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的摘录

【中介化交往】

研究者们常把面对面交谈视为一种标准，再拿其他类型的传播方式与之比较，然而作者认为“中介化交流应该被视为一种新颖、兼容的混合交往方式，而不仅仅是具身（embodied）交流的缩减版本”，更不应该拿面对面交流的标准来审视中介化交流。在这二者交织叠套的交流环境中，点评二者孰优孰劣确实已无必要，但不可先行断言的是，二者之间的差异不应该为网络交往中存在的问题负责。

内奥米·巴伦（Naomi Baron,2008）称，新媒体让我们在管理社交环境和人际关系时可以进行“音量控制”（volume control），可以制造新的交流机会，也可逃避交流。另一方面，别人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这些媒体来管理我们，我们被期待随时随地在线，每个人的自主性越来越受限，一种“永久联系”（perpetual contact）的状态在赋予我们权利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困扰（Katz & Aakhus,2002）。我们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电子痕迹也带来社会监控规模的空前强大。塔尔顿·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2010）认为平台具有潜在的政治性，因为开发人员定位产品时要考虑用户、客户、广告商和政策制定者。

同步媒体的迷人之处在于增强人们的去空间感（sense of placelessness），借此增强人们陪伴感的获得（Baron,1998;Carnevale & Probst,1997;Mc-Kenna & Bargh,1998），而代价是互动双方必须调整自己的日常安排以便同时在线。南希提出了比较中介化交往和面对面交流的七个概念：交互性（interactivity）、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社交线索（social cues）、存储（storage）、可复制性（replicability）、可及性（reach）、移动性（mobility）。

中介化传播的社交线索普遍是缺乏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社会线索的匮乏也会让人们的行为不再被社会规范所约束，并诱发网络论战。（Kiesler et al.,1984,Rice,1984,1989;Sprouil & Kiesler,1991）社会临场感理论和媒介丰富性理论讨论的都是社会线索的问题。

【网络语言】

网络语言被称为“交互式书面记录”（interactive written register）（Fer-rara, Brunner, & Whittemore,1991）、混合语（hybrid）（Danet，1997）抑或未经烹红的语言食材（un-cooked linguistic stew）（Baron & Ling,2003）。它可以被复制、存储，也允许出现拼写错误和省略这类语音特征。谈话主题变化很快，人们通常也不会保存这些谈话记录，虽然技术上完全允许。这种语言形式被担心会导致人们在口头对话和书面写作上能力的严重退化。

【网络社区】

南希所言的社区，是指依托于同一个网站或有相同邮件地址可将消息发送给所有成员的群组，它们具有空间感（sense of space来源于边界感）、共享性实践（shared practice交往行为规范）、共享性资源和支持（shared resources and support资源的互助性交换、社会资本，情感、自尊、信息、信息支持）、共享性身份（shared identities）和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五种特质。

潜水者对群组的归属感比较低，对其他参与者的尊重程度也低于经常发帖的人。而他们选择潜水的原因，或使认为自己不需发表即能获得信息，或是认为需要进一步了解群组，或者无所贡献是保持沉默就是最大的贡献了，还有的人不会操作技术。（Preece et al.,2004）

人们的自我呈现和受众想象都被媒体所提供的线索（也许，可翻译为可供性？）制约。媒体把自我和身体截然分开，造成了一种仅仅存在于行动和语言中的无实体身份（disembodied identities）。这方面最经典的代表当属戈夫曼的拟戏剧理论。特克尔（Turkle，1996）则将自我看作一个多样性、分布式的系统，自我在不同的窗口展示不同的样子，这种窗口化的生活，暗示的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自我身份。而人们在建构线上信息时，依靠的是对受众的想象，在内心对交流对象的概念化。这种想象会同时受到结构性因素和个人能动性的影响。（Litt,2012）此外，他人发布的关于我们的信息也会影响到别人对我们的认知。平台不仅仅影响人们的自我呈现，还影响人们对事物的态度。例如，卡西迪（Cassidy,2013）的博士论文发现，Facebook的结构和规范会让人们将同性恋看成日常生活普普通通的一部分。而在网上我们之所以会更有吸引力，是因为稀疏的社交线索允许我们对自己的信息有更高的掌控权，可以选择在什么时候暴露哪些信息。（Walther,1996）

