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筱婧 | 一部泛文学领域的公众史——评《20世纪的书》
在电影《华盛顿邮报》末尾，一段长达数分钟的画面向观众们展示了二十世纪蓬勃发展的报业所依赖的印刷工业，被油墨浸染、等待裁切的当日报纸铸成一条信息的洪流，源源不断奔向公众手中。卷筒印刷的发明使印刷成本逐年降低，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需求将教育普及提上日程，二十世纪前后的民主化政治的倾向，使报业得以脱离传统向大众发展。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煽情报道、各类副刊、小报的见日无疑是当代社会对媒介需求的雏形，公众文化的概念也逐渐水落石出。公众是产生于传播方式变革之中的近代概念。十九世纪的社会学家认为，公众是“纯粹的精神的集体”，公众的产生中包含的环境动因几乎为零，而多产生于精神质因。直到新闻业全面开放，公众才正式生成名词强度，并集社会舆论的受众与传播为一体。（大众）报纸则是一个绝佳的舆论平台，将社会事件与评论通过文字留存，使之具备跨地域、跨时间传播性，并促成了媒介与公众相互渗透的过程。随着大众报业的发展，辅以报业大亨之间的激烈竞争，报纸除了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与精神需求，更担起了雅俗兼备、提供时兴娱乐资讯的任务。报纸是一个典型的大众服务类产品代表，更是“机械复制时代”的工业艺术产品之一。泛公众媒介的产生将社会聚焦化，而将个人原子化，人们日益感受到挣破客观因素制约进行交谈的必要性，尤其是在文学领域。纽约时报《书评》副刊便是在这样的因素催化下应运而生，成为了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书评副刊。不同于专业期刊上富有学术气息的文学批评，该刊承袭了报纸的特点：语言平实，富有见地，可谓是面向大众的虚拟沙龙。而在《书评》的访谈与来函栏目中，更是为读者提供了与作者进行平等交流的契机，甚至产生了两个代表性群体观点相对的场面。
作品所具有的时代特征与作品的私人性是一个在文学批评领域老生常谈的话题，与之相对的，书评同样具有极强的私人性。而反观书评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又何尝不是一个具有时代品味特征的公众的轮廓呢？在传播媒介的发展历史中，受众的信息需求是媒介得以成长的基础，媒介必须迎合大众的口味。反过来看，媒介对一个整体的公众（或称潜力受众）进行分割，通过对特定需求人群进行挑选，塑造自己的品牌特点，塑造舆论的偏好方向，一手打造了自己的特定读者群，更有可能捕获原本倾向不明的读者。在其麾下的读者不断被确立的过程中，媒介的特点亦被强化，这就是媒介与公众的双向渗透过程。纽约时报《书评》一刊从理性、客观的读者群体中割出对文艺领域有偏好或兴趣的部分，作为《书评》的潜在读者群体。来稿展现了读者的兴趣偏好，读书品味；主编对稿件进行筛选刊发，展现了《书评》一刊的新闻品味。二者结合，以文学流派的发展作为时间线进行排列交织，便形成这本纵横百年的公众面貌历史。
在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本雅明写道：工业的发展与大量机械复制品的传播，不仅改变了艺术的制造发展与传播方式，更彻底改变了艺术的本质。复制品剥夺了艺术在其诞生地独一无二的存在性，艺术作品“灵光”的消失加强了艺术与大众之间的平等关联，而大众也因此成为艺术作品的一部分，并将自我意识投射其中。在宗教改革前，《圣经》便是复制品时代前宗教艺术作品具有“灵光”的最好佐证，教廷掌控着唯一解释权，除了弥撒与讲道之外，民众并没有直接接触圣经的权力。书报刊是文字领域势力最庞大的复制品代表，它们为读者群体而产生（形式特性），在挑选群体的过程中也被群体挑选，这是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的群众性。换言之，倘若没有编辑与作者群众的参与，就没有书报刊的具体呈现形式；倘若没有读者与购买群体的参与，书报刊的刊发毫无意义。在书报刊的群众特性上，纽约时报《书评》副刊更进一步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群体（读者与购买群）作为主观方，进一步扩大了书报刊的群众参与面，向社会范围内有志趣进行泛大众文学批评的人士征稿，而不局限于编辑撰写的范围，这也是本刊所特有的“众生相”气质的由来。《书评》成功地对来稿读者的思想进行“快照”，拉长了个人思考在时间上的留存度，在拓宽交流空间的同时，于读者之读者群体中不断寻求话语的回响，并将“快照”进行整合，波普艺术般陈列在这本百年书评合刊中。
正如本书的编撰者麦格拉斯所言，在来稿刊发的文章中进行大浪淘沙，最终合订成本，是为了向读者提供一种“文学即时感”。保留这一“即时感”的手段便是通过不同时代读者的审美趣味与随想进行时间的回溯，文学史之于本书正如单反拍摄的旧址之于老照片，前者是后人对历史的一种主观性汇编，后者是对曾经的当代人视角进行客观留存。《书评》一书除了向人们展示客观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替文学爱好者撷取补充那些在历史中猝然消逝的文学光亮外，更提炼出一种跨越时间的“人味”，这是一部真正由大众特质构筑而生、体现大众面貌的文学历史，即“泛文学领域的大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