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魏美强：互动视角下的早期东亚史——《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述评
著者简介：魏美强，南京大学考古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与历史文化、中英学术翻译，现为南京大学博物馆馆员。
2021年6月，后浪出版公司推出了美国汉学家何肯教授《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一书的中译本，该书是何肯在早期东亚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论著，全书围绕早期东亚世界如何从亚洲这一地理单元中分离并进化为统一的整体而进行了精彩剖析。 作为该书的中译者，笔者特撰此文介绍何肯教授的学术生涯及本书篇目，以便读者更好理解这部视阈宽广的东亚史论著。
一、何肯其人、其著
关于何肯（Charles W. Holcombe）教授（下文简称“何肯”），国内学界总体上知之较少，对其著述也相对陌生。笔者不揣浅陋，现对何肯的生平及其著述略作如下介绍： 何肯生于1956年，1986年获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负笈京都大学，现为美国北爱荷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史哲》英文版编委会编委，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中国汉唐史、早期东亚形成史及东亚史。 代表作有《在汉帝国的阴影下：南朝初期的文人思想与社会》[1]（1994年）、《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2001年）及《东亚史：从文明之初到21世纪》[2]（201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2016年再版，已有西班牙语、土耳其语等译本通行）。 最近新出版的《剑桥中国史·六朝卷》，其中的“东晋史”、“十六国史”、“对外关系”等章节即由其执笔。此外，他尚有多篇重要论文发表于美国《哈佛亚洲研究学刊》《唐学报》《中国中古研究杂志》《历史学家》《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等权威学术期刊上，其中即包括《理想国家：4世纪中国的观念、修养与权力》[3]（载《哈佛研究研究学刊》第49卷第1期，1989年）、《早期中华帝国与日本的“州”》[4]（载《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律令制下的儒学》[5]（载《哈佛亚洲研究学刊》第57卷第2期，1997年）、《中华帝国早期的最南方：唐代的安南地区》[6]（载《唐学报》1997-1998年第15-16期）、《“舶来”佛教：海上贸易、移民与佛教传入日本》[7]（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119卷第2期，1999年）、《南方融合：隋唐帝国的南下》[8]（载《历史学家》第66卷第4期，2004年）、《中国历史上的鲜卑》[9]（载《中国中古研究杂志》2013年第19卷），等等。
注： [1]Holcombe, Charles.In the Shadow of theHan: Literati Thought and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 1994.中译本见【美】何肯着，卢康华译：《在汉帝国的阴影下：南朝初期的文人思想与社会》，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自1994年问世以来，该着就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美国学界的关注，许倬云、倪辅干（Peter S. Nikerson）、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等还分别撰述了学术书评，详见Cho-yun Hsu, “In the Shadow of the Han: Literati Thought and Society at theBeginning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by Charles Holcomb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1.5(1996). Nikerson, Peter S. “In the Shadow of the Han: Literati Thought and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by Charles Holcombe.”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3.1(1996).Elman, Benjamin A.” In the Shadow of the Han: Literati Thought and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ofthe Southern Dynasties by Charles Holcombe.”Monumenta Serica, 45(1997).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开始关注并引述该着，如程章灿：《欧美六朝文学研究管窥》，《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页1-6；王晴佳、胡箫白：《中国史学的元叙述：以“文化中国”说考察正统论之意涵》，《江海学刊》2017年第1期，页33-41。 [2]Holcombe, Charles.A History of East Asi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the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Holcombe, Charles. “The Exemplar State: Ideology,Self-Cultivation, and Power in Fourth 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9.1 (1989). [4]Holcombe, Charles.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inEarly Imperial China and Japan.” Studies inChinese History, 5 (1995). [5]Holcombe, Charles. “Ritsuryō Confucian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7.2(1997). [6]Holcombe, Charles. “EarlyImperial China’s Deep South:The Viet Regions through Tang Times.” T’ang Studies, 15–16(1997–98). [7]Holcombe, Charles.“Trade-Buddhism: Maritime Trade, Immigration, and the Buddhist Landfall inEarly Jap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19.2(1999). [8]Holcombe，Charles. “Southern Integration: The Sui-Tang (581-907) Reach South.” The Historian, 66.4(2004). [9]Holcombe, Charles. “TheXianbei in Chinese History.” Early Medieval China,2013(19):1-38.
