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去死——《群魔》读后感
对于俄国历史和托斯陀耶夫斯基的无知使得《群魔》这部小说对我而言或许仅仅是一部小说。因为我读《群魔》完全是受吴飞老师的《自杀与美好生活》一书的影响，因而格外关心并非主角的哲学家基里洛夫的自杀理论。
一、 基里洛夫的形象——彻头彻尾的哲学家
吴飞老师凡言及基里洛夫必称之为哲学家，该称谓有十足的理据。基里洛夫出场时有一段外貌描写：“这人还很年轻，二十七岁上下，穿得相当好，身材挺拔，略嫌清瘦，一头黑发，脸色苍白，而且脸庞的底色似乎脏兮兮的，一双黑眼睛，大而无神。”基里洛夫的外貌是一种比较普通的学者的形象，苍白、脏兮兮的脸与大而无神的眼睛似乎暗示了基里洛夫的思想特征。基里洛夫话很少，通常在集会讨论中沉默寡言，因而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会要求他在开会时带上纸笔，一言不发，装成某种神秘的特派员之类的人物。沉默、甚至于常常陷入沉思恰恰是哲学家的行事风格。基里洛夫长期生活在国外，避免与人来往，甚至“因而忘记了俄罗斯”，以至于看到“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就不由得感到惊奇”。这种异域之旅与普遍的惊奇是再明显不过的哲学特质了，哲学家对于城邦来说永远都是异乡人，哲学家没有祖国，是“世界公民”乃至“宇宙公民”（他忘记了俄罗斯）。基里洛夫在美国的生活经历无异于一次朝向陌生之旅的哲学冒险。基里洛夫的语言特征更进一步强化了他身上的哲学味道：“说起话来断断续续，有点不太符合语法，遣词造句有点古怪，如果必须说长一点的句子，常常说得前言不对后语。”拙劣的语法常常是哲学家给读者造成的首要印象——尤其是康德以降的哲学家们。当书中的“我”问基里洛夫是否因为长期旅居国外导致不适应说俄语，基里洛夫断然否定了，声称他说话向来如此。
基里洛夫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哲学家，身上似乎带有强烈的现代哲学的印记，譬如说他的作息时间：晚上常常不睡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基里洛夫在书中的身份——建筑工程师，试问有哪一个现代哲学家不是建筑师？从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笛卡尔、康德直到黑格尔，无不建立起他们的哲学大厦。对体系的热爱使得哲学家成为建筑师。
然而，表面上的悖谬之处就在于：现代哲学比之古代哲学最大的不同之一是其批判性的一面，笛卡尔的哲学是以普遍怀疑为起点的，康德无疑是批判哲学的第一人，尼采更是要重估一切价值，用锤子进行哲学思考（严格来说，尼采不是现代（modern）哲学家，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家似乎不愿意充当建筑师的角色）。基里洛夫的思想无疑也是带有批判性的，他的哲学开始于一个否定的起点——没有上帝。即使基里洛夫家里供奉着圣像与长明灯，即使他还曾给凶徒费季卡念过《启示录》，然而基里洛夫自始至终就没有相信过上帝，当然，他有他自己的神，基里洛夫的神类同于斯宾诺莎的神——自然全体。基里洛夫说：“我向一切祷告。您瞧，蜘蛛在墙上爬，我看着它，并且感激它在爬。”另外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虽说批判性是现代哲学的突出特征，但是这特征本身是寄寓于哲学之中的，与时代无涉。哲学恰恰是诞生在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泰勒斯说水是世界的本原的时候，他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哲学家，其秘密就在于对诗学世界观的否定与批判。自古以来的哲学家在骨子里都是不信神的，即使他们几乎都像基里洛夫那样在家中装饰着圣像与长明灯。
《群魔》的主角之一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基里洛夫说：“只有一点我感到费解：您想给我们修桥，同时又宣布您奉行破坏一切的原则。他们是不会让您给我们修桥的。”一句话轻巧地点出哲学家与城邦的关系以及哲学本身的尴尬处境。
二、 基里洛夫的哲学——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
