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坤怡读《探索与反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跨越四十年的泰国观察
《探索与反讽：暹罗研究四十年》（下文简称《探索与反讽》）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泰学研究领域多年成果的文集，书中所收录的文章跨度长达四十年之久，期间有十八年左右的空白期（1993-2011）。这段空白也正好可以作为本尼迪克特对泰国研究关注点的分水岭：1977年到1993年间所发表的文章，核心皆在讨论泰国的政治局势、社会问题以及造成这些局面的可能的历史原因；2011年后，本尼迪克特对泰国的研究兴趣投向了在泰华人华裔陆津（luk jin）的认同。2014年他应邀在清华大学做演讲时，讲的第二个题目就是《东南亚华人的认同悖论——以泰国为例》。这两个阶段在某种意义上也分别对应了书名中的两个关键词：1993年之前是本尼迪克特对泰国和泰学研究的探索时期，而2011年之后，他观察到泰国社会中充满了矛盾和讽刺。
本书前两篇文章——《对泰国国家的研究：泰学研究的现状》（下文简称《泰学研究现状》以及《撤军症候：1976年10月6日争辩的社会和文化面向》（下文简称《撤军症候》）正是笔者在清迈大学教授《泰国社会与文化》（Thai Society and Culture）课程的必读选材。这门课是清迈大学历史系开设的供全校本科生选修的通识课，是多年来的“明星通识课”，之前只针对泰国学生，近两年增加了面向国际生的英语授课部分。尽管数年来多任教师已对教学大纲以及课程设置做过若干次提炼改进，这两篇完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文章仍被视作重中之重。
首先《泰学研究现状》在泰国研究领域带来的革新意义，不亚于本尼迪克特的《想象的共同体》之于民族主义研究。比《泰学研究现状》早一年发表的《撤军症候》则是本尼迪克特在泰学领域初试牛刀，以1976年10月泰国法政大学大屠杀事件作为切入点解析泰国社会面临的困境。也许正是因为本尼迪克特彼时是泰国研究的“外来者”，完全没有被领域中那些已然蜚声泰国与西方学界的先驱们所影响，大胆跳出了常规且延续良久的王室民族主义（royal nationalism）视角，直接提出泰国作为民族（Thai nation）应该和君主（monarch）分割开来看。这二者非但不具有传统叙事中描绘的一体性，反而在许多情境下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
泰国传统历史及民族主义研究的叙事方式都是沿着国王及王室展开。在传统叙事中，从拉玛四世蒙固王（King Mongkut）开始，泰国由王室领导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泰国的现代化进程自此展开。其后拉玛五世也就是著名的朱拉隆功国王（King Chulalongkorn）周游欧洲，利用自己出色的外交能力同西方列强建立起和平的关系，从而使泰国得以在整个东南亚被列强占据分割的大背景下创造了“暹罗从未被殖民过”（Siam was never colonized）的历史奇迹，至今也常常被拿来对王室歌功颂德。之后的国王更是顺应时势，将泰国完美过渡到了君主立宪制的阶段。这一叙事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就是主流，尤其有“泰国历史之父”称谓的达隆亲王（Prince Damrong）本就是拉玛四世的儿子，朱拉隆功的异母弟。即使从十九世纪末暹罗协会（Siam Society）成立开始已有西方学者参与到泰国研究当中，冷战结束后更是有不少美国学者投入到东南亚研究领域。但本尼迪克特指出，由于这些学者的局限性，他们不假思索地沿袭了曼谷精英阶层对于泰国历史和国家发展的叙事。首先这些学者大多是在美国完成自己的学术著作，且都是中产阶级男性（23页），第二个问题也是本尼迪克特反复强调的一点：正因为泰国在历史上从未曾被直接殖民过，也就缺少东南亚其他国家那样由独裁殖民政府保存的相对权威和完整的档案。西方学者在泰国的研究资料缺乏，语言障碍导致无法深度查阅本土档案，田野调查往往持续短暂还要面对动荡的政治时局。除此之外，西方学者在东南亚研究新兴独立国家，几乎都带着反殖民的切入点，与本土民众产生共鸣并受到鼓舞。可正因为泰国完全没有被直接殖民过，泰学研究专家“全部过程却是逆向行进的”（25页）。由于以上原因，泰学研究专家尤其是西方专家没能跳出王室民族主义的窠臼。
在提出质疑后，本尼迪克特犀利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泰国王室叙事中所谓因自上而下的革新而“崛起”并没有把泰国带入现代化的轨道，反而给泰民族形成的进程带来了阻碍，因为王室一直在政治中扮演“主体”角色，权力从未旁落（35页）。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导致1932年革命后虽然国家政体转变为了君主立宪制，可接下来只是由一系列的军阀政权再次施行专制统治，君主专制变成了军阀专制，君主政体继续扮演 “守护神”的角色（85页），并非是西方学社会科学家所认为的“官僚政体”（64页）。而沙立（Sarit）-他侬（Thanon）-巴博（Prapas）独裁掌权期间，“民族-宗教-国王”这一立国三原则被过度渲染宣传，目的是让权力仍可以保留在少数人的手里（63页），从根本上没有给泰国民众和泰国民族发展带来任何益处，遑论民主体制的建立，从来都没有真正被提上日程。专制-革命-专制，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86页）。这两篇文章先后发表于1977和1978年，正是泰国经历1973和1976两次颠覆性的且结局截然相反的学生运动的时间节点——1973年的学生运动让泰国进入了短暂的“民主春天”，但1976年大屠杀之后，泰国再次沦陷于军阀专政。在本尼迪克特看来，正是由于过于漫长的君主制专政，泰国未能在所谓的现代化过程中建立起完善的当代民主政治体系，连民众也不懂究竟该如何参与其中，Thai nation的建立被一再搁置。这一致命问题，此前的泰学研究者们都忽视了。
