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太阳、大海和契诃夫问好
1、连接契诃夫的桥梁
喜爱契诃夫作品的读者，大概也会喜爱上契诃夫其人。诚如钱钟书所说，“鸡蛋好吃何必去看下蛋的母鸡”，但契诃夫大概属于看了会增添好感、收获乐趣和思考的“母鸡”，可作一例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童道明先生选译的《可爱的契诃夫：契诃夫书信赏读》，正是这样一座跨越时空，连接读者与契诃夫本人的桥梁。
书信较之传记，往往有着更直接的“血肉感”，它们日常、亲切、私密、细碎。就连童道明都说是在读完契诃夫全部信札之后，才对契诃夫多少有了真切的认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所著《契诃夫的一生》可能是例外，这是一部轻盈、如小说般生动和抒情的传记，有助于了解契诃夫的好作品，在此一并热情安利）。
不过，契诃夫一生留有四千多封书信，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篇幅过长，还会因不熟悉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和通信者身份而给理解带来障碍。本书由毕生与契诃夫打交道的剧评家、翻译家、剧作家童道明选取契诃夫247封书信进行翻译和评注，弥补了书信简单结集的不足。自然，这样的结集会带有童先生较强烈的个人喜好色彩，但“师父领进门”，读者完全可以本书为前菜，阅后凭兴趣去探寻更多“正餐”。
透过书信，我们看到了契诃夫生活、写作、思想、感情的不同方面。书信集从契诃夫19岁的一封信开始，直至他44岁因肺结核去世前三天的最后一封书信。信件有写给兄弟、妹妹的，给恋人米齐诺娃和妻子克尼碧尔的，给文艺圈好友编辑苏沃林、作家高尔基、蒲宁、画家列维坦、音乐家柴可夫斯基、莫斯科艺术剧院丹钦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等，乃至写给普通熟人的。和家人、爱人叮嘱家务、表达思慕，和朋友谈文学、谈社会人生，又或是花鸟虫鱼、赏心乐事、日常琐碎。契诃夫生活的一个个片段，就这样鲜活于纸上——一个文章、人品表里如一，可爱又体面的人。
2、亲切的问候
可能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从前依赖写信沟通的人都显得能说会道。契诃夫的信总有很强的临场感，开头可以亲切问候：“亲爱的弟弟米沙！正当我百无聊赖地站在门口打呵欠的时候，接到了你的来信，因此你可以判断，你的来信正是时候。”（No. 1，指本书信集所选的第一封信，后同）
结尾，可像发微信一样地解释为何不写下去了：“有人用板车送来一个女病人，我得去看看。祝您健康。”（No. 46）“客人要走，我去送送她们。”（No. 156）还有一次，在雅尔塔疗养的契诃夫写道：“月亮。迷人的海。我去把这封信投进邮筒。”（No. 121）友人读来，一定能想象到海边月色下独行着的，给自己送信的契诃夫。
有些致意还挺细心。契诃夫有次在信尾叮嘱苏沃林，一定要对他太太说“向她鞠躬致礼，她曾埋怨我在给您的信中常常泛泛地用‘向您全家问好’一笔带过‘。我要向她深深一鞠躬，感谢她殷勤待客，我在你们家过的很愉快。让天空、太阳、月亮和星星守护你们。”（No. 63）
还有些致意关心的是小动物：“向您的夫人问好，也向您家的那些鹅儿和鸭儿问好。”（No. 23）“如果基尔什卡还没有死去，就祝他狗运亨通。”（No. 34）或者是大自然（朋友在法国尼斯度假）：“请代我向可爱的、温暖的太阳问好，向宁静的大海问好……”（No. 228）
3、一本正经的玩笑
同更亲近的朋友，契诃夫更会不时幽默一下，加上一贯的彬彬有礼的态度，有种又正经又好玩的感觉。有次，他给一位诗人朋友致以这样的新年问候：“亲爱的康士坦丁 •德米特利耶维奇，恭贺新禧，新年有新的幸福，有年轻美丽性感的缪斯女神的新的娇嗔！让上天保佑您！”（No. 191）
还有一次，朋友对契诃夫家厨娘玛莎的怀孕感到惊讶，契诃夫回信道：“您在信中问我是谁把她的肚子弄大了。常到我家来的男人就两个：一个是您，还有一个年轻的士兵，而到底是谁作的孽，我不知道，而且我也无权裁判他人。如果不是您，您就不必为孩子担责。”（No. 138）
