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帝国核心族群中心论”的新叙事模式：从西班牙史的西班牙中心论、全球史的欧洲中心论到内亚史的中原中心论的共性！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本书是一部西班牙帝国时代的译著，对于国内西班牙古代史著作并不多的现状而言，本书可以使国内读者充分了解西班牙从中古史（1492）跨向近世史（1763）的历史脉络。是为本书的特点之一。
不过，填补国内西班牙史著作不足的空白却并非本书最大的亮点，开门见山来说，本书最大的特地是一种全新的历史叙事模式——即作者独特的“反西班牙中心主义”。本书作者、英国西班牙史学者——亨利·卡门在1492～1763年西班牙帝国兴盛衰亡的回顾中，不再用现代的“民族中心视角”来对西班牙帝国史进行叙述，而是同样关注了帝国境内除本族西班牙人以外的其他族群——意大利人、德意志人、比利时人、葡萄牙人、菲律宾人、美洲印第安人甚至是中国人，这些群体在以往的西班牙史研究中是容易被忽略或者被边缘化。而作者则认为西班牙帝国并非西班牙人自己的功劳，而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比利时人、葡萄牙人、菲律宾人、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等帝国境内的不同族群共同努力的结果，从而缔造了一个通过联姻、征服、贸易和传教建立起来的复合型海洋商业帝国。可以说，不是西班牙帝国创造了这个帝国共同体及其从属于它的不同族群，而是帝国共同体下的不同族群创造了西班牙帝国！可以说，作者在西班牙帝国史上开创了全新的叙事模式。
作者的叙事模式也让我想起了先前我读过的一些蒙古史著作和奥斯曼帝国史著作，像是杉山正明的《蒙古帝国与其漫长的后世》和林佳世子的《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
不论是早期的蒙古史学者勒内·格鲁塞、丹尼斯·塞诺，还是如今的杉山正明等日本蒙古史学者和欧美的蒙古史学者，都曾关注到游牧民族群在早期农耕帝国的作用。在杉山正明、冈田英弘的著作中，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也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共同体”，“蒙古”并非我们当今所看到的蒙古族的族群名，而可以代指“蒙古帝国共同体”下的所有族群。帝国的兴盛衰亡也是为“帝国共同体”下的各个群体所影响的，而不仅仅是只和当时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时所统领的属民有关联。随着蒙古帝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族群被吸纳到帝国的共同体之中，成为了“帝国共同体”的一部分。
而在清史研究中同样有这样的叙事模式，大清的君主不仅仅扮演着汉地和汉人的皇帝角色，同时也是满人和蒙古人的博格达汗（内亚游牧民群体的可汗），清帝国也同样是一个由多个群体组成、影响和决定的帝国共同体。这一点与蒙古帝国类似，不再赘述。
而在日本奥斯曼史学者林佳世子的笔下，同样将奥斯曼帝国比作一个“帝国共同体”。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和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帝国的属民也不再单单是14世纪初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原住民（包含最初的奥斯曼人），东罗马帝国的属民、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库曼人和鞑靼人等族群也逐渐被纳入了奥斯曼帝国这个庞大的“帝国共同体”中。多元的文化与族群共同铸就了奥斯曼帝国的盛世。奥斯曼帝国并非近代土耳其人独有的帝国，而是属于帝国共同体下的多个族群。奥斯曼帝国在近代之所以被归结于土耳其人的帝国，是由于近代巴尔干半岛各个族群受当时西欧传来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自觉原则的影响，依据宗教、语言进行划分，奥斯曼帝国也在民族主义的浪潮和一战的溃败下土崩瓦解。奥斯曼帝国史不为巴尔干诸国所接受，最终只能将这段历史归属于近代的土耳其民族和土耳其共和国，奥斯曼对于巴尔干的统治史也成为了巴尔干诸国认知中“被土耳其人殖民统治的历史”。这才让人们心中一度有过“奥斯曼等价于土耳其”的错误认知。
由此可见，无论是西班牙帝国史、奥斯曼帝国史，还是蒙古帝国史、满清帝国的内亚史研究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一点共性，那就是从最早从20世纪初就出现的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模式——“反帝国核心族群中心论”的叙事模式。不论从西班牙帝国中传统的西班牙中心论，或者世界史和全球史中的欧洲中心论，还是中国史传统的中原中心论，都曾经是史家和历史学者进行历史叙事的固有模式。“帝国核心族群中心论”只会让我们按照现代社会的民族主义对于古代的复合型帝国与“帝国共同体”进行不切史实且想当然的联想与思考，让我们错误地将现代的民族主义机械地套用在古代的帝国上，显然是荒谬的。而“反帝国核心族群中心论”的历史叙事模式则更合理得还原了我们对于古代帝国与“帝国共同体”的想象与思考，也给予我们不得轻易将现代社会的思维套用到历史研究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