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人物写作方法论

知识分子人物写作素来是人物写作中的重要领域。书写这类人物需要平衡人物本身的情感和性格与对智识的评说，并以此来搭建历史。张泉出色地展现了一种可能。

要讲述20世纪上半叶这一代中国考古学者的成就，张泉首先以学者所在的组织机构——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为支点，把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按照时间顺序，阐述机构的成立和壮大乃至于一代人的成长，以标志性的事件和场景，展现他们如何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做出另世界瞩目的成就，改写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历史，而在面临民族自觉和来自西方的冲击和挑战，他们又如何坚守自己的人格和原则。

放眼国内外，知识分子人物写作汗牛充栋。张泉的另一本书《中华文明访谈录》、李宗陶的《思虑中国》和李怀宇的《访问历史》在报道中保留了访问的形式，并且以单独的学人独立成篇，彼此无关，相比之下，《荒野上的大师》几乎全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并未涉及访谈，在写作中突出了这一代考古学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彼此生命中的影响和启迪，强调以一群人讲述整个时代。而对照利奥·达姆罗施的《重返昨日世界》，这本书讲述影响了18世纪英国的俱乐部成员，尤其详细书写了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而张泉更强调学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影响对于学科的贡献。

在全书中，张泉多次着力描写场景，关于古老的历史，也可能关乎文物被发掘的那个时刻，让我们穿越回到那段生动的过去，以小见大，以此唤起对过往的想象，从而认识到时间和文物的不朽价值。从银商时代故城的当年想象，到董作宾在殷墟的发掘现场，乃至于那个时代的考古条件和社会背景；从采矿的场景、技术的使用，到那一代学人所经历的中学和西潮的角力……

例如第三部分的第一章：“在过去商朝的皇宫上面，人们夜以继日地耕种劳作，生老病死。那座古老而恢弘的城垣，就掩埋在他们脚下十几米深的泥土里，和祖先们业已腐朽的躯体一道，滋养着他们的小麦和棉花。只有雷点震烁的雨夜，才会叩响地下那座沉默的城垣，仿佛一具沉睡了千年的钟鼎，再度发出暗哑的铮鸣。

董作宾从一片苍黄的天空下眺望那座看不见的城市时，殷商时代已经沉入地底三千年。……“

这是一种近十多年来通行的媒体化写作方法，它要求一种白描的能力，需要从浩繁的资料当中发挥取舍的眼力和想象力，更大程度上突出了叙述的戏剧性，让故事变得更为好看。张泉遵循了这样一种方法，并且在全书的谋篇布局中贯彻始终。在每一个部分，他都找到关键性事件，来勾勒组织机构的成立、人员的组织和聘用、人物的形象、团队做出成就的始末、机构最终的解散。素材立足于资料，而非采访，重点落在与组织机构的兴衰有关的人事之上，而不像岱峻的《走出李庄》《民国衣冠》囊括了与那个历史时期和地点有关更广泛的资料，并且结合了对学者后人的采访。

张泉往往能够驾驭庞杂的素材，举重若轻，把我们带入那个时代，发掘那个时代的特殊价值。诸如，他指出，那个年代的人们以为碑刻是艺术，而建筑还不能算是艺术，从而突出了营造学社的工作的难得；那个时代还存在书生囿于书斋、不能去往野外的偏见，从而嘉许了丁文江等人开天辟地的考古实践。

人物写作是一种面向写作者自身和读者的论证过程，面对耳熟能详的大师的成就，尤其需要作者做出独立的判断和考证。张泉往往独辟蹊径，取舍得当，基于扎实的史实下判断。例如，写到史语所前往台湾，他这样评价到生命尾声的傅斯年：“傅斯年起初可能成为第一流的学者，却被纷扰烦琐的政事所误。……他其实也不是一个足够好的管理者，他做事过于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这是他的性格悲剧，却也正是他的人格光辉。”这一评价是以前文中对傅斯年组建史语所、照拂人才的叙述为基础的。张泉并未一味地建立人格的丰碑，而是承认其晦暗的一面，从中更见其光彩。

而要处理群像写作，张泉往往突出了他们之间的相互支持、启发和合作，从而通过一群人来带出一个时代。诸如，“十八罗汉”在考古前辈的严格培养下从地质调查所毕业，多年后成为中国地质界的中坚力量；吴宓百般筹谋举荐陈寅恪，加入清华国学研究院，融入了王国维、李济、赵元任等人托起的群星闪耀，虽然云散之后，他们各奔东西，直到老年，仍然相互关注和扶持。

同样令人激赏的是，在全书星罗棋布的抒情描写：“来时满怀踌躇，去路凄风冷雨。千百年来，书生的意气与天真，世事的诡谲与残酷，都消融在王国维的一来一去之间和吴宓的一迎一送之际。”；“遥隔千年，相距万里，李诫的书写、朱启铃的搜寻、陶湘的考证、梁启超的期望……建筑之光曲折蜿蜒，最终汇聚在梁思成身上。纸面上的线条与图案，蜿蜒成他一生无法走出的佛殿与宫墙。“……

这种语言虽然风格华丽烂漫，但并不因此失去表达力，它以高度凝练的概括力、生动形象的提炼，寥寥数语，写尽了学人生命的光彩，其意义和价值从中毕现，余响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