在一封普通的还债信里，也开了一个有揶揄意味的小玩笑：“迟迟还债，乞谅。这样的拖欠也不是我个人的过错，而是错在不能替自己的天才们偿还债务的人类”（7）。
4、“我一切照旧，写作，植树”
契诃夫是热爱大自然的，在小说、戏剧和信件中他都是饱含情感，描述着俄罗斯的森林、草原、植物、动物。事业有成后，他在莫斯科以南约七十公里的梅里霍沃庄园置业定居，喜悦溢于言表：
“在乡村生活有诸多不便……但在大自然中有某种神奇的、特别感动人的东西，它用自己的诗意补偿了生活中的种种不便……心很安宁，很自在，也充满生趣，因为你不为昨天惋惜，也不为明天担忧……我们从城里来到乡村，不是为了躲开人群，而是为了躲避虚荣心……看着这春天，我真希望另外一个世界上存在天堂。”（No. 55）
“富足的人不在于他拥有很多钱财，而是在于他现在具备条件生活在早春提供的色彩斑斓的环境中。”（No. 58）
“多么美妙的十月！在树林子里真是美妙无比……森林在成长。我在花园里栽种了上百株郁金香、风信子、百合花、鸢尾花……”（No. 71）
在他的描绘里，大自然跟女人似乎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坐着自己的三套马车……三分之二的路要穿行森林。在月光的照耀下，这种奇特的自我感觉很久没有体验到了，这感觉就如同刚刚与情人幽会回来。我想，与大自然的亲近和闲适乃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舍此不可能有幸福。”（No. 79）
“我们在割草，迷人的割草时节。新鲜的草推有醉人的劳香，只需在草垛上坐两个小时，你就有躺在裸体女人怀抱里的幻觉。”（No. 94）
在梅里霍沃的日子也是契诃夫创作的黄金时期。后来，契诃夫因疗养肺结核病的需要，移居俄国南方黑海之滨的雅尔塔，在景色很好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漂亮的三层白色别墅，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四年。尽管身体健康在变差，同身在莫斯科的妻子也有着异地之苦，但是对自然的热爱不减。他在给克尼碧尔的信中提到过：“我一切照旧，写作，植树。”（No. 137）“我成天在花园里劳作。”（No. 171）
具体来说：“昨天和今天我在院子里栽材，那真是怡然自得，何等的美好，何等的温暖和诗意盎然，简直就是欢天喜地。我栽种了12株樱桃树，4株桑树，X株杏树，还种了一些其他的树。都是很好的树，很快就会结出果实。老的树已经枝繁叶茂，梨树开了花，杏树也开着政瑰色的花。……总的来说，非常之好。”（No. 131）“花园将非同一般：我自己我种花木，单是玫瑰就种了100株——还都是最名贵的品种；还种了50株槐树，很多山茶花、百合花、月下香，等等。”（No. 139）
5、“社恐”的委婉
契诃夫说，我们从城里来到乡村，不是为了躲开人群，而是为了躲避虚荣心……我想还可以加上，庸俗的空气，社交的喧嚷，对写作的干扰，等等。除了礼貌、和善，契诃夫另一面是安静、冷静，多少带着疲倦和疏离感的存在。
书信集读下来，好几次的拒绝都给我留下印象。这些认真摆出的理由也许有点站不住脚，但也是一种特别的礼貌和委婉吧：有次是拒绝参加给时髦女演员的献礼活动——理由是其他关系更好的女演员也没有得到过契诃夫类似的献礼，她们知道的话会感到难过的。（No. 76）有次是拒绝参加慈善晚会——理由是契诃夫先生一在晚会讲话嗓子就变哑、不停咳嗽。（No. 95）有次是拒绝参加作家纪念集会——理由是契诃夫没有礼服，也很怕听演讲。（No. 135）有次是拒绝给友人戏剧新作的演出权，契诃夫说莫斯科艺术剧院享有独家演出权，但提议可以为友人另写一部——身体健康时，这不在话下，但是最近得了胸膜炎，只好如实作出解释。（No. 214）
契诃夫常因不速之客到访、影响写作而苦恼。另一方面，他却也和妻子说过：“但我又不能不接待这些不速之客，我做不到。”（No. 155，译者说）
契诃夫和米齐诺娃确立关系时，写信说“我生怕上流社会知道我们之间的通信。请不要把这封信给任何人看！”（No. 35）后来，契诃夫和克尼碧尔的婚礼也是秘密进行的，他要求莫斯科不能有一人知道他们要举行婚礼，“不知为什么我非常害怕婚礼、向新人道喜和香换酒，这酒杯一定得拿在手里，而且还要略带微笑。”（No. 174）