哲学一直在同虚无主义斗争，虚无主义就如同阴影一般尾随着哲学，两千年来阴魂不散，让哲学家伤透了脑筋。然而虚无主义同哲学的关系也正如阴影同实物的关系一样，虚无主义源于哲学。哲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产生虚无主义。我不知道这么一个事实算是哲学的悖谬、历史的嘲讽还是辩证法的必然真理。正如哲学思考是一种反思——对自我的思考，哲学斗争也是一种自我对自我的斗争，是哲学反对哲学。因而哲学活动就有些像自身否定自身的活动，仿佛边缘上的舞蹈：一边是存有，一边是虚无；一边是常态，一边是疯狂；一边是生，另一边是死。“应该有上帝而实际上没有上帝”这一事实将基里洛夫推上了哲学的边缘。“没有上帝”是基里洛夫的哲学起点，当然，如前所述，这也可能是所有哲学的共同起点。基里洛夫就是在这样一个赤裸的起点上走向了虚无主义，基里洛夫的虚无主义的最高表达是——哲学家应该自杀，推理如下：
“就算想过得舒服些吧。上帝是必须的，因此应该存在上帝。
……
但是我知道没有上帝，也不可能有。
……
难道你不明白，有这种双重想法的人没法活在这世上吗？”
出于哲学的自杀三段论使基里洛夫走上了哲学的边缘，面向虚无、死亡和疯狂的一面。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称其为“真正的疯子”。若非某种相反的力量使基里洛夫在边缘上维持暂时的平衡，他就会奋不顾身地立马去死，投入虚无的怀抱。哲学始终推动着哲学家走向边缘，成为虚无主义者、疯子和死人。
是什么力量使得哲学家能够暂时平衡在边缘上？基里洛夫在与书中“我”的谈话中提到两种原因阻止人们自杀，其中一种是“地狱”。这个词的含混之处在于：它既属于一种宗教信仰，也阐明了一种道德信仰。作为宗教信仰的“地狱”不足以对哲学家构成阻力，因为哲学家在本质上是不信神的。那么道德呢？出于理性思考的哲学在本质上也是不在乎道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大学生沙托夫的口说：“理性从来没有能力确定何谓善与何谓恶，甚至都没有能力来区分善与恶，哪怕大致上区分一下也不行；相反，它常常可耻而又可怜地将善恶混淆。”基里洛夫在与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谈话中称一切都好：“假如有人为了这孩子把脑袋打碎，这很好，假如有人不打碎自己的脑袋，那也很好。一切都好，一切。”正是这“一切都好”将道德信仰上的“地狱”也一笔勾销了。“一切都好”同时也意味着“一切都不好”，因为“好”与“不好”已经失去了道德含义，因而声称“一切都好”的基里洛夫也同样可以对彼得说：“我也跟你，跟大家一样，是个混帐东西，而不是一个正派人。任何地方都没有正派人。”既如此，便可理解基里洛夫窝藏凶徒费季卡——这个意味深长的隐喻使我想起了刺杀凯撒的布鲁图斯，据说他就是被哲学家加图教导出来的。当然，基里洛夫不是加图，费季卡与布鲁图斯的品第差距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如此这般，对于哲学家而言，自杀既非宗教上的罪——因为没有上帝；亦非道德上的罪——因为没有善恶。将哲学贯彻到底使基里洛夫成为一个虚无主义的自杀者。
三、 自杀的哲学理据——成为神与鬼附体
《群魔》中重要的自杀除了基里洛夫的哲学式自杀以外，还有主角之一的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自杀。同基里洛夫一样，斯塔夫罗金也一直有着自杀情结，然而同基里洛夫公开宣扬自杀不同，斯塔夫罗金从未在人前明确地显露出他的自杀倾向。况且斯塔夫罗金显然不具有哲学理由，他的自杀并非哲学家的自杀，也不具有哲学意义，而是（抛开斯塔夫罗金的自虐倾向不论）一个邪恶阴险的无神论者的阴谋。斯塔夫罗金自己说：
“如果做了什么坏事，或者主要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也就是丢人现眼的事，不过这事十分卑鄙，而且……可笑，那就会遗臭万年，千秋万代遭人唾骂，这时我就蓦地想到：‘对准太阳穴来它一下，就什么事也没有了。’那时候管它呢，让人们去议论好了，让他们千秋万代地去唾骂好了，不是吗？”
斯塔夫罗金虽非哲学家，却深受哲学之害，这恐怕是最要命的地方——并非哲学家之人受到哲学的荼毒（如无神论思想），其后果不堪设想。
对比基里洛夫与斯塔夫罗金的自杀方式的不同也不无启发，基里洛夫是用手枪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手枪作为一种火器是科技进步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哲学在近代社会的成果之一，基里洛夫用手枪自杀，意味着哲学对自身的否定与谋杀，而斯塔夫罗金用丝带上吊显然不具有这样的哲学含义。
