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举中的备考焦虑

由于青年考生和老年考生要在科举市场上“公平”竞争，他们都为考生的科举生活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个体经验。年轻一辈对榜上有名的风光庆祝心向往之，而对功名可望而不可即的年长考生，也会对名落孙山的折磨感到同病相怜。然而，对于他们所有人而言，与之相随的紧张情绪——对于年轻一辈来说是漫长的寒窗苦读，而对年长考生而言是更为漫长的屡试不第——不过是人们对帝国科举制度的自然情感表现。

科举考场对于登科及第的青年考生来说是充满机遇的地方，而对从未成功的年长考生来说却是“文化监狱”。科举及第的压力也形塑了他们的个性。对于他们大多数人而言，坚持不懈地应举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其他人则将科考失意升华为精英与通俗情感表达的文化象征，有时也意味着对深受其折磨的文化监狱进行政治抵制。

01 失意还是成功

科举考试机制介乎精英思想话语与文士日常生活之间。而焦虑情绪则是他们生活中的催化剂，它给一些人带来了名望和财富，却使大多数人陷入失望乃至绝望。本书记录了文士们频繁地乞灵于宗教和占卜术的种种行为，他们试图通过这类方式疏导在竞争激烈的地方院试、乡试和会试等典型科举场合的情绪反应。在1904年的晚清末科殿试中，商衍鎏被点为探花，他曾写下自己的考试经历：“（衍燊兄）二十岁中辛卯科举人，翌年到北京会试后还广州，一病而逝。我母亲说：‘聪明太过不主寿，不如你笨些的好。’”

像吴敬梓《儒林外史》这样的通俗小说，或是蒲松龄（1640—1715）写的文言短篇故事，其作者都是科举落榜的书生，因此他们会用大众流行的市井方言来嘲讽这一取士选拔的过程。而这些虚构故事并非“透明的文本”。其叙事必须被解读为文化建构的产物，并以落榜者的视角框定了科举过程。由于这些作品同时吸引了包括精英与非精英在内的“大众”读者，我在此特意对“大众-精英”的二元对立提出质疑，并力图展现这两极之间复杂而灵活的互动。那些被记录下来的梦境与吉兆是最突出的非官方记载，它们反映了潜在的、集体性的考生心理压力，并为外界提供了一套关于个体成败的解释。

因此，科举所产生的焦虑心态是一种历史现象，并主要是男性个体的深刻体验，这也符合父权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但男性的家庭成员，如他的父母、姊妹、亲眷也无法摆脱这种焦虑。他们替他分忧、提供慰藉与鼓励，但关乎科举成败的直接个人经验依然属于成千上万的男性考生。正如我们看到的，男性考生间彼此激烈竞争，而登科及第的概率也越来越小。社会形态与政治决策之间的巨大鸿沟，也使得考官的官方经典标准与考生所运用的那些宗教手段背道而驰，后者更被考生当作缓解担忧与负面情绪的良方。

科举考生的落榜失意自隋、唐以来就是一个常见主题。为了能写经义文（1756年后又要学会写律诗），需要相当程度的典籍记诵、古诗文的广泛阅读，以及经年累月的写作训练。这就占用了一个考生从童年到青年的人生阶段，并成为帝国范围内历代精英家庭子弟的共同经历，这一点不受方言与地域的差异性影响。至于那些仅仅受过短期教育的人则只掌握了科举范文，而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广泛记诵，即便这样，如若他们想要通过地方性的院考、科考步入官场的话，他们依然需要具备文言文读写能力。

科举及第通常也意味着事业上的成功，尽管所谓的成功标准在明代和清代已发生了戏剧性转变。在明末，除了进士以外的科举头衔均已贬值，而到了清代，即便是进士也通常要候缺数年才能被任命为知县或知府——如果他们在进士群体中的资历能熬出头的话。即便如此，生员和举人所积累的地方社会声望、法律特权，以及免除徭役等种种好处，依然令众多出身精英家族的青年和老年考生甘愿在科举市场上竞争。但19世纪后通过科举获得成功的机会越发渺茫，这严重加剧了人们的紧张情绪。

自从科举在唐宋时期扩张开始，这一紧张气氛便与科举市场形影不离。没有一个朝代在精英人口的增长方面能和清朝相提并论。对于在明、清精英家族中成长起来的男性成员而言，他们自有一套预先设定的、存在已久的社会化人生之路。成年人为成千上万的幼年士族男性的童年定下了日常备考章程。

男性焦虑与文士挫败感实为一体两面。所谓的“男性焦虑”是一种属于精英的社会与思想现象，它产生于男性个人与家庭生活的相关历史经验。明代医师诊断出一种特定类型的“郁”，他们将这种可识别的“思郁”症状与落榜考生在谋求成功过程中的持续受挫联系在一起。这种情感压力仅见于乡绅—商人精英自发的陈述。然而，汉人精英纾解压力的方法着实不少，它们被用来应对备考生活中的男性焦虑、无情的科举考试机器，以及选拔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紧张心态等诸多历史现实。

02 科举的宗教面向和世俗稳定

在世俗的想象中，“命”通常被拿来解释内在于科举选拔过程核心的社会与文化不平等。很多人对自身成败的接受，源于他们相信科举排名的背后有神明的旨意。那些在科举考试竞争中落败的精英子弟，会自我治疗式地援用“命”来看待那些成功的人，尽管后者实际上看不出有任何方面比前者优秀。当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时，许多中国人——无论是精英还是农民——都会求神问佛、礼拜寺庙，并参加当地的宗教活动，以此作为协调自洽、使其生活复归常态的手段。