6、月亮般的妻子：亲与疏之间
书信集有不少契诃夫和女性朋友的通信。不难想象契诃夫的女人缘是很好的，无论他的才情、名气，还是他的那些特质：温柔、礼貌、风趣，又带着“混合着玩笑、伤感和平静的失望”和“水晶一般的冷漠”（内米洛夫斯基所说）。蒲宁曾说，契诃夫“非常理解女人的心，能细腻而强烈地感受女性美。”
这其中有简单、健康的一面。契诃夫和苏沃林（他们之间的通信经常是好哥们之间谈天论地，掏心窝子的感觉）就说过：“唷，我永远不会成为托尔斯泰主义者！在女人身上我首先欣赏她们的美丽……”（No. 47）“非常向往大海……渴望自由和金钱。坐在甲板上，喝喝葡萄酒，谈谈文学，而晚上可以和美女相聚。”（No. 69）临终前和妹妹的家书里，也随口聊到他疗养的巴登维勒“没有一个穿戴得体的德国女人，没有格调，真让人沮丧。”（No. 247）
也有淡漠、犹疑的一面。内米洛夫斯基在《契诃夫的一生》中解释说，或是因为知道自己有病在身，不会长寿，经济上负担着家庭还有些拮据，或是因为身边教养良好、精致优雅的女性让他感到困惑和距离感，不管怎样，契诃夫会在游戏过火时温和体贴地逃避，“失意的多情人最终变为朋友”。
有次，也许是心境不佳，契诃夫曾和苏沃林揶揄（我感觉是揶揄）写道：“我不准备结婚。我现在想变成一个秃顶的小老头，坐在一个很考究的书房的大书桌后。”（No. 42）
而在更认真的时候，契诃夫（当时35岁）则和苏沃林说：“我可以结婚。但我有条件：一切应该照旧，也就是她应该住在莫斯科，而我住在农村，我将去看望她。日复一日的幸福，朝夕相守的幸福——我忍受不了。……我答应做一个好丈夫，但求您给我一个这样的妻子，她像一个月亮，不会每天都出现在我的天空……”（No. 87）
7、月亮般的妻子：命运的安排
命运多少跟契诃夫开了一个玩笑，是的，他拥有了一个月亮般的妻子，却深深品尝着异地相爱的苦恼。克尼碧尔献身于戏剧事业，事业成功，演出季需要待在莫斯科，而契诃夫因为肺病无法在寒冷的莫斯科过冬。这个曾经想要月亮般妻子的丈夫，后来却在给妻子的信里说：“我越是长久地与你生活在一起，我对你的爱情会变得更深沉……如果不是有病在身，世间很难找到一个比我更恋家的男人……”（No. 207）
他感叹说：“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在一起，那么有错的不是我也不是你，而是那个魔鬼，它在我身上注入了肺结核菌，而在你身上注入了对于艺术的爱。”（No. 158）
书信集里涉及契诃夫真正恋人的，一个是米齐诺娃，一个是克尼碧尔。同后者的信则占了书信集第一的比重，大概有四分之一。一些谈的是小说写作的进展，跟文学圈或其他友人的交际，作为作者对剧作人物的理解等等，属于有直接文学史价值的内容。其他大量内容都是夫妻间的私密通信，这些很私人化的、时而甜蜜甚至肉麻、时而幽怨和争执的异地爱人之间的絮语，感觉颇有些”公开处刑”，按现在人的尺度可能不会选择交付出版了。
这里有夫妻间的嘘寒问暖、思念爱慕、日常小事。有夫妻一次次分别后的不舍，但也要说得可爱一些：“我低低地向您鞠躬，低低地，低得额头要碰到我们家那口已经挖到八尺深的井底。我已经习惯和您在一起，现在我很苦闷，而且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这样一个想法：在春天之前我见不到您……”（No. 136）
这里有契诃夫给克尼碧尔起各种各样的小名：亲爱的、可爱的、非凡的、天才的女演员、小马驹、德国女人、小狗、女领导、小昆虫、小绵羊……有几乎是絮叨一样，总是要求对方给自己多写信、写长长的信。有各种形式的甜蜜蜜、腻歪歪（篇幅限制，请见文章最后所附）。
这里有夫妻间不算太大问题的小小不安全感和善意的表达（表达本身也是一种化解），但也要说得可爱一些：“您不给我写信，近期也没有给我写信的打算，全要怪常礼服上的波纹绸大翻领（指莫斯科艺术剧院经理丹钦科）。我理解您！”（No. 145）但对于已引起妻子不悦的、对自己献殷勤的女士，则要特意解释，自己可是已经避开了的（No. 152）。
这里也有人世间无解的家庭矛盾，姑嫂不和、居中调停之类的“茶杯里的风波”，有或是因远距离沟通问题或是因情绪不稳定、猜忌、误会的那些哄来哄去，或者怎么也哄不好……作为百年后的外人只能感到并不好说什么，并且代入得自己也头大了。（No. 176/193/202/203/204/217等等）