与斯塔夫罗金不同，作为哲学家的基里洛夫，除了边缘上的舞蹈与阻力的哲学式解除之外，还有什么更积极的自杀理据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那就是吴飞老师的《自杀与美好生活》这一书名所揭示的理由：“美好生活”。基里洛夫的自杀是要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美好生活，理据有二：（1）应该有上帝而实际上没有上帝，因而现世的生活是痛苦的，不幸的，是“一切都好”，也即“一切都不好”，没有善也无所谓恶。现世的生活是不可能美好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必然要抛弃现世的生存。（2）没有上帝，因而人自己就是上帝，就是神。人可以为所欲为，而为所欲为的最高形式就是自杀。自杀是最高的自由的实现，是人真正成为神的方法。故此，可以在小说中看见，基里洛夫喜欢孩子，注意锻炼身体，这些行为与他的自杀理想并不矛盾。
哲学始终在有力地号召着不信神的哲学家基里洛夫追求自杀的美好生活，这种想法引导我注意到《群魔》书名的来历，这也正是全书最精深的地方：
“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
出自《路加福音》第八章32—36节的这段话反复出现在《群魔》中，结合全书来琢磨此处“鬼”的角色，愈是玩味便愈是心惊。鬼是什么？它于人有何害？鬼进入猪里面，猪就闯下山崖投湖自尽了，此处鬼的作用就是：促使寄主自杀。这与上文提到的哲学促人赴死是一致的，莫非这鬼就是哲学？那猪呢？猪是什么？是哲学家？是被哲学愚弄的人？是俄罗斯？是为俄国替死者？人被鬼附了身——人沾染了哲学或是国家沾染了哲学——一心求死，而救世主耶稣出来驱鬼，他仅仅是驱鬼，把鬼驱赶到替死的猪里面去，从而拯救了那被鬼附身的人。但是并没有消灭鬼，然而，又有谁能担保，在耶稣离去后鬼不会重新回到那人身上？这就仿佛某种隐喻，宗教无力消灭哲学，而仅仅是人民的“致幻剂”。宗教可以暂时赶跑哲学，让哲学寄于猪内，然而却无法彻底消灭哲学。很难讲这种“致幻剂”能够维持多长时间有效，但是致幻剂毕竟不是药物，只能致幻，难以治病。耶稣只能驱鬼而不能除鬼，万一找不到替死的猪又该怎么办？
对美好生活的渴求导致了人对神的僭越，而僭越的哲学就如同鬼一般附着人身，使人走向美好的虚无。况且就算是耶稣也难免要被鬼附身的——而这事实上已经发生。
四、 脱离哲学的唯一道路——吉洪的修道院
耶稣能够驱鬼，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耶稣驱鬼却不能彻底消灭鬼。宗教仅仅是一种致幻剂，对于永远清醒着的哲学家是不起作用的。哲学这种魔鬼是如此强大，驱使着边缘上的哲学家像猪一样疯狂地冲下山崖。耶稣拿这鬼毫无办法，即使他能使鬼“央求”自己，使哲学屈服于宗教的命令，成为宗教的婢女，哲学也能够凭着它自己的“主奴辩证法”反而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更加光辉炫耀起来。婢女统驭了主人，并且将律法宗教的内核侵蚀殆尽。宗教永远不能使人脱离哲学。
小说的末尾，出走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间悔悟了，他似乎意识到他就是那个被鬼附身的人，现在他要向耶稣求助。他狂喜着要同一个路上认识的卑微女人一起去推销福音书。但是宗教无力使人脱离哲学，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渴求必定失败。临终前，斯捷潘“坚定地、十分动情地”述说着他对上帝的信仰。然而，斯捷潘恋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却要如此恳求他：
“上帝是有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请相信我，上帝是有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恳求道，“抛弃您的观点，抛弃您的所有这些愚蠢的想法，哪怕一生就这一次呢？”（她好像没有完全听懂他的profession de foi）
注意括号里的话，瓦尔瓦拉太了解她的这位老朋友了，斯捷潘就像所有皈依了基督教的哲学家一样，用自己的哲学千方百计地去证明上帝存在，而骨子里却没有丝毫的信仰。斯捷潘撒谎成性，他说着自己对上帝的坚贞信仰，热情地颂扬上帝，却悄悄地死于绝望，哪怕他说的某些话“与他早先信念中的许多观点直接相悖”。宗教信仰可以改变哲学家的说话方式，却不能拯救他们。
哲学家基里洛夫说有两种原因阻止人们自杀，一种是“地狱”（前文已经分析过），另一种是“疼”，并且用他的含混修辞法说：“疼”这种原因很小，也很大。“地狱”对于哲学家并不构成阻力，但“疼”却起着实实在在的作用。基里洛夫说：
“有两类人：一类人自杀是因为悲伤过度，或者是因为恼怒，或者是因为疯狂，或者是死了拉倒，反正一样……这类人起意自杀很突然。这类人很少想到疼，而是突然自杀。可是还有一类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们就想得多了。”
