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禄琳琅：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读后

在当下的明清史研究氛围中，这本书显然是一个非常“异类”的存在。正如某位老师评论的那样，在“华南学派”（或谓之“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兴起之后，做明清史不谈区域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不正确”。当然，刘志伟、郑振满的开创性研究至今仍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史的另一种可能。但不得不说，从近年明清史研究的实际来看，这种方法论由于其易于复制性，为众多的平庸从业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进而造成了学术泡沫化：毕竟中国足够大，几千个县一两代人怎么也写不完。仅仅出于对这种趋势的挑战，我也对于这种宏大构建的尝试充满了敬意与好感，毕竟比起看100篇《明清以降鄱阳湖区的渔业纠纷与管业秩序——以都昌县北山乡邹氏为中心的考察》，还是看这种书更可能有益于个人的未来——哪怕仅仅是为了不浪费生命。

把话题拉回来，针对清朝开国史的研究而言，已有许多资深学者提供了多种历史叙事（顾诚的《南明史》倒过来看，亦不失为一种开国史叙事），其中殊为宏富者，为加州伯克利魏斐德教授的《洪业》，那本书的讨论将清朝开国史放在一系列连续性的事件中加以把握，间杂政治体制与载体（官僚）上的结构性分析。从今人的视角观之，那是一本不好超越的著作。没有人愿意再用五六十万字的篇幅来重写（姚念慈教授或为例外）。而杨念群教授的愿景是，书写一部清朝在观念上的成立史（而成立同时也意味着对观念的实践）。坦率的说，这比魏斐德的工作困难许多。杨念群选择的切口是“大一统”观，这直接意味着要将其置入一个更宏大的背景（明以前）与后续（中国近代史）中加以把握，因为它一方面是这个既存的背景的变体与重塑，另一方面又构成了近代-当代的历史出口，并由于其迥异于前代的形态进而造成了一系列无休止的现实与历史之间的交缠与纠葛。然而，问题还不限于学术问题本身，作为学术史背景的“汉化论”与“新清史”都不能令作者满意，这也要求作者必须创造性地提出一种新的理路来实现对二者的超越。此外，作者也不满意提供于一种仅限于君主的努力的写作，他还要把更为广阔的观念运作及其同多主体互动的时空过程呈现出来，这极大地增加了实操上的难度。单从这三项任务中就不难看出作者堪称恐怖的学术抱负。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完成度究竟如何呢？

杨念群将这个题目切分为了七章，在这里我进行一个简要的概括。第一章是“大一统”前史，考察的是“大一统”所依托的“正统观”的本体形态（汉）与变态（宋）。第二章则讨论的是清帝如何重塑“大一统”观，使之以恢复古义的形式注入自身的意识形态内容，并内化为时人经学解释的根据与对话对象。第三章的内容是清代“汉地”与“非汉族地区”的二元治理模式，试图超越“新清史”与“汉化论”，并指出清帝对作为这两者学理来源的文化氛围的共同营建才是清代二元治理的真正秘诀所在。第四章讨论的是清帝的“大一统”理念如何形塑了清代政治的基本形式：作为“国是”的“教养观”的确立、作为“教养观”的执行者的“学者型官僚”的营建及其制度构造与实践。第五章的内容是清代的治理体制如何同基层组织相结合，以乡约、宗族为中心构建起来的基层组织如何成为了清代政教体系的细胞，进而与清代的基层行政单位相互嵌套。第六章讨论的是“大一统”下幅员辽阔的中国在遭到领土（本土）、人口均无法同中国比拟的欧洲、日本诸国的挑战后“大一统”观危机的发生，以及“大一统”观如何实现同“专制”符号脱钩，进而在新式的民族-国家式“国家观”的营建中得以保留一席之地，实现其“现代化”，继续发挥其政治文化“主体性虚构”作用。第七章旨在揭示“大一统”观所依赖的政、教、养三位一体的古代国家构造解体后发生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中流社会”的崩溃与政、教、养的联动关系并没能在新社会营建的过程中得以复构，进而造成了遗绪至今的历史性治理难题。