总之，个人生活的面向，读者们可以按需摄入。
8、在人群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
说了这么多私人的轶闻趣事，搞得好像契诃夫只是一个颇有生活乐趣的小老头似的。其实这些内容，多数只是让我感到亲切，笑一笑过去了。而书信集里契诃夫不时关于写作、关于社会人生的言论，才是经常给我会心一击的部分。
本书开篇就是契诃夫一段颇有名的关于尊严的话，直接有力（没想到原来出自其书信）。那年19岁的契诃夫，觉得弟弟米沙来信的口吻过于谦卑，便以哥哥的口吻劝导他说：
“你承认自己的渺小？弟弟，不是所有的米沙都是一个样子的。你知道应该在什么场合承认自己的渺小？在上帝面前，在智慧目前，在美面前，在大自然面前，但不是在人群面前。在人群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No. 1）
这种自尊意识，连同对自由、独立人格的追求，对智性和美的看重，贯穿着契诃夫的精神和文字。小说、戏剧不提，书信集里，契诃夫对于大哥亚历山大在家中的专制粗暴，曾严肃地讲起他们家庭的不幸，并批评说：“宁愿做刀下鬼，也不做刽子手。”（No. 13）要知道，契诃夫和兄弟姐妹从小正是成长在一个专制、矇昧、保守、虔诚的外省小商人家庭中，祖父一代是解放的农奴。正如另一封信中，契诃夫跟苏沃林讲述的那样：
“个性的自由……贵族作家轻而易举获取的东西，平民百姓需要花费青春的代价方可取得。您不妨去写写一个青年人的故事，他是农奴的后代，站过店铺柜台，进过教堂唱诗班，后来他上了中学和大学。他从小受的教育是服从长官，亲吻神甫的手，崇拜别人的思想，为得到的每一块面包道谢。他常常挨打，外出教书没有套鞋可穿……您写写他吧，写写这个青年人是如何把自已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的，他又是如何在一个美妙的早晨突然醒来并感觉到，他的血管里流淌的已然不是奴隶的血，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血。”（No. 14）
契诃夫有天还和苏沃林抱怨：“我的灵魂追求高远与宽阔，但我又不得不过一种狭窄的钻进讨厌的钱眼里去的生活。再也没有比小市民的生活更庸俗的了。这种生活充斥着渺小的物质享受、荒唐的高谈阔论和谁也不需要的小恩小惠。”（No. 60）
这些，不禁让人想起他在中篇小说《第六病室》里的话：“对于生活的自由而深入的思索，和对于人世间无谓烦扰的蔑视——这是两种幸福，人类最高的幸福。”
高尔基也曾赞叹契诃夫说：“您是我见过的一个最最自由、对什么也不顶礼膜拜的人。”
9、顺从天气和命运，但要量力完成自己的使命
从小，契诃夫一家生活在贫困之中，他挨着父亲的打，要“服从长官，亲吻神甫的手”。稍大一些，替家里看管店铺，甚至被父母半抛弃地质押到债主家里还债。上了大学，为补贴日用，给幽默讽刺杂志投稿写小文章，而后逐渐走向严肃的文学创作，收获声名，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
29岁那年，和契诃夫关系最亲近的二哥尼古拉因肺结核去世，给契诃夫留下痛苦的记忆（No. 18）。尼古拉颇有绘画天赋，但生活透支无度。在差不多的岁数，契诃夫发现自己也开始咳血。难怪只有30岁出头，他就会感慨“衰老也越来越向我靠近”（No. 45）。
“狄更斯式”的艰难早年，文坛崭露头角后又开始面对注定早来的死亡，但在契诃夫的文字中，你感受不到任何的自怜、煽情或由此走向反面的自大、夸张。唯有一份平和，也许源自那“在人群中的尊严”，也许源自契诃夫一贯的、可说是温柔平静、可说是淡漠疏离的天性？这样的平和是向外，也是向内的，让契诃夫关于苦难和命运如基督徒般驯顺，发出有些超然的议论。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他安慰说：
“当然，您活得不容易，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准备吃苦的。我们不是俄国的官廷卫士，也不是法国的戏剧演员，不可能有他们那么良好的自我感觉。我们是这块土地上的小老百姓，将来也会像小老百姓那样地死去——这是命运，毫无办法。只好顺从命运，就像只好顺从天气一样。我是个宿命论者，当然，这很愚蠢。……”（No. 23）