这话说得非常明白，“疼”对于一班人的自杀没有约束力，却是基里洛夫这类的哲学式自杀（当然也包括斯塔夫罗金那样的阴谋自杀）的阻力。怎样理解这个“疼”呢？它不在我们之外，当然也不会在我们的思想中，也不会是在我们身体的任何部位。凡是能够用理性考察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疼”这种东西。然而“疼”却是实实在在的当下感受，它不具备理性的普遍性——虽然你可以用你的“疼”来类比我的“疼”，但是你永远不可能感受到我所感受到的那个“疼”。然而“疼”却是实实在在的，似乎比理性更加理所当然。一旦你疼起来，任何理性的证明都无济于事，“疼”本身是真切的、当下的、私己的。“疼”当然可以合乎理性，但无论它是否合理，它都是现实生活的事实。由此，就可以将“疼”归入现实的生活世界，它甚至比哲学真理更加具有真理性。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就被“哲学地”表达为生活世界同哲学真理之间的张力。这就是“疼”能够阻止哲学式自杀的理据。
于是，我们似乎可以希望，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对“疼”的切身感受有助于我们脱离哲学。然而吊诡的辩证法又发挥了作用，使我们的希望破灭：现实与理想的张力恰恰正是哲学的构成要件。正如前文所述，哲学是边缘上的舞蹈，边缘是哲学的特征，而边缘的任何一边都不是哲学。哲学有使人冲下山崖、跌入虚无、疯狂与死亡的倾向，但是仅仅当这是一种倾向的时候才是哲学。说哲学家具有这样的倾向，说的也仅是倾向而非现实。当哲学冲向虚无的倾向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在述说一种虚无的哲学，而这无非是在说：没有哲学。认为没有哲学仍然还是哲学显然是荒谬的。因而对哲学倾向的阻力反而成全了哲学。生活世界并不是脱离哲学的可靠道路，相反，是生活世界成全了哲学。
来自生活世界的“疼”虽有阻止哲学式自杀的作用，但也并不必然能够阻止哲学式的自杀，理由来自另外一种辩证法——就是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在《裴多篇》中宣称的辩证法真理：“痛苦与快乐总是相伴而生”。基里洛夫说“疼”是阻止哲学式自杀的原因，但他自己并没有因为怕疼而不自杀。基里洛夫自杀前疯咬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手指，彼得小指的剧痛指引读者来到了疼痛的辩证法之前，观看基里洛夫无可救药的开枪自杀。自杀前的呆滞与疯狂的基里洛夫在实践上真正处于自己哲学的边缘，而自杀之后的基里洛夫不再是哲学家，按照他的理论，他在开枪的瞬间达到了极端的自由——成为神。
于是，我们悲观地发现，在陷入哲学之日就不要指望有朝一日能够超脱出来。然而辩证法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往往在生出希望的地方覆灭希望，而又在绝望处燃起新的希望。正如前文所言，哲学思考是反思性的，哲学斗争是哲学自身的斗争，生活世界通过辩证法成为哲学的要件，而哲学对哲学自身的反对固然是哲学的辩证法，却也是脱离哲学的契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没有刊登的第二部第九章中指出了这样一条道路。
吉洪是一个修士，既非传统，也不安分。他与斯塔夫罗金就魔鬼的问题相谈甚欢，并且透露了自己不信上帝的事实——教会的修士竟然都不信上帝，这难道不是哲学侵蚀宗教的结果？
斯塔夫罗金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问吉洪如果不完全相信上帝，那么能否信仰魔鬼？吉洪的回答是：“噢，太可以了，而且常常如此。”考虑到魔鬼的隐喻含义，此处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吉洪认为不完全信仰上帝，就可以去信仰（从事）哲学，而且常常如此。
于斯便指明了一条不信上帝的道路——信仰魔鬼。因而一个人一旦沾染了哲学，便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哲学，“而且常常如此”。哲学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于它只能自己反对自己——而且也常常反对自己。正如吉洪所言：“完全彻底的无神论者与达到完全彻底的信仰仅一步之差。”此言无非是说：完全彻底的哲学与脱离哲学仅一步之差。将哲学贯彻到底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恰恰是哲学最顽固的敌人，然而或许却是脱离哲学的唯一必然道路。
辩证法的最为吊诡之处就在于：用哲学反对哲学——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荒谬了。
