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制度需要优化，但任重道远

第一次全面的学习产权制度给经济、政治改革带来的影响，感触颇多。

首先产权制度的不明确会造成社会整体的积极性下降。这个问题在土改以及后期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事情上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当个人不是产权的拥有者时，要提高产量，除却生产力水平发展之外，完全只能靠政府对劳动者的激励作用，并不能使劳动者自发的对生产产生积极性。这样的情况下，会使得整体生产总量处在维持的最低水平，毕竟对于个人而言，出力多少都没有收益。再加上当时大炼钢铁，使得粮食产量大减，饥荒就随之而来。穷则思变，即便是在资源全部归国有的前提下，食不果腹也会倒逼改革，当出现承包之后，整体市场化的改革大势变不可阻挡。可以说，计划经济在战乱年代，政府便于统筹规划分配，确实是短期不得已的最好选择，但是一旦进入战后生产阶段，这招给整体带来的管理成本过高（主要体现在积极性以及监督管理上），对于整个社会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土地改革涉及吃饭，是根本问题，倒逼政府改革，政府必须快速作出妥协；但在其他市场改革的速度还是非常慢。国有化有其好处，国有企业的收入收归国有，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分红方式进行利润上缴，然后进行再分配；但是问题在于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低下，内部人员冗余，管理成本高企，在几乎无法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存活，所以需要政府部门各种政策偏袒。但是这种照顾会增加全社会的成本，政府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对于发展市场经济非常不利。作者作为西方经济学的拥趸必然认为应当尽可能在所有行业逐步开放，政府的功能逐渐转变成行业规范制定者的角色，从大政府变成小政府。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整体经济发展不均衡，采用完全开放的市场，政府税收完全依赖税收时，政府就会变成从主动变成被动，想要进行大规模的收入调节/转移支付就会非常比现在更加捉襟见肘，在提高整体社会效率的同时，也会使得国民的贫富差异进一步增大。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了。

中国经济发展只有三四十年时间，与西方一两百年有着经验上的巨大差距，在整体社会发展程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前，逐步开放是对的，但是这个逐步在中国的体量上一定是缓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