39岁那年，契诃夫遵循医嘱，搬到雅尔塔定居。安顿好一切后，他写信给妹妹：“你告诉妈妈，不管狗和茶炊怎么闹腾，夏天过后还会有冬天，青春过后还会有衰老，幸福后面跟着不幸，或者是相反。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健康和欢乐，总有什么不幸的事在等着他，他不可能逃避死亡……应该对一切都有所准备，把一切所发生的都看成是不可避免的，不管这多么令人伤心。需要做的是，根据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使命。”（No. 123）
是的，这些看似“宿命论”的论调并不只是倡导逆来顺受的恭顺和服从，而也许更近乎某种“知天命”：对不可避免的生老病死、命运起伏的达观和自然，对自己的人生在世的位置、能力和使命的认知，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10、简洁是天才的姐妹
书信集见证着契诃夫文学生涯的诸多节点：获得前辈赏识，获得文学奖项，拜访托尔斯泰，同高尔基、蒲宁交好，《伊凡诺夫》《海鸥》等剧作的公演和成败（No. 125等），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合作等等。
其中最让我感到奇妙的，还是他严肃创作的起点——从“契洪特”到“契诃夫”的那个转变。26岁那年，收到文坛前辈格里戈罗维奇的来信。格里戈罗维奇读了契诃夫的小说，深感于其天赋，特意写信给他，鼓励甚至是要求他认真对待自己的天赋和创作，不要匆忙写作。此前，契诃夫主要是为维持生计，以“契洪特”之名写一些较短的、文学价值较差的幽默讽刺作品。收到来信后，文坛上还不算什么的契诃夫受宠若惊地说：
“您的来信像闪电一样震动了我，我激动得几乎要哭泣。我感觉到我是有天赋的，但已习惯于把它看得微不足道……在莫斯科我有数百个熟人……我想不起其中有谁读过我的作品并认为我是个艺术家……以前我对待自己的文学写作一直极其轻率……我突然感到了必须赶紧行动……我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我还只有26岁，也许，我还来得及做点什么出来，虽说时光在飞逝。”（No. 3）
关于写作与从医的关系，契诃夫也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原来也是出自书信）：“医学是我的合法妻子，文学是我的情人。当然，二者互相干扰，但还没有到互相排斥的地步。”（No. 64）
书信集也有不少谈及到文学写作和戏剧表演的，和朋友恋人交流观点，或是给高尔基（No. 124/133/134等）等后辈作家鼓励建议。契诃夫非常看重简洁、冷静，他说：“简洁是天才的姐妹。”（No. 16，没想到这句名言也是出自书信）“写得冷静一些。越是遇到情感色彩浓重的场面，下笔越是要冷静，出来的效果也越有情感色彩。不要给文学撒上甜粉。”（No. 66）“照我看来您缺乏克制。您像一个在剧场里人不住自己喜悦之情的观众，这样既干扰了自己也干扰了别人看戏。”（No. 124）
熟悉契诃夫小说的人不会对此感到意外。而他在戏剧表演上给出的建议也是相通的：“扮演一个易激动的人时，动作不要太夸张。要知道大多数人都易激动，很多人有更大的痛苦，但是，在哪里——在街上或是在家里——您见过他们捶胸顿足，抱头号哭的？在舞合上表现痛苦，应该像在日常生活中痛苦状态的流露一样……”（No. 142）“在全剧中你不要装出一副苦相，可以有点生气的样子，但不要有愁苦的模样。在心中很久以来埋着痛苦的人，已经习惯于此，他们只是吹吹口哨，时而做沉思状。”（No. 163）
读到这里，契诃夫小说、戏剧里的太多场景在脑中略过。
11、早起的人，关怀家人和穷人
回到前面的话题，契诃夫怎么具体看待自己的使命？书信集读下来，能感觉到契诃夫在三个方面都是认真而负责的，我想，也可以归结到他自认的使命里去：文学创作、家庭责任和社会关怀。
如他有次所感慨的：“我发现，早起的人都是忙忙碌碌的人。这就意味着，我将是一个不知疲倦、不得安宁的老头。”（No. 43）
