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中国，十年变迁

1、人

拍完《小山回家》后，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用7分钟的长度，全片十分之一的时间，而仅仅两个镜头去表现民工王小山的行走呢？我知道，对他们来说，这7分钟足足等于28条广告，两首MTV……我不想再往下计算，这是这个行业的计量方法，是他们的方法。对我来说，如果有一个机会让我与别人交谈，我情愿用自己的方式说一些实话。所以，我决定让摄影机跟踪失业的民工，行走在了岁末年初的街道上，也就是在那段新旧交替的日子里，我们透过摄影机，与落魄的小山一起，游走于北京的寒冷中。这长长的7分钟，与其说是一次专注的凝视，更不如说是一次关于专注的测试。今天，当人们的视听器官习惯了以秒为单位进行视听转换的时候，是否还有人能和我们一起，耐心地凝视着摄影机所面对的终极目标，那些与我们相同或不同的人们？我们关注人的状况，进而关注社会的状况。我们还想文以载道，也想背负理想。我们忠实于事实，我们忠实于我们。我们对自己承诺——我不修改。

准备写《寻路中国》读后感之前，突然想起上面这段贾樟柯在《我的焦点》里的小作文儿。那么为什么彼得·海斯勒的所谓“他者”视角让我联想到一位中国导演的“我者”叙述呢？不言而喻，海斯勒在这书中呈现出的历史细节和解读视角正如贾樟柯所代表的电影观——凝视底层者。

彼得·海斯勒有两重身份，一名记者以及一名外国人。作为一名记者，他需要用一手资料客观记录下所见所闻；而作为一名外国人，这些见闻恰恰容易被“他者”化。可贵的是海斯勒用了近十年时间深入中国腹地，用亲身体验写出“中国三部曲”，突破了以往的西方对中国的书写，努力冲出西方中心话语对东方的俯视。他展现了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下形成的哲学生存范式以及在宏大的改革浪潮下小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命运走向。

他在文章中写搭车的形形色色的农民；写宁鲁村通过自学研究长城历史的老陈；写黄土高原挖树坑而工资是几袋泡面的村民；写安寺村三兄弟他们拄拐棍的爷爷；写在外当了两年保安后回到三岔村凭着精明勤奋成为小企业主的魏子淇；写三岔村82岁的裹脚老太太抱怨孩子们很少回村里看她；写马玉发如老棉鞋般缓慢贫穷的日子；写因身体羸弱被迫测八字更名的小魏嘉；写魏子淇的傻子哥哥；写四处奔波的脱衣舞马戏团成员；写深受励志文学影响的贵州农村的化工师傅小龙；写拿姐姐身份证找工作刚满15岁的陶玉凤；写自学成才的胸罩调节环厂罗师傅......

海斯勒虽然生长在西方话语的环境中，但是他有意识淡化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他对他遇到的这些普通人常常赞叹他们“面孔很美”。海斯勒的“凝视”是一种“寻求理解”，而非“寻找差异”。在访谈中他曾说他是一个“旁观者”，但在涪陵、三岔，他还是一个老师、魏家的好友，比起旁观者，他与这些群体的关系又有些不同。所以当小魏嘉生病住院时可以看到海斯勒把自己当成“参与者”流露出的伤感，“魏嘉已经醒来了，他的脸色依旧苍白，但他还是对着我笑了一下。我跟他约定，只要他一好起来，我就带他去动物园。我坐了辆出租车回到家，洗了个澡，一个人吃了晚饭。夜里，我感到一阵麻木。一刹那间，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起来，感到十分的无助，竟至无法呼吸”，这种情感远非“旁观者”能体会到。

2、从乡村到工厂

彼得·海斯勒在2001年以“进入”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时候，恰逢大的经济发展浪潮，他面临的是长江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腾飞和中国乡村社会的衰败。在他笔下，小魏嘉作为三岔村最后一个儿童含有非同一般的隐喻。在大的变革之下，和机遇越来越多的城市相比农村发展缓慢，资源紧缺，彼得·海斯勒曾感慨道：“在中国北方，我开着车越往前走就越不明白，这些村庄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城镇，要预测未来不算太难，至少从发展这个角度来说是这样。我在各个村庄停车的时候，看到的只有老年人、残疾人，还有就是年龄很小的小家伙。那些人进城务工后，把孩子留在家里，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抚养。打工者们……对北方的很多村庄来说，那么多小孩子仍旧需要在农村长大，他们可能是这些地方住过的最后一代人”。他也问过魏嘉长大后想干什么，小魏嘉对未来的选择其实就代表了村落最后的结局，魏嘉说，等有一天离开村庄后，他会到北京去住，就住在后海的边上。