从俯瞰的视角来看，不能不说这部著作确系体大思精之作，不仅是魏斐德《洪业》以来清史领域难以企及的整体性叙事，更是自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后难得的大手笔（事实上许多议题确与汪晖氏著有切合之处）。杨念群通过“大一统”观下清代政教体系的实现同近代史相衔接，是罕有的将清与近代贯通性论述的专著。而就其具体成就而言，我个人感觉有以下六点：

1 该著通过对“大一统”观的考察，打通了清代与现代国家观念中的“中国观”在实质与形式上的连续性关系，考察了其如何从古代思想转化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构造的中心，由此拔高了清代处于古今之间的关键性意义（这也是被某些狭隘汉族民族主义者批评的根源所在）。

2 该著通过对清代“大一统”观形塑下的“正统观”在清代君主与士人思想之间的履行与互动的考察，将对清代士人写作意识的考察从有意识的自我规训（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刘浦江《正统与华夷》中《“倒错”的夷夏观》等）推进到了无意识的自我认同的高度，从而实现了对“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一命题的更深度理解。

3 该著通过“学者型官僚”统合了清代中前期的理学、经学经世官僚的营建，并以此为中心讨论帝国的柔性控制秩序的形成。教、养在此基础上被编织进了帝国的日常秩序，前者构成了某种义务形式（这里的“教”与子安宣邦《孔子的学问》中提出的孔子的“教/学观”倒是有某种相似之处。如林少阳总结的那样，子安宣邦认为在孔子那里，“学”是田园牧歌式自由和谐的自律读书人团体，而“教”则是上对下的规训，是他律性的过程。虽然林少阳认为这是子安宣邦对孔子的“现代主义谬误”式的误读，但并不妨碍以此理解“教”在清代“教养观”中的含义。尤其重要的是，正是基于中国古代思想氛围中，“教”、“教化”在儒学中构成了某种天然正当性/自然正当性，因此对这一名目的批判与抵抗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正是在这一“无意识”支配下，这种政治得以成立），进而构成了整合边疆（尤其是西南边疆），使其从“异域”到“旧邦”的实践性启发；而后者则构成了义务形式的背面，即权利形式（这在和卫国《道义与政治》得到了相当的揭示，同时，刘文远对“圣祖遗训永不加赋”在清代政治话语中发挥某种宪法性角色的考察也揭示了这一点），二者构成了清代治理稳定性的基石。而这种对二者联动性加以考察并以清帝自身话语（即“教养观”）进行总结的研究，本书尚属开创之作。

4 该著对乡约、宗族等基层组织视为清代基层行政单位的延伸的这一层政治性意涵加以进一步揭示与强调，这是对刘志伟研究的推进，对历史人类学视野下将其理解为某种“自治性单位”的倾向有一定的修正性价值。

5 该著一反既有概念史重视欧美思想资源如何形塑近代中国思维的研究方式（以方维规、孙江为代表），强调中国既有思想资源在中国近代的变异性延续及其作为思维支配方式的存续性，从而把握近代中国思维的某些深层结构，这作为研究方法论上的意义与启发是非常丰富的，与王汎森在《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与《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的某些研究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妙，且通过把握一个中心议题的方式将其掘进地更为深入。

6 该书试图超越“新清史”与“汉化论”，但并不是对“新清史”与“汉化论”的相加除以二（那相当于什么也没说），而是试图提出一种新的理解方式：即“新清史”背后涵育出的“首崇满洲”性、“内亚性”因素与“汉化论”意指的“满人通过吸收汉人先进文化实现成功统治”，都是清帝乃至清廷意欲营造出的一种氛围，通过这种形式来安放各种诉求从而满足自身多元帝国的营建。