文学不必再说。对于家务事，契诃夫时常是细心叮嘱（如No. 109）。在遗嘱中，契诃夫也针对亲人的情况对各项财产做出详细安排，而遗产的最终归属，都给到了家乡塔甘罗格用作教育基金。遗嘱的最后，契诃夫叮咛道——“帮助穷人，爱护母亲，全家和睦。”（No. 178）
对家乡、对穷人、对有需要的熟人，契诃夫时常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面对他们（肺病患者），不好意思过我的安逸的温饱生活！”（No. 140）他为贫穷的肺病患者呼吁建造疗养院、救助站，给哥哥去信、为在托尔斯泰家遇到的流浪汉寻求收容所（No. 89），试图拯救认为有科学价值的医学刊物（No. 90），为塔甘罗格的图书馆购书赠书、在乡村出资办学（No. 8，No. 116），临终前的不久，还在为一位同乡孩子的学业写信请托（No. 245/246）。
作为医学背景出身的平民知识分子，契诃夫是一个相信理性、科学和进步的人道主义者。他尊重和同情底层，会尽力所能及的力量去务实地促进改变，不会（如同时代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去美化贫穷和愚昧：
“我的身上流着农民的血，所以农民的美德不会让我感到意外。我从小就相信进化，我不能不相信，因为鞭打我的那个时代与不再鞭打我的这个时代有天壤之别。我爱聪明的人，爱礼貌，爱幽默，与此同时，我对待庄稼汉抠手上的老茧，他们的包脚布散发出臭味，与对待太太们戴着卷发夹上街的态度是一样的。托尔斯泰的哲学曾经让我深深感动，它控制了我六七年的光景……但现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提出抗议，理性和公平正义告诉我：电气和蒸汽比贞节和素食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爱……很可能俄罗斯又要被自然科学所吸引，唯物主义运动又将时兴起来。”（No. 77）
12、早起的人，关怀社会和公平
总的来看，我一直揣测契诃夫比较倾向于为艺术而艺术（很多这样的艺术家并非不关心外部世界，但会有意识地选择避免用长篇大论地谈论自己的政治、社会观点）。不过在信件中，总会见到一些只言片语。故也只做一些片段式的摘录。
30岁那年，契诃夫不辞辛劳穿越西伯利亚，以极大的工作投入，考察萨哈林岛流放犯人所在的人间地狱，回来写下震动俄国的《萨哈林游记》。
曾经无话不谈的杂志主编苏沃林（政治立场非常保守），后来正是因为公共议题上立场的分歧，遭到契诃夫的批评，二人关系渐行渐远（法国“德雷福斯案”、俄国“斯基斯基兄弟案”（No. 132））。在德雷福斯案中，契诃夫声援左拉，为社会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他评价左拉说：“真诚的人当然也可能犯错误，但这样的错误也要比那种理智的不真诚或是出于政治上的谨慎考虑的不作为来得好。就算德雷福斯有罪，左拉也还是对的，因为作家的责任不是给人定罪，而是捍卫那些甚至已经被判了罪的人。”（No. 115）
关于爱国，契诃夫强调了公正、良知和独立思考：“这个上帝的世界很好，只是我们不好。我们太缺少公正和宽容，我们对爱国主义的理解也是很糟糕的！放纵无度的酒鬼爱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但这样的爱有什么用处？我们在报刊上说我们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但这种爱又表现在哪里？用自以为是和蛮不讲理取代知识，用懒情和胡闹取代劳动，没有公正。关于良知的认识，超不过所谓‘行政制服的良知’，这个制服不过是一块美化我们的司法体制的遮羞布。需要工作，其他都扯淡。主要的是，要做个公正的人，其他的就好说了。”（No. 32）
契诃夫也从斯基斯基兄弟案，谈起自由：“如果没有自由地表达意见的权利，那么人们就会用激惯的、用从行政当局的立场来看常常是不可容忍的方式来加以表达。请给予新闻自由和信仰自由，那么我们热切盼望的社会安定就能来临，尽管这种安定局面也不太可能维持特别长久，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也就足够了。”（No. 132）