当海斯勒拿到驾照那年开始在北京以北的农村寻找第二个家，他一连走过好几个被人遗弃的村庄。这样的村庄散落在燕山麓，紧挨着长城。这些地方一直很难种植庄稼，人们对外出务工的诱惑几乎难以抗拒。“在有些地方，人们似乎离去得十分匆忙。石磨翻覆在地，泥土地板上散落着垃圾，房屋只剩下框架，与沉寂的墓碑比肩而立。土墙已经开始剥落这些房子比明代的防御工事还要衰落破败”。每当海斯勒看见这些空荡荡的村落时就会慨叹：来晚了。历史上的辉煌与如今的衰败形成鲜明的对比。

理解了作者的慨叹，就理解了《寻路中国》的副标题“从乡村到工厂”了——当他在三岔村看到道路建成时，当他看到一批批北京游客来“农家乐”时，他知道乡村的历史开始画上句号。道路代表流动性，农村的年轻人从此有了通往外界的桥梁，他们也将是城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工厂里大批的后备军。

在海斯勒“微观”调色板下，以乡村与工厂所代表的中国底层社会群体来展现中国形象的主体，他的“凝视”甚至比我们自己看到得的都更丰富。他曾表示，“一个人若是以为他所站立的地方是中心，那展现在他眼中是很扩散的事物; 而要是他是从外面慢慢走进观看，那么这个文化看起来将会变得不一样。”他所写的对于我们来说近在咫尺又远隔千里，尤其从精神来丈量距离。俄国文学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说，“生活在海滨的人们，伴随着海浪潺潺之声长大，早已听不到这种声音了”。所以当我们“回”到2005年的工厂时，我们觉得如此陌生。

厂里面读书最多的人要数高老板，也不过就是在财贸学校读了两三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高老板和王老板的家里靠种植水稻为生，罗师傅出生的地方，是一块棉花地，掌管胸罩衬骨的老田，曾经在家种过水稻：小龙的父母亲靠种植茶叶和烟叶为生，陶家人精通的是小麦和绿豆，那位秘书一差不多算是会计吧，因为记账的就是她。一位从前的相柑橘种植户现在在厂里操控起了金属冲压机。还好，他们种植的这些农产品被他们抛在了身后。这些曾经的农民们现在生产的是两种吃不进嘴的东西：薄如剃刀的胸罩衬骨，以及重量仅有零点五克的胸罩调节环。在中国，差不多每个工厂都有类似的故事。人们也许缺少正规教育，但他们来到了这样的环境里，被强迫着边干边学。最重要是，那是一大批人。在全国的十三亿人口里面，年龄在十六岁到六十四岁之间的人占到了百分之七十二。在现代史上，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过这么高比例的劳动大军，要他们离开自己的老家也远非难事。各地的道路都修好了，务工网络也建好了。

海斯勒认识了两位温州创业者，王老板和高老板，通过他俩，海斯勒慢慢认识了其他务工人员。这些新生的民工群体正走向历史舞台，给这个舞台带来极大的活力。从海斯勒笔下的罗师傅、小龙、陶玉凤等打工者的奋斗经历来看，虽然他们跨越了贫困，但也夹杂着辛酸苦楚。事实上整个务工群体的构成相当复杂，丽水的新兴工业城镇具有代表性但不具有全面性。

“在中国，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以每年大约一千万的速度上升着，而直通内陆省份的长途客运线路更是数不胜数。……在开发区建设的第一年时间里，外来务工人员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在尚未完工的街道上——一群没有工作的人，刚刚来到了这个还没有修好公路的地方。不过，他们知道，有的工厂已经发出机器轰鸣声了，而更多的人肯定会接踵而至，早到一步就是优势。”

记者曾问海斯勒，“你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海斯勒答道：“物质层面上的改变是最巨大的，从人们不断改善的工资、房屋，到快速发展的城市。那么多人逃脱了贫困的窘境当然是非常好的。从来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能够这么大规模地做到这样”。总体而言海斯勒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流变中的中国，尤其是书中透出的强烈的人文关怀。有人曾定义说，“虽然一定程度上带有作者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乌托邦想象，但同时也突破了西方文学作品中对中国人形象的刻板印象，使其呈现出新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