说，不惮成为“二刀流”中的短刀。两位学者谁说得更符合现实见仁见智，但谁对自身学科的重要性更有信心则是一目了然了。

当然，我可以理解，在特定的语境中，谁指导谁这个问题有其特殊的意义。在这样的语境下，接受科学的指导，是相对而言较不坏的一个选项。日本学者那里面对的只是市场、经济效益等“科学”指标的压力，而无需承受来自同为文科的ideology的压力（当然科学至上、市场至上也可以说是一种ideology）。当各种价值指向不受压力地同台竞技时，就很难发生错误的指向压倒一切的情况，所以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社会首先需要重视的是文科的价值理性，然后才是理科的工具理性。没有人文价值指向的科学只会走向虚无和毁灭。这其实也是全球绝大多数人文学者，甚至是很多科学家的共识。但中国的人文学者是个例外，即使剔除外部压力，可能依然有很多文科人会认为科学是胜过人文，更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这实在是个令人悲哀的现实。

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沟通》一文作者认定吉见是陷入“沟通幻觉”，自说自话，“能与持文科有用论的文科学者沟通，但未必能说服持不同观点的人”。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文科内部的人，他替文科外部的人（以及一部分原本也持文科无用论的文科内部人）下了论断，认为吉见是说服不了他们的（当然作者很客气地加了一个“未必”）。我当然也不认为吉见是能100%说服读者，《沟通》一文作者显然就是属于没有被吉见说服的一个。但是我认为吉见至少能说服一部分读者——也许是文科内部的人，也许是文科外部的。而且作为出版者，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本书作为译文坐标系列同期四本中卖得最好的一本，它的读者绝不只是“持文科有用论的文科学者”。坦白说，就连我也不是很清楚，读者们都是各自怀着什么样的心理来关注这本书，以至于它获得了这么高的关注度。是对人文知识价值的关心，还是对自己学习文科的迷茫？是陷入价值虚无迷茫的理科生想了解文科的解释途径，还是作为文科生想找到一些用来说服大众的论据？我确实不清楚，但是我很高兴有这么多意想之外的读者出现，也很高兴大家能从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角度去切入这个话题。所以我不会去做预设，好像“大家”想法都是一样的，好像我知道“大家”关注什么而吉见老师却不知道——我没有那么有自信。

最后说一个题外话的小故事。有一次和来出差的高中朋友聊天，他是当年我们班理科成绩最好的一个，一路沿着技术人员的路径发展，那次也是来参加机器人大会之类的活动。席间聊起了AI技术，大数据算法云云，朋友说得眉飞色舞，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以后就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我则对技术过度发展对人的侵犯表示了担忧，以及会造成“多余人口”、贫富分化与阶层固化。他也承认这是有问题，但没办法，社会就是这么发展的，《铳梦》、《兽王星》不都早就写了这样的未来？（毕竟还是一起看ANIME长大的小伙伴），即使不好我们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发展规律，只能顺应它，让自己幸存下来。顺便又聊到鸡娃的话题，虽然他也觉得不好，但为了不让小孩出现阶层掉落，只能这么做。而当我追问，从比例来说，总有一部分人要掉下来，如果你家闺女资质不好怎么鸡都没用，掉到底层了很惨怎么办。朋友沉默了一会，最后突然冒出一句：“这个就是你们文科生要考虑的事。”也就是说，即使表面信奉社达的他，也会期待一个相对公平、弱者也能得到保障的社会，因为每个人在命运的某个节点都有可能沦为弱者，而在他自身的社达逻辑中，是无法找到打破这个困境的出路的，所以信奉技术能够解决一切的他，在这个问题上却下意识说出了承认文科有用性的话，令我印象深刻。

所以，为了在商业至上、技术至上的时代实现价值尺度的变转，为了让《铳梦》和《兽王星》预示的黑暗未来不要变成现实，我们今天必须“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文科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