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第一财经】刻意宣扬女性消费，是在遮蔽深层次的不平等
作者：彭晓玲责编：李刚
2018年10月，青年学者黄炎宁在交完博士论文，感觉忽然失去生活重心时，受邀翻译了美国社会学家瑞秋·谢尔曼的《不安之街》。初看这本写美国富人阶层的焦虑的书时，黄炎宁第一感觉是有趣，书中很多内容都和以往他对富人的印象不一样。全书翻译完后才觉得，这些美国富人因拥有财富太多而产生的良心不安和焦虑，竟和他博士论文的研究颇有相似之处。
黄炎宁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网络流行语里的阶层和性别维度，比如“屌丝”“高富帅”“白富美”“矮穷挫”“土豪”“霸道总裁”“经济适用男”“败家娘们”等一系列关于阶层、社会地位又兼具性别意味的新词，在年轻网友中的使用和理解。他印象很深的是，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都市白领和大学生都会用“屌丝”一词进行自嘲。比如一个程序员说，一年夏天他背着电脑包、穿着短裤和T恤走入上海金茂大厦的高档写字楼时，看见周围的人都西装革履、妆容精致，瞬间觉得自己“真是个屌丝”。
“这些中国社会的新中产把自己看成‘屌丝’，与那些把自己视为中产的美国富人挺像，都觉得这样的定位相对而言更舒适，或者说道德上是最OK的状态。”如今已是西交利物浦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媒体与传播学系助理教授的黄炎宁说。他非常赞同谢尔曼在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当我们太习惯于从一个人的个体品质去判断对方是否值得拥有财富和特权时，就会妨碍对社会不平等的总体把握。
被有钱男性内化的女性消费
第一财经：你研究性别问题，《不安之街》详细讲了有钱阶层全职太太的不安和焦虑，这些女性和普通家庭女性一样，因为家务劳动价值不受认可而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富裕阶层掌握和可分配的家庭财富远远大于普通人，是否这些女性和普通女性相比，面临的不平等更明显，同时也更隐蔽呢？
黄炎宁：我同意你的讲法，就是上层女性看起来光鲜亮丽，实际她们在家庭内部还是弱势地位，只不过这种位置更不容易被社会看到。这个问题里还有一个角度也比较有意思，就是你提到的普通家庭女性。“普通”这个词也要去反思它到底代表着什么，是城市中产阶层？还是农民工家庭，或者说农民家庭？里面内涵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读博士的时候，读过一些关于农民工女性的研究，自己也做过这方面研究，发现农民工家庭的女性，哪怕她们工资不多，还是要跟丈夫一起分担养家责任，很多人都很强调自己的经济独立，尽管她们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所以有学者讲，打工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赋权了这个群体的女性，让她们从更传统的农村家庭结构中解脱出来。
而城市中产阶层家庭的女性，这几年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回归家庭，然后她们又很挣扎很矛盾。所以不同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地位，跟本身的经济地位，或者说家庭所处的社会地位是很相关的，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就是学术圈讲的，性别和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或者权力关系是交叉的，不能脱离了阶层去讲性别，也不能脱离性别讲阶层。
第一财经：那你怎么看《不安之街》中展现的全职太太的不安呢？
黄炎宁：回到《不安之街》中这些上层女性，她们有个特权是可以雇人去做家务。但这又进一步加重了她们的道德不安感，会对自己在家庭内部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产生怀疑，她们的丈夫也是如此。所以作者提到了一个词叫“消费劳动”，就是说这些妻子其实是花了大量精力在买东西，比如挑装修材料等，这当然也是劳动，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而且一个人的生活中只有消费时，其实很累的。但是社会和媒体对消费的呈现往往是很欢乐的，让人觉得整体消费是件乐事。于是她们的丈夫看到妻子说累的时候，很难理解她们，觉得你已经都在买买买了，还想怎么样？所以消费背后，依然可以看到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也是被有钱男性所内化的。
商业资本在有意介入女性话题
第一财经：但国内外很多展现富人生活的影视剧里，富太太出现的场景都与高档消费有关，这也加深了对女性消费的偏见吧？