《撤军症候》作为先行军，除了前文所提到的政治阴暗面，还直击彼时泰国社会的痛点。比如沙立专制政权之所以可以稳固横行，与美国的选择不无关系。泰国在冷战后成为美国在东南亚扩张的中心地区，有着西方教育背景的銮披汶（Phibun）有过多自主思想，而土生土长的沙立则深受华盛顿青睐，因为他会无条件配合美国政府。美国把泰国当作战略伙伴的那些年，确实也是泰国经济腾飞的开始，这导致民众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专制政府才能给人民带来富裕稳定的生活。与此同时，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整个社会向更高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变大，人才的需求又让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急速扩张，于是大部分普通家庭开始信奉读书就能改变命运。只是这一切都随着美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战略性撤退发生了急剧变化——社会分层已经相对固定，向上流动的通道基本关闭，学生在学校里又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大量学生一边面临着不再有光彩的未来，一边又为社会矛盾和专制体制所困扰，终于导致了大规模学生运动的爆发。
本尼迪克特的《泰学研究现状》在泰学研究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想象的共同体》这一后来成为民族主义研究划时代的巨著还未发表，而本尼迪克特却能够不被领域权威影响，扼要而锐利地直指核心问题。与《撤军症候》一起，这两篇文章影响了其后整整几代泰西学者。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起就开始有相当数量的泰国青年赴西方攻读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博士，这些学者大多目睹或亲身经历了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在自己的研究中旗帜鲜明反对王室民族主义叙事，对泰国政治的现状和历史研究等提出更具体的批判。这其中就有《图绘暹罗》的作者通猜·威尼差恭（Tongchai Winichakul），以及本尼迪克特的学生卡贤·特加皮让（Kasian Tejapira）等等。卡贤在法政大学大屠杀后一度躲入丛林参加了泰国共产党，在泰东北深山中拜读了本尼迪克特的这两篇文章，最终得以前去康奈尔拜在门下。本尼迪克特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陆续发表其他对泰国政治针砭时弊的文章，这些也收录在《探索与反讽》中，可以说从九十年代起，泰学研究进入了繁盛的百花齐放阶段。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本尼迪克特从康奈尔大学退休，加上政治局势的缓解，他终于可以回到心心念念的印度尼西亚——他东南亚研究的“初恋”，于是也有了本文开头所说的一段空白期。实际上，本尼迪克特开始着手泰国研究，一则是他对印尼政治的剖析得罪时任政权，在1972年被苏哈托政府驱逐并禁止入境，二则也是因为他始终秉持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想拘泥于印尼一个国家。而在康奈尔，本尼迪克特结识了不少来自泰国的师友，已经让他产生了对泰国的兴趣，恰巧没多久就发生了1973泰国学运，用他的话说“恢复基本自由后的乌托邦非常具有感染力”（第6页）， 加上他认识的一些泰国学者以不同方式参加了这场运动，让本尼迪克特终于开始了泰学研究之路。他坚信语言对于社科研究的必要性，专门去曼谷认真学习泰语，在研究中不会受限于英文资料和书籍，从原始泰文档案到泰文文学作品都有所涉猎。这些牢固的基础，使得他在十五年后再次给泰学领域带来了崭新的研究视角，也就是在泰华人陆津的认同。