文士生活的一大讽刺就在于，科举教育制度考查的是像四书、五经这样大体上去宗教化的经典，它禁止道士、佛僧步入考场，宗教典籍也被排除在官方科举科目之外，但这样的科举制度却充斥着许多外在的宗教感性，以至于备考生活与宗教生活之间已无明确的界限。例如，唐代官方曾下令，如果科举考试持续至夜间，而考生在考试结束后无法回家的话，他们被允许在光宅寺留宿。而在宋代，供奉孔子的文庙在考试前成了科举考生的祈福之地。

到了明代，文昌神崇拜空前繁盛。世纪关于科举考生的记载经常提到他们在各自的家乡，或是在奔赴省会、进京赶考的路上组织文昌社。比方说，十余位科举考生于1441年造访了山西太原的文昌行宫，“为文昌社，上表以祈功名”。又如1454年，即将跻身士大夫之列的明人丘濬尚在准备京城会试，而早在十年前他就通过了广东省乡试。一次，他在梦中见到了文昌帝，帝君称赞他持诵《文帝孝经》甚勤，并保证他在接下来的科举考试中必能高中。明代考生自称供养“文昌帝君”得以中第成为一时风尚，连王阳明的弟子杨起元（1547—1599）也不例外，他因在科举制艺中融入了禅宗思想而为世人所知。

明、清科举士人经常崇拜的另一个民间宗教信仰便是关帝，这位历史人物被神化为战神，有时还充当财神。关羽在中古时期开始被封神，他作为历史上的忠臣武将在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被浪漫化，由此化身为关公，成了怜悯众生、保障商贾致富、护佑文士中举的神明。帝国范围内的关帝信仰，根据善恶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行为，由此弘扬忠义、福佑善人。清代的雍正皇帝更将关帝崇拜纳入整个帝国的庙宇等级体系中，朝廷由此将之整编为王朝的官方守护神。

据说在1547年，一个名为张春的考生梦见关帝请求他医治其耳疾，并以乡试、会试中第作为回报。张春当时居住的寺庙有幅关帝画像，在他醒来后，张春发现画上关帝的耳朵恰好被蜂蜜堵住了，他便把蜂蜜从画上除去。第二天晚上，张春又梦见关帝前来答谢他，并表示不会忘记他的善行。在明末，一个身患痼疾的考生梦见关帝告诉自己将会康复并通过下一场科举考试。但之后，由于此人痊愈后变得贪得无厌，他最终在科举中落榜。事后，这名考生去庙里求签询问自己为何失败，关帝解释说“天理”不容侵犯。1619年通过会试的贡士中，有八位据说在梦中见到关帝，并在其呈示的名单上榜上有名。

03 民间故事和宗教

为了在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除了应对外在压力和符合经学教育的要求，还需要考生在精神上保持内在的心理健康。而宗教教谕与道德感化不仅是处理科举失利、使考生不至归咎于考试制度的正当排解方式，就连登科也最终会与精神顿悟和情感上的成熟相挂钩。宗教与文士生活共同创造了一个十分健康的心理避难所，把考生从严酷的科场现实中解救出来。

道德是关乎科举成败的典型而灵活的考量标准。例如，在1481年京师会试开始前，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住在一位富贵人的家中，其主人尽管有多个侍妾，但始终膝下无子。一天晚上，主人派其中一名侍妾来到王华房中，并带来一张便条，说这是主人自己的意思，想借王华让自己有个后嗣。王华拒绝了这种苟且，并在回信中说此举“恐惊天下”。第二天，一名道士被请至富人家中祈福先祖，但他在中途陷入了沉睡。等他一醒来，这位道士讲道，他在天宫参加了一场考试，状元也在当场公布出来。当被问及具体情形时，道士不敢泄露状元之名，但他记得在梦中行进的队列持有“恐惊天下”的旗帜。

许多文士相信轮回。在1642年的一场乡试中，有位考生在梦中见到一位吉相满面的妇人，他从这位妇人那里预先获知了考题，事后他得知此女正死于自己出生当日。又比如，有人发现1659年的会试会元朱锦生平中有若干巧合之事，便称他于一个世纪前有一前身，后来投胎为朱锦。陈元龙三四岁时经常梦见佛偈，但他的母亲敦促他致力于儒学，并说佛门教义不值得效仿。在他母亲去世后，陈元龙为其守丧而拒不应举。1679年，博学鸿词科的考官鼓励陈元龙接受举荐、参加考试，但结果却铩羽而归。陈元龙最终在1685年殿试中名列探花，此后得以身居高位。而佛门义理与入仕生活的冲突始终困扰着他，他花了数十年方才彻底解决这一困境。

尽管入仕生涯有种种看得见的好处，明、清宗教文学依然为年轻人指引了一条与应试科举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明代早期的宝卷中普遍传播着宗教价值观，文中记载了有德之士如何获得救赎，而世俗佛教中的业报观念与文士对悟道的追求往往结合在一起，并有时将迈向名利的科举仕途视为堕落沉沦之路。世俗的成功与超验的顿悟之间的彼此对抗，同样足以挑战日常生活中的家族观。佛僧与道士成了善男信女的榜样，鼓励后者远离社会羁绊、过一种禁欲生活。

这一宗教理想也有遭受挫折的时候。如在18世纪初次刊印的《刘香宝卷》中，名为香女的女主人公反驳了丈夫的科举事业，她说：“要读书何用？只要你学道，禄在其中矣……一世为官万世仇。冤冤相报几时休。奴奴指你西方路，奉劝夫君趁早修，趁早修。”而愤怒的婆婆禁止儿子与香女见面，并勒令他准备科举考试。结果，她儿子高中状元，但其代价却是玉帝判定他及其家人的早亡。相反，香女则成为宗教圣徒与领袖，并因此度过了每个挡在她面前的世俗难关。

注：本文节选自《晚期帝制中国科举文化史》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