注：所有引文出自译林的中文版。
一、 基里洛夫的形象——彻头彻尾的哲学家
吴飞老师凡言及基里洛夫必称之为哲学家，该称谓有十足的理据。基里洛夫出场时有一段外貌描写：“这人还很年轻，二十七岁上下，穿得相当好，身材挺拔，略嫌清瘦，一头黑发，脸色苍白，而且脸庞的底色似乎脏兮兮的，一双黑眼睛，大而无神。”基里洛夫的外貌是一种比较普通的学者的形象，苍白、脏兮兮的脸与大而无神的眼睛似乎暗示了基里洛夫的思想特征。基里洛夫话很少，通常在集会讨论中沉默寡言，因而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会要求他在开会时带上纸笔，一言不发，装成某种神秘的特派员之类的人物。沉默、甚至于常常陷入沉思恰恰是哲学家的行事风格。基里洛夫长期生活在国外，避免与人来往，甚至“因而忘记了俄罗斯”，以至于看到“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就不由得感到惊奇”。这种异域之旅与普遍的惊奇是再明显不过的哲学特质了，哲学家对于城邦来说永远都是异乡人，哲学家没有祖国，是“世界公民”乃至“宇宙公民”（他忘记了俄罗斯）。基里洛夫在美国的生活经历无异于一次朝向陌生之旅的哲学冒险。基里洛夫的语言特征更进一步强化了他身上的哲学味道：“说起话来断断续续，有点不太符合语法，遣词造句有点古怪，如果必须说长一点的句子，常常说得前言不对后语。”拙劣的语法常常是哲学家给读者造成的首要印象——尤其是康德以降的哲学家们。当书中的“我”问基里洛夫是否因为长期旅居国外导致不适应说俄语，基里洛夫断然否定了，声称他说话向来如此。
基里洛夫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哲学家，身上似乎带有强烈的现代哲学的印记，譬如说他的作息时间：晚上常常不睡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基里洛夫在书中的身份——建筑工程师，试问有哪一个现代哲学家不是建筑师？从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笛卡尔、康德直到黑格尔，无不建立起他们的哲学大厦。对体系的热爱使得哲学家成为建筑师。
然而，表面上的悖谬之处就在于：现代哲学比之古代哲学最大的不同之一是其批判性的一面，笛卡尔的哲学是以普遍怀疑为起点的，康德无疑是批判哲学的第一人，尼采更是要重估一切价值，用锤子进行哲学思考（严格来说，尼采不是现代（modern）哲学家，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家似乎不愿意充当建筑师的角色）。基里洛夫的思想无疑也是带有批判性的，他的哲学开始于一个否定的起点——没有上帝。即使基里洛夫家里供奉着圣像与长明灯，即使他还曾给凶徒费季卡念过《启示录》，然而基里洛夫自始至终就没有相信过上帝，当然，他有他自己的神，基里洛夫的神类同于斯宾诺莎的神——自然全体。基里洛夫说：“我向一切祷告。您瞧，蜘蛛在墙上爬，我看着它，并且感激它在爬。”另外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虽说批判性是现代哲学的突出特征，但是这特征本身是寄寓于哲学之中的，与时代无涉。哲学恰恰是诞生在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泰勒斯说水是世界的本原的时候，他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哲学家，其秘密就在于对诗学世界观的否定与批判。自古以来的哲学家在骨子里都是不信神的，即使他们几乎都像基里洛夫那样在家中装饰着圣像与长明灯。
《群魔》的主角之一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基里洛夫说：“只有一点我感到费解：您想给我们修桥，同时又宣布您奉行破坏一切的原则。他们是不会让您给我们修桥的。”一句话轻巧地点出哲学家与城邦的关系以及哲学本身的尴尬处境。
二、 基里洛夫的哲学——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
哲学一直在同虚无主义斗争，虚无主义就如同阴影一般尾随着哲学，两千年来阴魂不散，让哲学家伤透了脑筋。然而虚无主义同哲学的关系也正如阴影同实物的关系一样，虚无主义源于哲学。哲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产生虚无主义。我不知道这么一个事实算是哲学的悖谬、历史的嘲讽还是辩证法的必然真理。正如哲学思考是一种反思——对自我的思考，哲学斗争也是一种自我对自我的斗争，是哲学反对哲学。因而哲学活动就有些像自身否定自身的活动，仿佛边缘上的舞蹈：一边是存有，一边是虚无；一边是常态，一边是疯狂；一边是生，另一边是死。“应该有上帝而实际上没有上帝”这一事实将基里洛夫推上了哲学的边缘。“没有上帝”是基里洛夫的哲学起点，当然，如前所述，这也可能是所有哲学的共同起点。基里洛夫就是在这样一个赤裸的起点上走向了虚无主义，基里洛夫的虚无主义的最高表达是——哲学家应该自杀，推理如下：