黄炎宁：是的，其实不光是影视剧里，网络上也是这样。比如每年“双十一”都有关于“败家娘们”的段子，还宣扬丈夫很爱妻子的方式就是不断为她去消费。如果是女权主义者或者学者，就会对这种呈现做很多反思。比如为什么是女性消费，男性在赚钱？二元刻画背后也体现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不断强调女性消费，把女性消费塑造得很有趣很美好，结果就是把女性在工作上的待遇是否相比男性在变差、女性能否跟男性赚一样的钱、男女能否获得一样的机会等深层次问题遮蔽起来了，并把男女之间的经济地位不平等浪漫化。几年前，我就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这个话题一直比较受关注，里面也有商业资本在利用女性话题来吸引眼球的因素。
第一财经：你怎么看待商业资本介入女性话题？
黄炎宁：这个现象有好有坏。好的一面当然是在让更多女性发声或者说体现女性的自主性，但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资本支撑的或者说跟资本有勾连的这样一种女性主义，肯定只针对某些更有消费力的女性群体，不会去关注农民工、老年女性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另一方面，商业资本驱使下的女性主义，对男性的刻画也是很精英的，男性有社会地位，同时又特别温柔，总之各方面都很完美。这样的男性在真实生活也是很难找到的，要一个男性达到这样的标准，其实也是很累的。
富人的不安是否有代表性？
第一财经：谢尔曼也说，因为采访对象太难接触，学术界对富人的研究非常少。之前，国内翻译出版了一本《富豪的心理：财富精英的隐秘知识》，也是少见的一个社会学访谈。受访的45位德国富人中，2/3的受访者净资产在3000万~10亿欧元之间。书中有个章节是“金钱对你意味着什么？”，除了3位受访者担心变穷，其余42人对拥有巨额财富的体验都非常正向，没有“财富的焦虑”，富豪们身上那种自信也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相比而言，《不安之街》中的富人不是站在财富金字塔的顶层，作者也访谈了《富豪的心理》中没有被纳入的全职太太，两本书的受访者对待财富的心态差异也非常大。你觉得《不安之街》中展示的富人的“不安”是否有代表性？
黄炎宁：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富豪的心理》那本书的作者是男性吗？
第一财经：是的，雷纳· 齐特尔曼以前在柏林的著名报社负责房地产广告和策划，后来赶上了柏林房价上涨积累了第一笔财富，之后又开了咨询公司等，成为亿万富豪。同时他又很有学术追求，写了很多书。
黄炎宁：首先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富豪的心理》作者是男性，很有钱，《不安之街》的作者谢尔曼是女性，她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经济地位肯定要低一点。这些区别就会影响他们怎么看待有钱人，切入问题的角度肯定也有区别。
其次，访谈对象和访谈者之间的关系，绝对会影响访谈对象讲的话。这是我们做人文社科研究，特别是我们讲的定性研究，我们都会去反思的。比如我作为一个男性去访谈一个女性时，我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也会对对方的回答产生影响。
第三，两群受访的富人不一样，《富豪的心理》中的富人是1%的群体，谢尔曼采访的富人可以说是在5%~1%之间。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很有钱的男性，去采访那些1%最有钱的人，某种程度上他们在做类似经济频道、财富频道之类的商业对话，谈的自然是自己怎么成功。而谢尔曼也承认采访的男性并不是那么多，大多数是富裕女性，她们可能更多会偏向于去讲自己的焦虑，两者之间就会产生很有趣的差异。说到底就是，人的心境不一样，面对不同人的时候，对自我理解、对自己成功的理解不一样，讲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两本关于富人的访谈，呈现出对财富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不过，我觉得《富豪的心理》和《不安之街》的观点不矛盾，而且谢尔曼的这本书更进了一步。她强调的是，富人之所以要把自己视为非常有道德感、非常有效率，是因为他们其实内心很焦虑，要告诉自己为什么对得起这份财富，所以会跟自己，同时也跟别人强调财富的正当性和自己的能干，这种能干就体现在《富豪的心理》里。
而《不安之街》里最主要的内容是，作者希望我们去反思，为什么有钱人一定要把自己塑造为有道德的人？还希望我们反思谈论有钱人的时候，把富人分为好富人和坏富人的逻辑，是否会遮蔽对于社会结构的认知？谢尔曼认为，不管是好富人还是坏富人，他们财富的积累都到了跟普通人悬殊太大的地步，这就是贫富差距的体现，是客观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而把富人简单分为好和坏，就把财富分配中的结构性问题个人化了，变成如果一个人是好富人，有这么多钱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话就不能真正触及财富分配中的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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