此外，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何肯作为研究中国中古史领域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者，还多次为《亚洲史杂志》《亚洲研究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世界历史评论》等期刊撰述学术书评。 西方学术刊物的书评制度十分严格，通常情况下，每有学术专著问世，往往需要寄给权威学术期刊并由期刊主编约请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来撰写书评。[1]在这种情况下，何肯为陆威仪[2]（Mark Edward Lewis）、桂思卓[3]（Sarah A. Queen）、古德曼[4]（Howard Goodman）、孔华润[5]（Warren Cohen）、梁元生[6]（Yuen-Sang Leung）、田晓菲[7]、石康[8]（Kenneth M. Swope）等欧美港台著名学者撰述了多篇学术书评。 从以上简要叙述中不难看出，何肯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汉唐史（西方学界常称之为“分裂时代（Period of Division）”）研究，并对该时段内东亚文化圈所涵盖的中国、日本、越南等地的儒学政治、族群融合、身份认同、海上贸易、佛教东传等多个侧面进行了细致考察，而这也为更大视阈下东亚史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国内外学术交流如此活跃的当下，对于《东亚的诞生》这样一部著作，国内学界未能给予恰如其分的关注。那么，站在学术交流的角度上看，此次后浪出版公司倾力推出该著的中译本确实称得上功德一件。
注： [1]详参荣新江：《书评那点事：什么是理想的学术书评》，《出版广角》2014年第10期，页25-28。
[2]Lewis, Mark Edward. China’s Cosmopolitan Empire: The Tang Dynasty. Boston: Belknap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中译本见【美】陆威仪着，张晓东、冯世明译：《世界性的帝国：唐朝》，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笔者案：何肯所撰书评见《世界历史杂志》第22卷第4期，2011年。 [3]Queen, Sarah A. From Chronicle toCanon: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ccording to Tung Chung-shu,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中译本见【美】桂思卓著，朱腾译：《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笔者案：何肯所撰书评见《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03卷第2期，1998年。 [4]Goodman, Howard L. Ts’ao P’i Transcendent: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Dynasty-Founding inChina at the end of the Han（《曹丕“天命”：汉末之际中国王朝代换的政治文化》）, Washington: Scripta Serica, 1998.笔者案：该着尚无中译本，何肯所撰书评见《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59卷第1期，2000年。 [5]Cohen, Warren I. East Asia at the Center: Four Thousand Years of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以东亚为中心：四千年的世界交流史》）,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笔者案：该着尚无中译本，何肯所撰书评见《世界历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第14卷第3期，2003年。 [6]Philip Yuen-sang Leung. The Legitimation of New Orders: Cases Studies in World History（《新秩序的合法化：世界史上之案例》）. Hong Kong: The ChineseUniversity Press, 2007.