“就算想过得舒服些吧。上帝是必须的，因此应该存在上帝。
……
但是我知道没有上帝，也不可能有。
……
难道你不明白，有这种双重想法的人没法活在这世上吗？”
出于哲学的自杀三段论使基里洛夫走上了哲学的边缘，面向虚无、死亡和疯狂的一面。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称其为“真正的疯子”。若非某种相反的力量使基里洛夫在边缘上维持暂时的平衡，他就会奋不顾身地立马去死，投入虚无的怀抱。哲学始终推动着哲学家走向边缘，成为虚无主义者、疯子和死人。
是什么力量使得哲学家能够暂时平衡在边缘上？基里洛夫在与书中“我”的谈话中提到两种原因阻止人们自杀，其中一种是“地狱”。这个词的含混之处在于：它既属于一种宗教信仰，也阐明了一种道德信仰。作为宗教信仰的“地狱”不足以对哲学家构成阻力，因为哲学家在本质上是不信神的。那么道德呢？出于理性思考的哲学在本质上也是不在乎道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大学生沙托夫的口说：“理性从来没有能力确定何谓善与何谓恶，甚至都没有能力来区分善与恶，哪怕大致上区分一下也不行；相反，它常常可耻而又可怜地将善恶混淆。”基里洛夫在与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谈话中称一切都好：“假如有人为了这孩子把脑袋打碎，这很好，假如有人不打碎自己的脑袋，那也很好。一切都好，一切。”正是这“一切都好”将道德信仰上的“地狱”也一笔勾销了。“一切都好”同时也意味着“一切都不好”，因为“好”与“不好”已经失去了道德含义，因而声称“一切都好”的基里洛夫也同样可以对彼得说：“我也跟你，跟大家一样，是个混帐东西，而不是一个正派人。任何地方都没有正派人。”既如此，便可理解基里洛夫窝藏凶徒费季卡——这个意味深长的隐喻使我想起了刺杀凯撒的布鲁图斯，据说他就是被哲学家加图教导出来的。当然，基里洛夫不是加图，费季卡与布鲁图斯的品第差距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如此这般，对于哲学家而言，自杀既非宗教上的罪——因为没有上帝；亦非道德上的罪——因为没有善恶。将哲学贯彻到底使基里洛夫成为一个虚无主义的自杀者。
三、 自杀的哲学理据——成为神与鬼附体
《群魔》中重要的自杀除了基里洛夫的哲学式自杀以外，还有主角之一的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自杀。同基里洛夫一样，斯塔夫罗金也一直有着自杀情结，然而同基里洛夫公开宣扬自杀不同，斯塔夫罗金从未在人前明确地显露出他的自杀倾向。况且斯塔夫罗金显然不具有哲学理由，他的自杀并非哲学家的自杀，也不具有哲学意义，而是（抛开斯塔夫罗金的自虐倾向不论）一个邪恶阴险的无神论者的阴谋。斯塔夫罗金自己说：
“如果做了什么坏事，或者主要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也就是丢人现眼的事，不过这事十分卑鄙，而且……可笑，那就会遗臭万年，千秋万代遭人唾骂，这时我就蓦地想到：‘对准太阳穴来它一下，就什么事也没有了。’那时候管它呢，让人们去议论好了，让他们千秋万代地去唾骂好了，不是吗？”
斯塔夫罗金虽非哲学家，却深受哲学之害，这恐怕是最要命的地方——并非哲学家之人受到哲学的荼毒（如无神论思想），其后果不堪设想。
对比基里洛夫与斯塔夫罗金的自杀方式的不同也不无启发，基里洛夫是用手枪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手枪作为一种火器是科技进步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哲学在近代社会的成果之一，基里洛夫用手枪自杀，意味着哲学对自身的否定与谋杀，而斯塔夫罗金用丝带上吊显然不具有这样的哲学含义。
与斯塔夫罗金不同，作为哲学家的基里洛夫，除了边缘上的舞蹈与阻力的哲学式解除之外，还有什么更积极的自杀理据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那就是吴飞老师的《自杀与美好生活》这一书名所揭示的理由：“美好生活”。基里洛夫的自杀是要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美好生活，理据有二：（1）应该有上帝而实际上没有上帝，因而现世的生活是痛苦的，不幸的，是“一切都好”，也即“一切都不好”，没有善也无所谓恶。现世的生活是不可能美好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必然要抛弃现世的生存。（2）没有上帝，因而人自己就是上帝，就是神。人可以为所欲为，而为所欲为的最高形式就是自杀。自杀是最高的自由的实现，是人真正成为神的方法。故此，可以在小说中看见，基里洛夫喜欢孩子，注意锻炼身体，这些行为与他的自杀理想并不矛盾。