其他的闪光点，至少还有十余处，都是可以作为“中层理论”进行进一步开拓的。其对帝王经学的强调，可以作为清代官方意识形态研究下一步的增长点，这将进一步将姚念慈的既有研究推向更高的高度。书中对明清思想转型的解释，也比艾尔曼的解释机制更富有效力与历史感。他对于清中叶“经世官僚”群体形成过程中乾隆帝刻意营建要素的判断是对此前罗威廉（《救世》）、马子木既有研究的重要推进。同时，他对“大一统”危机后士人疆域观的讨论，可以检讨对现有戊戌前后以谭嗣同为代表的许多“奇论”所蕴含的思想要素，从而进一步发展出对近代中国疆域观的整体性考察。同时，如果我们把这部书放在杨念群近十年的研究脉络中加以观察，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本书与《何处是江南？》、《五四的另一面》丰富的递进关系，尤其是对其中一系列命题的进一步深化讨论。“大一统”观本身就是对“正统观”讨论的延伸与加深。就具体事例而言，如关于“文质之辨”，从《何处是江南？》强调清帝对江南奢靡的批评转为清帝摆脱北方“野蛮”形象的努力，提供了更丰富的历史认识。再比如通过对梁启超民初思路转变的考察，发现任公以为“要实现上层的合理整治运作，必须从基层组织着手改造，政论中遂有“社会”一词，作为政治变化的基础”。从而将《五四的另一面》的“新型社会组织的诞生”的思路推向了更广阔的理解层面，进而触碰到了近代中国社会革命更核心的层面（这已经点出了赵妍杰《家庭革命》一书所希望完成而尚未完成之义），我关于遗产继承制度的思考也是想在未来回应这一面向。

当然，这本书也有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是政治不正确，就像某短评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名给本书打了一星，这显然是会让当代知识上的流氓无产阶级——“皇汉”产生极大恶感的一本书，因为它显示了当代中国政治形态与文化同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与连续。而这本书对先秦、中古一些文献的征引确实远不够规范，包括了转引邢义田书中的《庄子》段落、转引《管锥编》中的《法言》段落、陈广忠本《淮南子》、夏德靠译注本《尚书》等问题，这显得作者在中国固有学问学养上的疏离，进而造成了众多的恶评，也诚如批评所指出的那样，对中古学者的研究考虑地不够（尽管我不认为这是本书的任务）。我真诚地建议杨老师将第一章的内容缩减至10-20页，把先秦、汉、宋三个案例进行压缩式的介绍就可以了，不必车轱辘话来回说，基本就是那些意思。

但总之还是可以说，此书是作者近二十年来一项大的研究工作的收官性成果。阎步克曾说，“希望自己和自己学生做的工作，都是后面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必须跨越的高峰”。相比于中古史研究路径的成熟（尤其是制度史），清史、近代史领域缺乏学界共同关怀的中心议题，在纵向的时间层面，缺乏贯通性研究，在横向的空间层面，缺乏宏观系统性考察。而作者找到了这样一个命题，进而为清史近代史勾勒出了一条绚丽的主线，同《何处是江南？》、《五四的另一面》一起为未来试图从政治与思想上的联动机制考察清史近代史的任何学者都树立了一个不能不回应、不能不挑战的标高。任何涉猎清代思想与政治的读者，几乎都可以在这本书中寻找到一些可供进一步开拓的议题与考量。

如果未来区区有机会从事有关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相关研究，那么杨念群教授及其氏著，无疑会同美国的史华慈、孔飞力、余英时、张灏，日本的岛田虔次、沟口雄三、坂元弘子、木下铁矢与中国的王汎森、汪晖一起，构成需要不断对话与言说的对象。

多余的话

前两天在校园中还见到了杨念群教授，比三年前初见时要老了，除了本性流露出的潇洒与风怀外，竟多了一许忧伤与哀愁。仔细想来，他已经58岁了，不再是世纪初那个倡导“新史学”震撼学界的年轻人了。如果他们这一代曾被视为新式的人都行将老去，这无疑是每一代知识人无可逃脱的悲命，那么仍可作为“新式”年轻人的我们，将走向什么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