笔者案：该书尚无中译本，何肯所撰书评见《国家历史评论》（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第30卷第4期，2008年。 [7]Xiaofei Tian. Beacon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502-557),Boston: Harvard Un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中文版见田晓菲编著：《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笔者案：何肯所撰书评见《美国历史评论》第113卷第5期，2008年。 [8]Swope, Kenneth M. A Dragon’s Head and a Serpent’s Tail: Ming China and the First GreatEast Asian War, 1592-1598（《龙头蛇尾：明帝国与第一次东亚大战（1592-1598）》）. 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9. 笔者案：该着尚无中译本，何肯所撰书评见《亚洲研究杂志》第70卷第1期，2011年。
二、《东亚的诞生》及其篇目
（一）《东亚的诞生》问世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何肯开始思考东亚问题，并逐渐将目光聚焦到古代东亚世界形成这一关键期上，于是有了后来《东亚的诞生》一书的问世。 本书并不意在介绍东亚的古今演进历程，也不强调中国、日本、朝鲜及越南各国通史的叙述，它具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即关注早期“东亚世界”如何形成。 该书问世以后，立即受到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已故内亚史专家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先生认为“该书是目前最所见最好的东亚史论著，资料翔实、论证有力。”[1]澳洲学者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进一步申论，认为“何肯突破了传统的中国研究路径，试图站在东亚视角看待整个东亚世界，特别是通过周边‘国家’与中原腹地的互动来观察东亚。”[2]此外，吉迪（Gideon Shelach）[3]、巴瑞特（T.H.Barett）[4]、葛德威（David A.Graff）[5]、谢慧贤（Jennifer W. Jay）[6]等在内的十数位著名学者也给予该书高度评价。
注： [1]Sinor, Dennis. “Reviewed Works: The Genesis of EastAsia, 221BC-AD 907 by Charles Holcombe.” TheHistorian,65.5(2003), pp.1212-1213. 笔者案：塞诺为已故世界著名内亚史专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欧亚研究系主任。他认为“该书是目前最所见最好的东亚史论着，资料翔实、论证有力。” [2]Crespigny, Rafe de. “Reviewed Works: The Genesis of East Asia, 221BC-AD 907by Charles Holcomb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Review,108.1(2003), pp.170-171. 笔者案：张磊夫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儒莲奖获得者。他认为“何肯突破了传统的中国研究路径，试图站在东亚视角看待整个东亚世界，特别是通过周边“国家”与中原腹地的互动来观察东亚。” [3]Shelach, Gideon. “Reviewed Works: The Genesis ofEast Asia, 221BC-AD 907 by Charles Holcombe.” AsianPerspectives, 44.2(2005), pp.381-383. 笔者案：吉迪为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亚非研究院院长，她认为“该书是一部很好的研究著作，可启迪进一步的思考，强烈推荐东亚文化和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研究生阅读。” [4]Barrett, Timothy H. “Reviewed Works: The Genesis ofEast Asia, 221BC-AD 907 by Charles Holcombe.” Bulletin of the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66.2(2003),pp.291-292.