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阑卧听风吹雨 ——姚大力《边疆史地十讲》阅读小记

首先对于“边疆”的概念，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其具体范围也差别甚大。可以说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边疆”，是在19世纪以来国门被列强通过坚船利炮轰开，并伴随“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概念的形成而逐渐清晰和成熟。如姚老师所言，边疆是在一个规模远大于华夏、又小于“天下”的“中国”与其四邻界分判然之后，因中国境内有别于府县所辖之华夏的“边裔”与国界以外的“边裔”之间的归属而区别。故而边疆不能不主要以其民族或族裔的属性来予以界定，可以说中国边疆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它的民族性，加之中国边疆深入内陆亚洲而具有一定的内亚性。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既往大中华史观下，往往会给这些边疆部落一个“华夏苗裔”的名分，而作为少数族裔入主中原王朝，也往往顺水推舟，从这点上给自己的统治赋予更多的“天命”合法性。但正如姚先生在《匈奴帝国与汉匈关系的演化》中所提到的，这种范式，事实上把对于族名的追溯，当作辨认一个被称为“民族”的固有人群共同体发育进程的最基本路径。族名的延续和演变，就这样被简单并且不言而喻地视为某个特定人群血脉传承的历史证据。不仅如此，该叙事范式还习惯于从“华夏边缘”去寻找中国以外世界各不同人群的起源。按照此种见解，古史中的戎狄往往被认为是分布于华夏周边且与之同源的各畜牧或农牧兼营人群。但实际上就以匈奴为例，根据考古发现和现代分子遗传学的研究，实际上很可能包含着前后三批不同的人们：最先是约公元前四千纪初从原始汉藏共同语分化出来的原始藏缅语各族的祖先人群；自公元前二千纪下半叶起，则是由前者中之一部分与从北亚南下的人群相混合而成的猃狁或戎狄；到战国中叶前后，才是形成于北方草原的匈奴边缘人群。

近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以来，对汉地十八省的士子来说（以其为例是因为他们具有最大的话语权），如何看待边疆的“蛮夷”一跃成为新帝国的主人上，便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在姚先生看来，是“华夏”孕育了“中国”，又被“中国”所超越。以元朝为例，在这里先生认为可以将蒙古帝国和元朝分开讨论，因为蒙古帝国的极盛时期，也是它的瓦解之时，一来是最高统治集团的内部的权力争夺，二来是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和蒙古帝国的体制架构本身，也不足以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其通讯、运输以及军事、政治运作成本太大，有且只有通过设立至少三到四个统治中心方能维持“蒙古帝国”。而在亚欧大陆东端，无论是天然优势还是既往中原王朝留下的政治遗产，都将使得元朝作为一个独特的中原王朝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 另外，元朝的统治者作为边疆的游牧民族，从它开始也为中原王朝带来了对边疆地区新的处理方式。姚先生认为，到清末为止，历史上的中国有“汉唐国家”和“北亚边疆帝国”两种国家建构方式。到宋朝时，传统的汉唐国家模式已不足以消化庞大的边疆区域，中央对当地实施的耗费巨大的远距离输血一旦中断，就会又回到“化外”的状态。而北亚边疆帝国模式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成熟、发达于清。而我们今天继承的中国，则包括了由秦最先统一的小中国，再加上由元代统一而为清朝所巩固的中国塞外部分（也就是拉铁摩尔所说中国的腹地亚洲边疆）。元朝首创的行省制较好地平衡了军政和民政，尤其是通过宣政院来管理外藩，并在清朝发展为理藩院。这套北亚边疆帝国模式最终在清朝发展成熟，作为一个多元化帝国，它对汉族地区的治理主要继承了汉唐模式，那是一个小中国，而在整套中华-边疆-朝贡国的体系下，它又被包容在一个大中国之内。 姚先生还以文天祥和元朝遗民的故事对比，去讨论中国传统时代的国家观念。在姚先生看来，文天祥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人所持守的遗民立场。即元灭宋后，他不必否认元君临天下的合法地位，只是从原先各为其主的立场转变为遗民立场。作为在被灭之国曾食君禄的人们是负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的。可以作为新王朝的顺民但不可为官，文天祥慷慨赴死更多是因为元朝只给了他入仕和赴死两个选项，他本人并不排斥兄弟和儿子去接受新朝廷的官职。从时人为文天祥写“生祭文丞相”的揭帖也能窥见一斑。另外，在朱元璋灭亡元朝后，也有不少终于元朝甘愿赴死而不仕明的遗民。这似乎说明我们现今所认为的“用夷变夏”和“恢复中华”似乎完全对立的事件，在时人看来只不过是寻常的改朝换代而已。毕竟朱元璋在称帝之后照样把率先举起义旗的韩山童和刘福通等人斥为“妖人”，元朝只是亡于群雄，自己是从群雄或群盗中夺得天下的。最后，姚先生认为我们理应对“用已经过时的民族主义眼光去解读尚不存在民族主义的传统时期中国史的非历史主义态度”需要保持警惕。

后记：《边疆史地十讲》作为姚先生的论文合集，这十篇论文的选取和排序也非随意，如《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的岛屿状南亚》等还是又先生数篇文章重新组合写就。这十篇文章读下来是很有难度，算上查阅的资料，至少等于精读了数十篇文章！鉴于篇幅限制，在阅读小记中也只能摘几个点予以讨论。因为本身不是历史专业出身，对文中诸如音韵学部分的几乎是一片空白，便也只能是囫囵吞枣地阅读，对于文人画部分的观点也不是很认同（文人画重写不重描？）。但总的来说，我从这十讲中看到了姚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收获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