13、生之欲：最后一杯香槟
在44岁，生命的最后一年，契诃夫和妻子赴德国疗养。他是清楚自己的命运的，在离开莫斯科前和朋友平静地说，自己是去死的。在临终的夜晚，他感到憋气，人生第一次提出要请医生，并要求喝一口久违的香槟。喝完，他说“我好久没有喝香槟了”，便侧过身，“像婴儿一样”平静地睡去了。
我想，面对死亡，契诃夫也保持了他一贯的平静与优雅。让人惋惜又心疼。
蒲宁在回忆录里回忆起这样一个夜晚：“在那个时候，我已经住进了雅尔塔最好的旅馆‘俄罗斯’。有个晚上契诃夫打来电话，让我雇一辆马车去找他，以便一起出游。我试图劝阻他，但他坚持要这样。当然，那是个温暖的月夜。我们乘马车到了奥林安达。就在那个地方，他说，人们读他的作品还可以读上七年，而他活在世上的时间更短——六年。这两个数字他都说错了：他活着的时间要更短——就剩一年零三个月，而人们读他的作品已经读了五十多年，而且看来，还要长久地读下去。”
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看起来，我们还会继续长久地阅读契诃夫。
蒲宁提到的夜游奥林安达的一幕，在契诃夫小说《带小狗的女人》中也出现过。男女主角在一起后，四处漫游。有一夜他们到了奥林安达，小说中有了一长段安静、浪漫、超然的描摹和议论，让人印象深刻，想来也是契诃夫个人的真切体验：
“在奥林安达，他们坐在离数堂不远的一张长椅上，俯瞰着大海，默不作声。透过晨雾，雅尔塔隐约可见，在高高的山顶上，飘着朵朵白云，静止不动。树上的叶子也不摇动，蝉声阵阵，而从岸底传来的单调的、低沉的海涛声，在诉说寂静和等待着我们的永续的长梦。当这个海边还没有雅尔塔和奥林安达的时候，大海就在喧哗，现在它还在喧哗，而当我们已经不在人间的时候，大海照样还会发出喧哗的声响，淡漠而低沉。而在这种永恒不变中，在这种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死的冷漠之中，也许正蕴藏着我们的永恒救赎的保证，人类生活的不断前进与不断完善的保证。
“吉罗夫坐在一位年轻女人身旁，这位女人在晨曦中显得更加楚楚动人，面对这童话般的景象——这海，这山，这云彩，这辽阔的天空，古罗夫神清气定，飘飘欲仙，他暗想，如果我们认真想想，那么从本质上说，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很美好的，只是我们所想的和所做的不是太好，因为我们忘记了生存的最高目标和自己的尊严。”
不知何故，这段话放在契诃夫生平故事的最后，感觉也非常合适。
2022.1.16
附录/边角料：
1、说明：读完本书，发现有很多喜欢的段落，而单纯的摘录太机械了，就这样寻着某种逻辑串成了这篇文章（虽然还是有大段大段的摘录，非契诃夫爱好者估计都没法看，但过程中又有点整理素材给作家写二手传记似的体验，困难也有趣）。文章写完了，发现摘录的段落还有些“边角料”舍不得丢，便放在这个附录里了。
2、契诃夫与恋人米齐诺娃的书信选的不多，除了与画家兼好友列维坦同米奇诺娃隐约的三角关系和由此引发的醋意、小矛盾然后是和解外，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句甜蜜的话：“我们的花园非常好……我们常去散步，而且我常常闭着眼睛，把右臂膀弯成一个半圈，想象着是您正在与我挽手同行。”（No. 44）信的落款，契诃夫没有署名，而是可爱地画了一个一箭穿心。
3、有一次，契诃夫和米齐诺娃说：“丽卡，我热烈地爱着的，不是你，在你身上我爱着我过去的痛苦和逝去的青春。”（No. 56）
4、书信集中，契诃夫和克尼碧尔甜蜜蜜、腻歪歪的私人篇章不胜枚举。“常在梦中见到你，而睁开眼，你好像还在我跟前。你是我非凡的女人。……深深地吻你，抱你，又再吻你。”（No. 161） “再见，我的孩子！我要把你抛上去，再把你接住，再粗鲁地让你在空中翻转，再把你抱住，再让你抛出去，再把你抱住，亲吻我的女演员。”（No. 205）
异地让两人的感情更加难舍难分。有次，契诃夫深情地说：“我像一个僧侣那样地活着，我只能在梦中见到你，尽管我已经40 岁，羞于示爱了，但我还是忍不住再一次对你说，我爱你，爱得深沉和温柔。”（No. 185）