笔者案：巴瑞特为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所教授，他认为“该书应当作为教材使用，但仅仅将其视为东亚简史而展开授课则大错特错，它启发思考之处比比皆是。” [5]Graff, David A. “Reviewed Works: The Genesis ofEast Asia, 221BC-AD 907 by Charles Holcombe.” The InternationalReview, 24.3(2002)，pp.623-625. 笔者案：葛德威认为“”该书无疑对于东亚中世史的研究贡献甚多，史料引证详实，对于钻研世界史但又对早期东亚史缺乏深度理解的教师而言，该书完全值得参阅。” [6]Jay, Jennifer W. “TheGenesis of East Asia, 221BC-AD 907 by Charles Holcombe.”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2.3(2002),pp.619-620. 笔者案，谢慧贤为加拿大艾伯塔大学历史与古文献系教授，她认为“何肯对于‘东亚头一千年民族形成的动态史’的研究显然有助于东亚史课程的展开。……毫无疑问，该书将会进一步引起热议及研究。”
（二）《东亚的诞生》篇目介绍
本书除尾注、参考文献及索引部分外，主体内容分为九章，其中第一章为序言，第九章为余论，以下笔者分别对各章内容略作概述：
1.序章：何为“东亚”？
何肯引入了“亚洲”、“东亚”的概念，指出“东亚”作为亚洲的分区、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涵盖了今天中国、日本、朝鲜与越南等国家。东亚文明在传播至整个区域的过程中，作为工具的汉字及文言文的扩张至为关键，本书的研究围绕东亚世界的“形成”时间及过程展开叙事。具体地说，起于公元前3世纪（即秦朝统一），止于公元10世纪（即唐宋更迭）。与此同时，前近代的东亚虽然处处可见共通的“东亚元素”，但它又与独特的地域文化因素相互交织。
2.主体：“东亚”形成
第二章《多元一体的“中国”》，追溯了秦以前中国多元族群的面貌，指出正是多元族群对华夏中心的融入才真正构成了“中国”这一文明核心。 何肯引入霍夫曼·艾博华的观点，称“中国”诞生过程中曾有三大地域文化区、十大地方古文化对其产生过显著影响，这无疑突破了传统的“中原一元论”的偏见。到了春秋战国之际，中原腹地虽然陷入分裂，但这一时期文化融合的进程却并未停止。何肯进一步指出，今天意义上的中国框架是由“中央集权体制”所塑造，在华夏帝国向周边扩张的过程中，周边少数族群逐渐融入进来，并由此形成所谓的“华夏民族”。 第三章《“文明使命”——东亚的诞生》是全书的核心部分，分为三节，梳理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早期东亚世界在其形成过程中，儒学观念、册封体制及汉字文化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在第一节中，何肯剖析了儒家思想的内涵，认为教化周边是华夏帝国的“文明使命”。当然，儒学文化更多时候只触及了精英阶层，在华夏帝国以及东亚周边各国内部仍然存在着十分多元的族群与文化。 第二节，何肯引入了西嶋定生等人提出的“册封体制论”，认为这一松散的体制只是提供了东亚国际交往的基本框架。此外，他进一步提出，在册封体制之下，异族蕃邦是按照其与华夏天子的血缘亲疏依次排序，周边部族为获取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同往往会主动附会中原起源。譬如，越南自称神农氏之后；倭人自称吴王后裔，而吴王又称源自周王室。 在第三节中，何肯分析了巨大语言裂层下的早期东亚世界如何走向统一的“汉字文化圈”。东亚地域内包含了以汉语为代表的“汉藏语系”、日韩语为代表的的“阿尔泰语系”及越南语为代表的“南岛语系”，语言支离破碎。然而，尽管东亚内部的口语方言丰富多样，但由于这一区域长期使用汉字书写系统，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东亚世界的形成。
