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婆的分娩往事所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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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与老婆聊天，无意间聊到她生孩子的往事，在生孩子之前我们通过关系给到妇幼保健院相关负责人好处，旨在希望整个过程更加顺畅。
可是没想到顺畅过度了 —— 分娩时段我在休息室焦急的等待时，产房门突然打开，护士满脸笑容递给我正在响的手机，原来是一个朋友的问候。我突然想起产前我将手机放到老婆衣服里了，但这可是分娩期间啊！这么紧张的时段，你护士还特意出来给我送手机搞-森-麻！我赶紧让她赶快回去干正事。
讲完故事老婆回应我说，其实当时你是可以进去的。
我不知道她说的「可以进去」是因为我们给了医院好处还是其他，但我当时真实想法是不敢看。
今天阅读美国精神病学家哈里斯的《我好，你好》著作，书中提到一些医院通过允许丈夫在妻子分娩时陪伴的策略，让我再次重构对分娩陪伴的理解。
书中说，通过现场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妻子减轻身体的紧张感与孤独感，双方通过协助的方式共度难关，最大幅度减少妻子产后抑郁的可能性。哈里斯最后总结到：
如果夫妻用这样得方式共度危机，那么，他们就能战胜未来人生中可能遇到的其他危机：「如果我们这次能够成功，以后我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如果我们这次能够成功，以后我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是的。
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理解，夫妻两人通过共患难的方式协作，就天然在彼此大脑中形成闪光灯式的自传体记忆，这种记忆具备稳定的独特性、显著性和个人相关性，它对大脑记忆与情感的影响会非常明显，进一步影响个体的价值观、信仰、态度以及行为。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允许丈夫在妻子分娩时待在产房策略，就相当于给夫妻二人大脑中植入了一个锚定 —— 「这就是我们」。
老婆是剖腹产生下的儿子。我这时候不禁想，如果，假设是如果，我当初鼓励她顺产，并致力于要求到产房现场陪伴，她对于生孩子的恐惧感是否会降低很多从而改变出生方式呢？
虽然我没有机会再次进入产房，但哈里斯启发我，在未来依然可以创造更多夫妻之间合作共处的机会。这个满是科技与媒体冲击下的时代，家庭成员之间原有的陪伴、倾诉、共处已经被大大稀释，「我们」这个词显得更为珍贵。一场没有孩子参与的电影、一次相互之间坦诚的沟通、一个包含彼此共同目标的计划商议，这都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Ref
《我好，你好》Tomas.A.Harris
230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