大部分对于隐私的理解并不适用于网络环境，因为我们将它理解为诸如是否该在网上分享个人信息之类的个体问题，然而，在网络环境中，真正的问题却在于对信息流动的控制。（Marwick & Boyd,2014）隐私并不等同于保密，它与控制信息的使用权，以及信息共享的语境的完整性有关（Nissenbaum,2010；Solove,2007）。因为信息是可以被复制存储的，所以它可以轻易被传播给我们从未想象过的受众，我们也就难以估计自己在多大范围进行了自我暴露。（Solove,2007）

中介化关系：相较于“线上”关系向“线下”关系的转移来讲，“线下”关系转移为“线上”关系的概率要大得多，社交网络的主要用途是复制那些已经在线下存在的关系，而不是建立新的关系（Body & Ellison,2007）。奥哈拉等人（O'Hara et al.,2014）借鉴了齐美尔的观点，认为这些应用程序是人们共同“聚居”（dwell）的一种方式，在人们的日常经验中融入了一种共存感。“聚居”，指的是人们通过任意一种特定媒介一WhatsApp、Skype、Facebook、打电话等，共同进入一个复杂的生活世界中。大部分人际关系具有“媒介多重性”，这意味着它们是通过不止一种媒介进行的，关系越亲密，使用的媒介越多（Haythornthwaite,2005）。当这些媒介被整合起来后，人们在此媒介中断的对话，又可以在彼媒介拾起继续。这种转换，部分是基于交流的目的。诺伊施泰特和格林伯格（Neustaedter & Greenberg,2012）研究了异地恋关系中经常和定期使用的视频聊天工具。这些情侣之间通过视频的方式（一起逛街、吃饭、看电视、看着彼此入睡），实现了奥哈拉等人（O'Hara,2014）描述的日常聚居感。不过，在不断进行媒介转换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焦虑感，比如从发短信转到打电话。考夫林和沙拉比（Caughlin & Sharabi,2013）发现，关系亲密的双方会使用更多的中介化传播和整合性传播，那些在媒介切换中感到压力或仅仅通过中介化技术进行交流的关系，往往也没有那么亲密或令人满意。不过，影响人们交流体验的因素很多，这只其中一种解释。马甸瑙和米勒（Madianou & Miller,2012a,2012b）将多元媒介语境称为“复媒体”。人们用某种媒介进行交流，并不只是一次简单的选择，被选择的媒介联合起来，能组成我们管理情感和关系的一种整体的可供性结构。人们对特定媒介象征价值的信念称为“媒介意识形态”（media ideologies）。“拥有一段满意的关系，部分取决于是否理解彼此的媒介意识形态和实践，以便能够正确地解读对方的意思”， “传播技术的使用是否会对人际关系产生危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方如何进行解读”。

媒介使用在关系中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体差异、文化、年龄、关系类型和关系阶段以及性别。（南希）技术在驯化的过程中从新奇沦为普通日常，人们也必须跨越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反应，努力应对其中混乱的细微差异。比如，怎样挑选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媒介交流，如何区分和对待朋友与泛泛之交，信息过载如何应对等等。（过度是这个时代的病症。）他们期待无心的观众会假装不在意，表现出一种“礼貌性疏忽”（civil inattention）。

南希对中介化传播的研究还局限在人际交往，并没有太多论及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

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

-技术决定论：

技术可以将自己的基本特征转移给用户，印刻在用户个人和集体心智中，并以此改变历史。人们不是在使用技术，而是在被技术使用。（Fischer,1992）。

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克劳德·费希尔-冲击-影响（impact-imprint）；约翰·迪米克-利基理论

电子信息常被认为是空洞的：

“互联网将成为下个世纪的头号家庭破坏者。”（1998年，美国杂志专栏对互联网的比喻）“中年危机和互联网是爆炸性组合，称得上雪上加霜。”

-社会建构论： 关注技术如何从社会过程中产生，以及技术的接受过程。

-社会形成论：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的折中选择。

-驯化理论：20C90Y，英国和挪威媒介技术研究学者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