回归后的首篇《怪兽奇闻：阿皮察蓬·威拉塞塔恭影片〈热带疾病〉在泰国的反应》（后文简称《怪兽奇闻》），本尼迪克特通过讨论泰国电影《热带疾病》(Tropical Malady，获2004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分析了泰国社会不同阶层和各个地区人群的割裂以及泰国华人的认同矛盾。《热带疾病》是一部在国际上赞誉有加的电影，受到了影评界的高度认可，于2004年同时在泰国和海外上映。本尼迪克特本人也觉得这部电影非常可圈可点，只是当他2005年来法政大学演讲提起时，却发现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很少，甚至排片的影院及上映场次都寥寥无几。即使同那些看过电影的学生或学者倾谈，他们往往也会表示《热带疾病》晦涩或者不明所以。本尼迪克特从好奇开始，再去发掘背后的原因，分析之后提出了“泰族特性”（Thainess）的窘境。除了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的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割裂，泰国城市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还有着外来性的问题——他们中的主体是华人后代和华裔泰人“陆津”（174页），这使得电影票房主要贡献者根本无法理解《热带疾病》这部完完全全在描写泰国乡村边缘人群（一对男同性恋）的电影。陆津们不但从电影刻画的人物身上找不到任何认同，并且影片所呈现出的“泰族特性”于他们而言可能还是卑微的，于是观看这部在国际上备受好评的电影只觉抽象。甚至电影院线的拥有者们以及审片的管理者也都是来自于这个阶层，他们对影片的态度也导致电影的上映场次十分有限。然而也正是这群城市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尤其是这类出身的学者们，一直在呼吁“泰族特性”的不可或缺，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泰国民族认同的必要手段，也是泰国国家建设的基石。本尼迪克特直指这个群体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想象的Thainess是他们并不想面对和尊重的，这无疑是很具有讽刺意义的，呼应了本书题目中的“反讽”。
本尼迪克特着意提出泰国尤其是曼谷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这种对“内地文化”的疏离感并不是由来已久的事情，而是在他泰国研究那段停滞期逐渐出现的（176页）。他没有在《怪兽奇闻》中继续深度剖析原因，而在笔者看来，倍受泰国排华政策影响的那一代华人华裔已经老去，出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陆津们在西式教育体系下成长，除了泰语外也可以操一口流利的英文，但鲜有仍旧会说普通话或者潮汕话的。可也正是这一代陆津，因为自身和家庭地位在泰国社会的优越甚至卓然，不再对华裔（sino-Thai）的身份避讳，更不掩饰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这种认同赋予他们群体一种经济地位以外的卓越性，继而同内地尤其是东北和北方的乡村文化割裂。有意思的是，笔者问过几位共事的泰国陆津学者，他们确实表示《热带疾病》有些“莫名其妙”。出生于中国，在英国度过青春期后又前往美国最后钟情于印度尼西亚的本尼迪克特自己一生都在对“认同”进行最深刻的思索，并且与大多西方学者可能有所区别的是，他也许更能够跳出“他者”这个身份来看东南亚华人的认同。他在后期显然对东南亚华人的认同割裂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止一次向他的学生卡贤表达了想要对这个问题深入探索下去的意向，因为卡贤本人就曾对Thainess和泰国华人的Chineseness有过论述。所以如本文开篇所陈，本尼迪克特在2014年去清华演讲之际选择了两个题目，除了继续聊他最为人所知的民族主义研究（《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新困惑》），第二个就是关注东南亚华人的认同。奈何天不假年，本尼迪克特在2015年与世长辞，留下了他东南亚研究中的一个缺憾。不过他的这个思考却再次给予新一代泰国学者尤其是陆津学者启示，他们从自身角度和经历出发，已经展开了对泰国华人后代以及泰国华裔认同进一步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陆津群体，而对整个泰国社会文化的进程都有深远的影响。
《探索与反讽》不算一本容易读的书。尽管译者非常努力也基本完好诠释了本尼迪克特的原文，尤其译者还有泰文背景，许多地方翻译得到位且贴心。但因为笔者在授课过程中曾多次用过这本书中若干篇的英文原文作为阅读材料，要承认，和本尼迪克特广为传阅的《想象的共同体》相比，这些文章尤其是“探索”的部分有着更强的学术性，对泰国历史毫无背景知识的人可能读起来会稍微困难。然而，任何想对泰学研究、泰国社会文化以及泰国华人华裔有深度了解的人，请一定要翻阅这本书。虽然是文集而非专著，卒读之后，泰国近百年的历史社会进程就仿如一幅运用了透视技巧的卷轴画，在你面前缓缓打开，既有绵延的脉络，亦有各个节点的深度解析阐释，闭上眼，脑海中早已搭建好了完整的结构，跨越四十年的时光在这一瞬，酝酿出了探索的厚度与反讽的深刻。
（注：luk jin在中文究竟该如何表达多年来在学界都有所争议，英文现在基本是用sino-Thai来表达，《探索与反讽》的译文选择了“在泰华人后代和泰国华裔”这个安全的说法，涵盖了好几种情况。但书评篇幅考虑，统一使用“陆津”这个纯音译来避免争议或者包含类别不全的可能性。）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