哲学始终在有力地号召着不信神的哲学家基里洛夫追求自杀的美好生活，这种想法引导我注意到《群魔》书名的来历，这也正是全书最精深的地方：
“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
出自《路加福音》第八章32—36节的这段话反复出现在《群魔》中，结合全书来琢磨此处“鬼”的角色，愈是玩味便愈是心惊。鬼是什么？它于人有何害？鬼进入猪里面，猪就闯下山崖投湖自尽了，此处鬼的作用就是：促使寄主自杀。这与上文提到的哲学促人赴死是一致的，莫非这鬼就是哲学？那猪呢？猪是什么？是哲学家？是被哲学愚弄的人？是俄罗斯？是为俄国替死者？人被鬼附了身——人沾染了哲学或是国家沾染了哲学——一心求死，而救世主耶稣出来驱鬼，他仅仅是驱鬼，把鬼驱赶到替死的猪里面去，从而拯救了那被鬼附身的人。但是并没有消灭鬼，然而，又有谁能担保，在耶稣离去后鬼不会重新回到那人身上？这就仿佛某种隐喻，宗教无力消灭哲学，而仅仅是人民的“致幻剂”。宗教可以暂时赶跑哲学，让哲学寄于猪内，然而却无法彻底消灭哲学。很难讲这种“致幻剂”能够维持多长时间有效，但是致幻剂毕竟不是药物，只能致幻，难以治病。耶稣只能驱鬼而不能除鬼，万一找不到替死的猪又该怎么办？
对美好生活的渴求导致了人对神的僭越，而僭越的哲学就如同鬼一般附着人身，使人走向美好的虚无。况且就算是耶稣也难免要被鬼附身的——而这事实上已经发生。
四、 脱离哲学的唯一道路——吉洪的修道院
耶稣能够驱鬼，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耶稣驱鬼却不能彻底消灭鬼。宗教仅仅是一种致幻剂，对于永远清醒着的哲学家是不起作用的。哲学这种魔鬼是如此强大，驱使着边缘上的哲学家像猪一样疯狂地冲下山崖。耶稣拿这鬼毫无办法，即使他能使鬼“央求”自己，使哲学屈服于宗教的命令，成为宗教的婢女，哲学也能够凭着它自己的“主奴辩证法”反而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更加光辉炫耀起来。婢女统驭了主人，并且将律法宗教的内核侵蚀殆尽。宗教永远不能使人脱离哲学。
小说的末尾，出走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间悔悟了，他似乎意识到他就是那个被鬼附身的人，现在他要向耶稣求助。他狂喜着要同一个路上认识的卑微女人一起去推销福音书。但是宗教无力使人脱离哲学，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渴求必定失败。临终前，斯捷潘“坚定地、十分动情地”述说着他对上帝的信仰。然而，斯捷潘恋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却要如此恳求他：
“上帝是有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请相信我，上帝是有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恳求道，“抛弃您的观点，抛弃您的所有这些愚蠢的想法，哪怕一生就这一次呢？”（她好像没有完全听懂他的profession de foi）
注意括号里的话，瓦尔瓦拉太了解她的这位老朋友了，斯捷潘就像所有皈依了基督教的哲学家一样，用自己的哲学千方百计地去证明上帝存在，而骨子里却没有丝毫的信仰。斯捷潘撒谎成性，他说着自己对上帝的坚贞信仰，热情地颂扬上帝，却悄悄地死于绝望，哪怕他说的某些话“与他早先信念中的许多观点直接相悖”。宗教信仰可以改变哲学家的说话方式，却不能拯救他们。
哲学家基里洛夫说有两种原因阻止人们自杀，一种是“地狱”（前文已经分析过），另一种是“疼”，并且用他的含混修辞法说：“疼”这种原因很小，也很大。“地狱”对于哲学家并不构成阻力，但“疼”却起着实实在在的作用。基里洛夫说：
“有两类人：一类人自杀是因为悲伤过度，或者是因为恼怒，或者是因为疯狂，或者是死了拉倒，反正一样……这类人起意自杀很突然。这类人很少想到疼，而是突然自杀。可是还有一类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们就想得多了。”