第四章题为《“东亚之外”：全球性的交流》，作者将视野转移到东亚世界之外，关注对外贸易、佛教传播等外部因素对于塑造东亚世界的助推作用。贸易与佛教打破了东亚文明之间的障碍，并将东亚与更广阔的文明世界联系到了一起。同时，它们又共同塑造了东亚文明的新框架，并促使东亚各国之间重新划分各自的文明界限。 何肯认为，总体而言，尽管受到“重农”（或“农本位”）政策影响，但自4世纪起以至唐末，中国的海洋贸易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 关于佛教对东亚世界的影响，何肯也有精彩论述。大约从4世纪起，一直延至唐末，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世界完全沦为了高度佛教化的区域。东亚人改信佛教以后，佛教便深深影响了东亚文化的面目。由于佛教在传播至东亚世界的过程中，多是以汉文佛经的形式，东亚僧众因此又成为了中原文明的文化使者。 第五章《“核心”剧变》，勾勒了汉晋时期的社会动荡及胡族入侵对华夏“核心”的冲击及隋唐之际“胡汉”族群与文化的合流。围绕着华夏腹地的周边，长期活跃着多个少数族群。 譬如，蒙古草原上的骑马民族政权（匈奴、“五胡”、蠕蠕、突厥）、青藏高原上的吐蕃政权、云贵高原的南诏政权、西北荒漠上的贵霜帝国等等，他们往往对华夏边疆构成威胁。 汉晋之际，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动荡局面中，此时“五胡”等周边族群纷纷入侵中原腹地，从而大大加速了胡汉文化的融合，并使得“华夏”变得更为开放包容。 值得注意的是，何肯认为当时胡汉之间并没有清晰的“民族界限”，史籍中所说的“胡族”并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外族入侵者，而且所谓的“中华”其实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概念。 3.分述：“东亚”诸国
第六章《前越南时代》，描绘了红河河谷周边地带的越南北部地区从上古至唐末五代的族群变动过程。 整个上古时期，包括今越南北部在内的岭南地区超出了中原青铜文明的辐射圈外；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越南北部首度纳入到了中国的版图，而从中原而来的秦朝官民就成为了改变越南风俗的因子；南越国割据时期，中原出身的首领赵佗积极引导南越土民吸收中原文化；南越国灭直至唐末五代，包括越北地区在内的岭南故地名义上一直都是历代中原王朝的郡县，但由于中原战乱频仍，越南政局不时地为豪族把持。 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交趾（交州）逐渐崛起为华夏帝国最南端的海上贸易港口。然而，围绕在其周边的是广大“半开化”甚至“未开化”的蛮夷部落。一直以来，国内对于越南史的研究相对薄弱，何肯的这一论述无疑可以开拓眼界。 第七章《朝鲜的诞生》，叙述了朝鲜半岛从先秦时期至唐末之际由中国的附庸地到建立独立高丽政权的动态演进过程。 先秦时期，燕国占领朝鲜，并在此地筑城设官；秦亡汉兴，控制辽东至浿水（今朝鲜大同江）一带的是燕人卫满所建立的逃亡政权；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朝鲜中北部被并入西汉帝国的版图，并被划分为汉四郡，而 “三韩”、“濊貊”交替出现或并存；南北分裂时期，辽东的公孙政权及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各自为政，并与中原王朝顽强周旋；隋唐之际，新罗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往来，积极效仿中原制度与文化建立国家，并最终首次统一了半岛南部；公元918年，王氏高丽政权建立并在此后统一朝鲜半岛全境。 总之，由于政治上长期独立于华夏之外、文化上一直保持自身传统，朝鲜半岛始终没有被彻底地“汉化”。相反，朝鲜更加“朝鲜化”了。 第八章《日本：东亚的孤岛》，探讨了日本列岛的族群文化源起及其融入东亚文化圈的动态进程。文明之初至史前时期，日本岛内诸国并立，文明演化过程极为缓慢，但绳纹人与中国南方的越人已存在显著的文化联系；秦汉之际，伴随着朝鲜半岛“渡来人”的流入，日本开始融入到东亚世界的文明之中，日本迅速由绳纹时代的渔猎经济步入到弥生时代的定居农业阶段；隋唐时期，大陆文明对日本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日本步入到成熟的文字社会阶段。 然而，在加强与大陆地区交往的同时，日本尤为注重的“本土传统”也一并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日本的“民族意识”也逐渐觉醒，它在接受了中华帝国的“天下观”后，企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另一个天下”。平安时代以后，日本走上了与众不同的历史演变轨迹，但总体而言，前近代时期的日本始终都无法逃离东亚文化圈的影响。
4.末章：汉化“躁动”
第九章《余论——汉化及其背后的“躁动”》是全书的末章。何肯再度重申了东亚文明圈的共同特征及形成历程，并将安史之乱爆发（755 年）至唐朝最终灭亡（907年）的一百年多时间视作东亚世界一个时代的终结。面对人们如今对“汉化”一词的抵制情绪，何肯进行了耐心解释，认为文化互动所带来的趋同现象无可避免，况且文化趋同并不会导致地方文化的消失。 最后，所谓的“地方文化”，本身就是早期阶段东亚地区不同文化反复融合后的产物，朝鲜、日本、越南，甚至中国都不过是东亚文明互动的阶段性产物。 总之，通过以上九章内容的叙述，何肯清晰地勾勒出了秦汉至隋唐这一千年的历程中，华夏“核心”及周边各国如何在互动、交流与博弈之中渐渐形成了共同的东亚文明圈，这即是众所周知的“东亚世界”。