两人时不时拿异地开些玩笑：“杜西雅，我已经记不得，你是银发女人或还是黑发女人。我只记得我曾经有过—个老婆。”（No. 217的译者说）“请原谅我，但我们的长期分居已经产生了后果：我和普希卡列娃女士通上了信。这样的通信会有什么后果我还不知道……”（No. 218，这位女士是两人都觉得平庸的一位女作家，于是克尼碧尔在回信中也顺势打趣说祝贺他们结缘，“你好有审美力……”）
契诃夫总是要求对方多给自己写信。有些（装作）闹脾气的话可爱得冒孩子气：“别忘了自己的文夫。他可是爱生气的人，他会打架的！”（No. 190）“我如果明天收不到你的信，我就摔茶杯。”（No. 196）
作为契诃夫太太兼其剧作女主演，克尼碧尔时常“催更”。契诃夫写完《樱桃园》后，去信说：“剧本已寄出。健康。吻你。磕头。”（No. 223）
让人嘘唏的是，契诃夫总是提起想要一个孩子（二人到最后也没有）：“我现在非常希望你生一个有一半日尔曼血缘的小孩，他能让你开心，能充实你的生活。需要这样，我的杜西雅！你怎么想？”（No. ）“希望你得到一个小德国人。有了他，他就会到你衣橱里去翻找东西，就会到我书桌上去摆弄墨水瓶，你看了也高兴。”（No. 212）
5、契诃夫曾几次到欧洲旅行，他非常喜欢意大利，在威尼斯他曾经大为感慨：“一个贫穷的、受压迫的俄罗斯人，到了这个美丽、富足和自由的世界，很容易发疯的，真想永远留在这里。而当你站在教堂里倾听管风琴的奏鸣，你就想当个天主教徒。”（No. 37）
6、关于托尔斯泰，尽管后来慢慢不再认同他的观点，但托翁始终是契诃夫十分尊敬、爱戴的人：“我害怕托尔斯泰死去。如果他死去，我的生活会出现一个大的空洞，因为第一，我爱他甚于爱任何人；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所有的信仰中唯有他的信仰最让我感到亲切。第二，只要文学中存在托尔斯泰，那么当文学家就是一件愉快的事；甚至当你意识到自己毫无作为时，你也不感到可怕，因为托尔斯泰正在为所有的人写作，他的作品满足了寄托在文学身上的那些期望与憧憬。第三，托尔斯泰坚实地站着，有巨大的威望，只要他活着，文学里的低级趣味，一切花里胡哨，俗里俗气，病态的如诉如泣，骄横的白我欣赏，都将远远地、深深地淹没在阴影中。只有他的道德威望能够将所谓的文学倾向和潮流固定在一个相当的高度上。如果没有了他，文坛便成了一个没有牧羊人的羊群，或是一锅糊里糊涂的稀粥。”（No. 146）
7、有次，契诃夫从医生的角度，津津有味地议论起《战争与和平》来（我看得也津津有味）：“如果我在安德烈公爵跟前，我就能治好他的伤病。当然，这不是说我自己的医术有多高明，而是指医学科学有了整体的进步。读小说时觉得奇怪，这么一位有德的公爵，受伤之后有医生日夜照看，又有娜塔沙和索尼娅悉心照料，伤口竟还会化肤，散发恶臭。那时的医学技术多么糟糕。”（No. 51）
8、开始严肃创作后的契诃夫，也有时不我待之感，又或可说是而立之年的紧迫感：“我非常想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好好干上5年。我要学习，从头学起。我作为一个作家，还很无知，我应该诚实地写作，有感情，有节奏，不是一个月写出5印张稿纸，而是5个月写一个印张的纸。应该走出家门，应该一年开销700-900卢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年花去3000-4000卢布，应该抛弃好多东西，但我身上的惰性多于勇气……到明年1月，我就30岁了。可恶，我的感觉好像我才22岁。”（No. 22）
9、同很多作家一样，契诃夫也需要与写作对象保持“距离感”，他说：“我只会根据回忆写作，从不直接把目击的事件立即写出来。我需要让我的记忆去过滤事件，以便在这个记忆里，就如同在过滤纸上一样，只保留那些重要的或典型的。”（No. 112）
10、关于生活，契诃夫有次同一生对他单相思的阿维洛娃说了这样的话，不知是怎样的心态讲出的：“愿您一切都好，主要的是，要高高兴兴过日子，不要太费脑子去探究生活，大概这生活实际上要简单得多。这是我们并不了解的生活，值得大家去对它苦苦思索吗？为了这种痛苦的思索，折磨了我们多少俄罗斯人的脑袋瓜——还真是个问题。”（No. 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