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可是盛唐啊

人们常用初中晚来划分一个朝代，但唯有回顾唐代时，却插入了一个“盛唐”。这不仅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与盛唐媲美，它闪耀着独一无二，辉煌壮丽的光彩，是文化繁盛和文学天才幸运地巧合时刻，是中国诗歌的顶峰，让后代诗人面对盛唐的璀璨光辉时，无不悲叹自己的黯淡晦昧。他们反叛它，忽视它，却又在亦步亦趋地模仿它。

宇文所安在这本书中，分析了盛唐时期的诗歌发展、诗歌特点、诗人关系等，讲盛唐诗歌分为三个时段。但他“不是用主要天才来界定时代，而是用那一时代的实际标准来理解其最伟大的诗人”。盛唐既拥有单独的、统一的美学标准（京城诗），又允许诗人充分自由地发挥个性才能。盛唐诗沿袭了初唐的诗歌传统，却又产生了对初唐风格的激烈矫正，并在诗歌表达中找到了新的自由。同时，诗歌进入科举，也让诗歌创作的中心从宫庭、王府及贵族走向社会和寒族，盛唐诗最终从初唐诗的贵族世界中脱离。

宇文所安从盛唐第一代诗人孟浩然、王维开始，到第二代的李白杜甫，最后到第三代的韦应物等人，逐个分析了诗歌在三代诗人中的演进与流转，并分析了不同诗人的风格特征和相互之间的联系，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盛唐诗人的群像画卷。

盛唐之所以是盛唐，因为它寄托了所有中国人的幻梦，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当时。

以下是一些摘录：

张九龄的诗被认为含有兴寄，具有沉郁的特性，且他提携后进。他与张说均为诗风转向盛唐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王维是开元时期诗人群体的中心，其作品沿袭了前人改革者的语言简朴，又显露出前人所未有的深度和复杂性。其作品风格之一是对感觉过程的关注：事物如何被看到，实际世界如何控制世物被看到的过程，以及感觉的形式如何具有内在的意义。王维力求直接感觉的真实性，让读者的眼睛重复诗人眼睛的体验，从而直接分享其内在感受和情绪。他的作品中，诗人经常完全不出现，他的作用是移动和观看，但景物的演替及其隐含的视点，却形成了人的旅途感受的基本模型。

王维作为一位盛唐诗人，不仅形成了真正的诗歌个性，而且全面掌握了传统诗歌，并富有创新的力量。他对于诗体发展的最重要贡献可能是绝句技巧。绝句依赖于成功的结尾，王维能够运用初唐绝句那敏锐的、警句式的结尾，并偏爱盛唐流行的意象结尾，但他还发展了另一种结尾方式，使得绝句离开警句更远。他的绝句经常结束于谜一般的含蓄陈述——一种表述、一个问题，或一种意象，都是如此简单，或似乎很不完全，以致读者被迫从中寻找绝句结尾的重要期待。

与李白等诗人用疏野不羁的姿态与宫庭诗风相对立不同，王维的方式是否定而不是对立。例如爱的对立是恨，但它的否定是“中性”。王维无法以自然的感叹和激情反对宫庭诗的虚假感叹和激情，而是以对虚假感情的真正否定——无感情来反对这种危险。如果有真实感情要表达，就必须把感情隐藏起来，但只能是寓于言外，而不是公开表达中的矫揉造作，吞吞吐吐。

王维诗的三个主题：否定、回归、无意

王维风格的单纯和简朴，并不是其他诗人所追求的直率的自然语言：虽然他反对修饰的是个技巧，他本身也是同一技巧的高度精致的表现。它是王维始终处处可见的自相矛盾的标志：试图战胜技巧的技巧，简朴的技巧。

第一代京城诗人包括王维，王昌龄，崔颢等，这些诗人所偏爱的主题是寂静和隐逸，所偏爱的诗体是五言律诗。京城诗人作为一个群体的松散一致性，是在对照中形成的：与那些相对独立地形成诗歌风格的同时代诗人的对照。那些外来者缺少京城诗人的共同联结——他们的文学修养及为适应京城名流的需求而经常进行的艺术实践。正因为如此，外地诗人往往形成鲜明的个性风格。例如，东南诗人崔国辅长期居住京城，却几乎不和京城诗人来往。这种社交隔离反映在他的诗歌特性上，其中大多体现了东南诗人的自觉姿态。高适和李白是最著名的真正外米者：他们在开元时期与京城诗人实际上没有接触，从而形成了完全独立的诗歌风格。

孟浩然：王维诗的朴素是一种抛弃的行为，产生自深刻的否定动力，与官场诗的华丽与矫饰规则对立。孟不受京城诗的影响，实现了对初唐传统的超越

孟喜欢从突兀中产生活力和趣味，其首联经常是突兀的，令人惊异的，与京城诗和宫体诗不同。他寻求一种独立的特性，这种特性是通过一种并未完全与京城诗相异的风格和形式获得的

王昌龄通常避开京城隐逸诗的程式规矩和均衡描述。即使不包括他对虚构角色的兴趣，他未发挥诗歌扩展和表现诗人个性的功用。在王维诗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严肃理性关注，在王昌龄这里极少见到。反之，王昌龄所追求的是这样一种诗歌：以寥寥数笔引发一种情绪，勾画出一种人物，及描绘出一种感情充沛的境界。他是描绘动人形象、戏剧性行为及含蓄景象的大师。

李白不可仿效的真正原因，却在于李白诗歌主要与李白相关，其目标是通过诗中的人物和隐蔽于诗歌后面的创造者，表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个性，模仿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与李白风格得以存在的理由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