这话说得非常明白，“疼”对于一班人的自杀没有约束力，却是基里洛夫这类的哲学式自杀（当然也包括斯塔夫罗金那样的阴谋自杀）的阻力。怎样理解这个“疼”呢？它不在我们之外，当然也不会在我们的思想中，也不会是在我们身体的任何部位。凡是能够用理性考察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疼”这种东西。然而“疼”却是实实在在的当下感受，它不具备理性的普遍性——虽然你可以用你的“疼”来类比我的“疼”，但是你永远不可能感受到我所感受到的那个“疼”。然而“疼”却是实实在在的，似乎比理性更加理所当然。一旦你疼起来，任何理性的证明都无济于事，“疼”本身是真切的、当下的、私己的。“疼”当然可以合乎理性，但无论它是否合理，它都是现实生活的事实。由此，就可以将“疼”归入现实的生活世界，它甚至比哲学真理更加具有真理性。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就被“哲学地”表达为生活世界同哲学真理之间的张力。这就是“疼”能够阻止哲学式自杀的理据。
于是，我们似乎可以希望，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对“疼”的切身感受有助于我们脱离哲学。然而吊诡的辩证法又发挥了作用，使我们的希望破灭：现实与理想的张力恰恰正是哲学的构成要件。正如前文所述，哲学是边缘上的舞蹈，边缘是哲学的特征，而边缘的任何一边都不是哲学。哲学有使人冲下山崖、跌入虚无、疯狂与死亡的倾向，但是仅仅当这是一种倾向的时候才是哲学。说哲学家具有这样的倾向，说的也仅是倾向而非现实。当哲学冲向虚无的倾向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在述说一种虚无的哲学，而这无非是在说：没有哲学。认为没有哲学仍然还是哲学显然是荒谬的。因而对哲学倾向的阻力反而成全了哲学。生活世界并不是脱离哲学的可靠道路，相反，是生活世界成全了哲学。
来自生活世界的“疼”虽有阻止哲学式自杀的作用，但也并不必然能够阻止哲学式的自杀，理由来自另外一种辩证法——就是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在《裴多篇》中宣称的辩证法真理：“痛苦与快乐总是相伴而生”。基里洛夫说“疼”是阻止哲学式自杀的原因，但他自己并没有因为怕疼而不自杀。基里洛夫自杀前疯咬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手指，彼得小指的剧痛指引读者来到了疼痛的辩证法之前，观看基里洛夫无可救药的开枪自杀。自杀前的呆滞与疯狂的基里洛夫在实践上真正处于自己哲学的边缘，而自杀之后的基里洛夫不再是哲学家，按照他的理论，他在开枪的瞬间达到了极端的自由——成为神。
于是，我们悲观地发现，在陷入哲学之日就不要指望有朝一日能够超脱出来。然而辩证法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往往在生出希望的地方覆灭希望，而又在绝望处燃起新的希望。正如前文所言，哲学思考是反思性的，哲学斗争是哲学自身的斗争，生活世界通过辩证法成为哲学的要件，而哲学对哲学自身的反对固然是哲学的辩证法，却也是脱离哲学的契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没有刊登的第二部第九章中指出了这样一条道路。
吉洪是一个修士，既非传统，也不安分。他与斯塔夫罗金就魔鬼的问题相谈甚欢，并且透露了自己不信上帝的事实——教会的修士竟然都不信上帝，这难道不是哲学侵蚀宗教的结果？
斯塔夫罗金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问吉洪如果不完全相信上帝，那么能否信仰魔鬼？吉洪的回答是：“噢，太可以了，而且常常如此。”考虑到魔鬼的隐喻含义，此处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吉洪认为不完全信仰上帝，就可以去信仰（从事）哲学，而且常常如此。
于斯便指明了一条不信上帝的道路——信仰魔鬼。因而一个人一旦沾染了哲学，便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哲学，“而且常常如此”。哲学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于它只能自己反对自己——而且也常常反对自己。正如吉洪所言：“完全彻底的无神论者与达到完全彻底的信仰仅一步之差。”此言无非是说：完全彻底的哲学与脱离哲学仅一步之差。将哲学贯彻到底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恰恰是哲学最顽固的敌人，然而或许却是脱离哲学的唯一必然道路。
辩证法的最为吊诡之处就在于：用哲学反对哲学——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荒谬了。
注：所有引文出自译林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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