三、《东亚的诞生》及其研究取径
对于东亚史的探讨，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和日本，其中尤以美国的费正清[1]、罗兹·墨菲[2]以及日本的西嶋定生[3]、堀敏一[4]等最有代表性。事实上，何肯的这部论著也充分吸收了前人积累的成果，但与此同时也显示出了自身的特色。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一）注重东亚文明圈中“大一统”与“多元化”的探讨。
就整个东亚而言，共同的文化认同往往仅适用于精英文化阶层，“核心（即华夏中国）”与“周边（即东亚各国）”、“中央”与“地方”、“教养贵族”与“普通民众”的文化差异始终存在。举例来说，从语言上看，前近代时期，汉字一直是整个东亚世界通行的书写文字。然而，东亚世界又存在着巨大的“语言裂层”，它横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语系，即以中国为代表的“汉藏语系”和以日韩地区为代表的“阿尔泰语系”。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内，古代中国南方地区的方言很可能是今天南岛语系的前身。为消除口音不同所造成的隔阂，制定标准汉字读音或者矫正汉字读音在华夏中国及东亚世界就十分必要。譬如，《切韵》作为隋初成书的一部韵书辞典，就反映了6世纪时南北士人认同的标准汉字音韵；8世纪的日本律令也明确规定，宫廷之内所办官学必须设置正音博士，专门监督汉文经典的正确音读。而且，即便精英阶层知书识字，但他们仍会使用不同的口头语言。比如，日本平安朝官方史书《续日本纪》保留了62篇天皇口头发布的“宣命”（即“诏敕”的一种），就显示了当时日语口头文化的诸多特征。在论述东亚世界的“共性”、“个性”产生的原因时，何肯对于儒学政治的作用给予了精彩解读。他认为，一方面，儒家文化诠释了“中国”的内涵，即“中国”并不是一方土地，而是一种文化，华夏文明的最关键特质是所谓的“礼”。“华夏”，抑或“诸夷”，更多时候并不是族群上的差异，而是文化上的区分。晚唐时人陈黯曾着《华心》一篇，就称“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 因此，汉晋之际“五胡乱华”时，华夏文明的中心腹地虽曾陷入胡族之手，但“中华”文化却能继续生存延续。 另一方面，儒家文化要求华夏中国采用平和的方式“教化”周边蛮夷，以肩负其“文明使命”。唐西川节度使韦皋在镇守巴蜀地区时，发现巴蛮弟子很少受学，于是“选群蛮子弟聚于成都，教以书数”。
此外，儒家文化还讲求“大一统”与“多元化”的平衡。正如《礼记》所言，“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一理念在周边国家也得到了认可，10世纪时，高丽人崔成志也称，“华夏之制，不可不尊，然四方习俗，各随土性，似难尽变。”
注： [1]Fairbank, John k.;Reischauer Edward O.; Craig Albert M.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73.中译本可参【美】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著，黎明等译：《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 [2]Murphey, Rhoads. East Asia: A New History. New York: Longman Pub Group,1996.中译本见【美】墨菲著，林震译：《东亚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 [3]详参：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1983年；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体制》，载氏著《西嶋定生東アジア史論集》第3卷，東京：岩波書店，2002。 [4]详参：堀敏一《東アジアの歴史像をどう構成するか—前近代の場合》，《歴史学研究》第276号，1963年；《近代以前の東アジア世界》，《歴史学研究》第281号，1963年；堀敏一：《隋代東アジアの国際関係》，唐代史研究会编《隋唐帝国と東アジア世界》，汲古书院，1979年，中译本见【日】堀敏一著，韩昇、刘建英译：《隋唐帝国与东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2002年；堀敏一：《中国と古代東アジア世界——中華的世界と諸民族》，岩波書店，1993年。
（二）关注早期东亚世界形成过程中的族群演进与互动。
