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恭后倨的罗尔纲

看周作人的文章之余，翻一些杂书解闷。看的是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正文后有长长的附录，都是关于胡适的资料与批评文章。
我有时喜欢乱翻书，把这当成是一种休息与放松，这里所谓的“乱翻书”，当然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乱翻，往往一目十行，观其大略即可。
这必须是我所认为第一等以下的书，档次越低，翻得也就越乱越快。有些文章实在不堪入目，看它们有如没病喝药般自讨苦吃，那也就只好敬而远之了。一等的文章我反复细读，次一等的则翻之，三流文章乱翻之，不入流的文章，如内容无甚可取处，而又非工作上的需要，则一般不去看它们，以免污眼，且又浪费时间。
有句诗说“曾经沧海难为水”，读书也是如此。看了好文章，再看次品，觉得层次分明，文章得失的确是不由天，而在于人，人与人之间思想见解情感趣味上的差别，均可于其文章中窥见一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些话都说得很精彩，也很到位。不着调的人，说不着调之话写不着调之文，也正在情理之中，不必苛求。不少大作家说必须读经典作品，这在我看来是很好的教训，应谨记不忘。读书人如有闲暇，也可看经典以外的杂书，杂览也是很重要的，如同阅人多者见解自然更广阔更高明。也有人说看第一流作品的同时，也可以看看最低级的东西，这也是很有意思的说法。我们知道了趣味、智慧与美好，如果心有不足，还要看一眼俗恶愚蠢与肮脏，那也未为不可，但前提是必须要有识见力。
罗尔纲此书看后略作了些笔记，如下。

《师门五年记》文笔太过谦卑。开篇写道：

“1930年初夏，我快要在上海中国公学毕业了。那时候，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子：一条是学习创作，另一条是研究历史。我是喜欢创作的，也同样喜欢研究历史。究竟走哪条路呢，使我徘徊。后来经过再三考虑，看清楚我自己是个易于伤感的人，浪漫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我对人生的经历又很浅薄，要去创作，也是不适宜的。因此，我便坚决的选择了研究历史的路。”

写在胡适家的寄宿生活，文笔之谦卑，可以想见作者之为人：

“……我在师家不过是一个抄写人员，地位十分低微，而师家常常是名流满座，在那种场合下，我这个既敏感又偏狭的人，不免会起自卑感，适之师却早为我顾到这点，每逢我遇到他的客人时，他把我介绍后，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无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于太自惭渺小。有时遇到师家有特别的宴会，他便预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先生到了他宴客那天把我请去做客，叫我高高兴兴的也做了一天客。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让他发生变态的心理，竟体贴到了这个地步，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到流起热泪来。……”

《胡适琐记》文笔则与《师门五年记》迥异，书中对于胡适不再热情肉麻地称师，而是直呼其名，毫不谦恭，甚至略有不逊之意，前恭后倨，即此亦可想见作者之为人。世态炎凉，往往如此。
本书附录之《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值得一看，可惜只是节选。

〔附 录〕读《胡适全集》时摘录的有关罗尔纲的信及日记

一、胡适1936年致罗尔纲信
我在《史学》（《中央日报》）第十一期上看见你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很想写几句话给你。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们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地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
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
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二、胡适1937年2月21日日记
读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一册。下午尔纲与吴春晗同来，我对他们说：“做书不可学时髦。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例如第132页说：“这种种的改革，都给后来的辛亥时代，以至五四运动时代的文化运动，以深重的影响。”我对他们说：“我们直到近几年史料发现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国时代有一些社会改革。当初谁也不知道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响呢？”
但此书叙事很简洁，是一部可读的小史。

（2008年7月17日记）