由于篇幅所限，笔者暂以中国以及越南为例进行说明。对于早期东亚而言，华夏中国始终是文明核心，因此本书用了较长篇幅对“华夏”形成史进行了阐述，这其中中原腹地与北方骑马民族的互动尤为关键。公元3、4世纪时，汉与匈奴帝国相继覆亡，中国北部陷入了“五胡”统治中。何肯认为，“五胡”并不是单纯的游牧民族政权，而是一种融合了“华夏”特征的胡汉混合政权。它们虽然从北方草原侵入中原腹地，但此前一直都是汉帝国的子民，因此不能单纯地将其视为帝国外部的“入侵者”。西晋永兴元年（304 年），掀开“五胡乱华”序幕的匈奴人刘渊就长期定居并州一带并已高度汉化。刘渊本人长期作为匈奴人质，生活在晋都洛阳城内，而其所属的匈奴南单于各部，自西汉末年以来就长期居住在山西晋阳一带；又如，巴氐人李雄作为成汉政权的首领，本为四川本土先民——“廪君”的苗裔，但自公元前 4 世纪巴人为秦军收服后，他们就世代与华夏相连。换言之，氐人立国以前，已在华夏疆域内生活了六、七个世纪之久，因此完全可以视为“华夏”的一部分；同样地，羯人石勒也深受中原文化的熏染。石勒家族世代生活于汉地，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而且石勒既习胡人骑射之术，又深谙汉人农耕之事。从各个方面看，石勒似乎也与一般的汉人君主并无差别。晋太兴二年（319 年），他初登皇位后，便依照汉人制度，进行了大赦。他还“建社稷，立宗庙”，大兴儒教 ，实行了一系列的汉人统治政策。总之，汉晋时期的社会动荡与剧变并没有从根本上中断中华文化的延续性。这些所谓的“外族”政权始终都属于“华夏”，甚至其“华化”程度与华夏帝国相比也不落下风。这一时期，“中华”其实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概念，“胡族汉化”，抑或“汉人胡化”的情况，都会不时地出现。从长远来看，华夏帝国将会重新走向一统，而且融合了胡汉文化以后，它会变得更为开放包容。作为早期东亚世界的周边，越南的族群互动及演进史也很值得关注。从地理范围上看，越南北部地带从文化面貌或族群归属上与当时帝国南端的岭南地区无法决然分开。早在岭南并入华夏帝国之前，它一直是史前时期当地土著部落的聚集地，东山文化的考古学面貌十分特殊，已表明当时越南与东南亚广大地区存在明显的文化交流。与此同时，东山文化中的水稻种植及冶铁技术，可能与南越地区的文化渗透不无关联，甚至不排除与华夏北部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南越国统治岭南期间，国境之内仍充斥着大量未曾汉化的越人土民，越人的自治局面得到了延续，而从中原而来的秦汉移民只是南越国风俗转变的文化因子。东汉初年，征氏姐妹的叛乱遭到汉帝国镇压，此后关于雒越地方酋首的记载完全不见于史籍，何肯推测他们或许是与北方而来的移民融合后而形成了新的地方族群。大约从公元 1 世纪开始，北方的汉朝移民不断涌入到红河河谷地带，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大大加快了这一地区的文化融合进程。这时，红河河岸上的交趾逐渐崛起为华夏帝国最南端的海上贸易港口。不过，在岭南内部，土著蛮夷族群的残部仍有广泛分布。譬如，在广州以南的两广深山之中，常有俚人蛮部杂处其间。据《南州异物志》载，“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在山险，不用城”；此外，沿着今中越两国的边境及其以西地区，还生活着一群“啖人”的乌浒部落；在两广之间，还栖息着一群“文郎野人”部落。
两汉至隋唐时期，岭南名义上一直都是历代中原王朝的郡县，但是红河河谷地带基本上仍处于半自治状态，甚至有时还公然建立自治政权，这即是何肯所称的“豪族政治”。例如，汉末三国时，士燮割治交趾长达四十余年，百姓尊其为“王”，士氏家族基本垄断了岭南的政治；南朝梁时，龙兴（今属越南）望族李贲起兵叛梁，企图割据自立；隋一统后，俚人李佛子试图僭越称帝；唐初，丘和治理交州“凡六十年余”，且“富埒王者”，与割据政权并无差别。
此外，何肯还提示，交州作为中国的边远州县，始终处于周边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4、 5 世纪时，与交州南端接壤的林邑国日益“印度化”，屡屡为患交州；唐代宗大历二年（767 年），“昆仑阇婆（今印尼爪哇一带）来寇，攻陷州城”；9 世纪中期，交州西北端的南诏国开始崛起，并两次出兵侵占交趾，交州死伤人数多达 15 万。最终，晋天福四年（939 年），吴权（Ngô Quyền，898—944 年）称王，定都螺城。自此以后，越南从中国版图中长期独立，并最终演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民族国家。 此外，何肯对于佛教东传、海外贸易的探讨也颇见新意。而且，何肯十分注重史论及平叙的结合，文中不时摘录的典故也大大提升了本书的可读性。限于篇幅，笔者不再一一展开，留待读者们细细品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